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著作。还在延安时期，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个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这说明在写此信之前，毛泽东已经读过一些鲁迅的著作，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能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均注明“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这套书印装别致，做工精细，非常珍贵。

　　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就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事忙碌、环境简陋，但他总是忙中找闲，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三卷《鲁迅全集》，这是毛泽东爱读鲁迅著作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同读其他著作一样，常常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一边读，一边划，文章读完了，书上也画满了直线、曲线、圈圈、点点、三角、问号等多种符号和标志，同时还留下一些简明的批语。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画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个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898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的《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到什么程度。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后来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做了很高的评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为大会题词。毛泽东的题词，一则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另一则就是:“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对于那套精装别致的《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
，毛泽东不少的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到中南海居住之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分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出访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走。在赴莫斯科的途中，他有时还读鲁迅的著作。

　　到了莫斯科，有不少外事活动。可是他还利用零星时间阅读鲁迅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驻地，离开饭时间不到半小时，他又拿出鲁迅的书读了起来。开饭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轻声催他吃饭。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他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还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20来页书看完才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的《鲁迅全集》。

　　毛泽东对鲁迅的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的，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1934年作，1935年12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1924年—1925年，1926年8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3月2日”前添加了“1930年”。《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8月12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8月12日”前添加了“1931年”。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年近80高龄，精力体力等都远远地不如以前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读鲁迅著作的兴趣依然未减。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毛泽东生前很爱欣赏名家字画和那些书写名人诗词、著名警语、格言、楹联等等的名人墨迹。鲁迅的这本手稿，都是在“语丝”稿纸上，用毛笔写的行书体墨迹，字迹清楚，运笔流畅自如，所以毛泽东常常翻看。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