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忠作品选与写作谈》近日出版,其中涵盖了新闻、论文、评论、调查报告、散文等各类文体,并伴有很多采写体会。与其他同类作品集不同的是,它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与权威专家为其撰写序言。
翻阅这套230万字的作品集,我们可以看到,一篇篇作品历经历史风雨而魅力不减,透过岁月烟尘仍光彩夺目。原因何在?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专访了这套作品集的作者王开忠同志。
记者:您这套书让很多读者感动,最感动的是您那不畏艰辛的精神。您觉得通讯员必备的素质是什么?
王开忠:写稿必须能跑路。我开始在连队当战士时每天盯着报纸找题目,坐在屋里编稿子,几个月写出二三十篇稿件都未被采用。指导员看我愁眉不展,便劝我多到训练现场、施工一线跑一跑。从此,我一旦了解到有好的新闻素材,不管路程有多远,都马上跑去采访。调到团机关以后,我仍是三天两头下基层寻找报道线索。铁道兵修铁路驻地分散,大多在边远山区,我经常爬高山、钻密林,涉江河、走险路,去采写有价值的新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铁道兵宣传部每年都公布一次人员刊发稿件情况,我经常排在前几名,有时还夺取头名。铁道兵系统写稿者成千上万,仅师、团专职新闻干部就有一二百人,个个都是写作高手,作为一名基层的通讯员,能排在这么多人前面,我想都不敢想。
铁道兵改工后,我到了铁道部工作,5年中40多次深入崇山峻岭的建设工地采访,写出300多篇稿件被媒体采用。大秦铁路工地很多路段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很多工点沙石满山,荆棘遍布。一天晚上我去工区采访,因天黑看不清桑干河畔的山路,被石头重重地绊了一跤,在山坡上打了好几个滚,差点掉进河谷。职工们看到我穿着被尖石划裂开三四十厘米长口子的裤子,都大笑了起来。就这样,一个多星期我跑了100多个工点,写出长篇通讯《海一样的胸怀》在《人民日报》重要版面刊登。
记者:我从您作品中看到,您身上有一种不知疲倦、连续作战的劲头。您的动力从何而来?
王开忠:就是为了快出作品、多出作品、出好作品。20世纪通信技术落后,发稿几乎都靠邮寄。铁路施工大都在山区,邮寄不方便。为了使稿件赶快发出去,提高新闻时效性,我经常稿子写好后马上请假将其送到山外邮局。我怕影响工作,常趁夜晚步行几十里山路去寄稿,一去一回,往往需要一整夜时间。那时年轻,精神很足,即使一天一夜不休息也不感到疲劳,第二天照常工作。有一年大年三十,部队打隧道创造了铁道兵纪录,我下午六点写好报道,顾不上吃年夜饭就出山送稿,回到单位已是大年初一中午了。2001年,我作为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督查组成员到甘肃农村调研,回京后星期五写好调查报告后,又利用手中素材在周六、周日赶写新闻稿件,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口气把文章写好。由于及时,稿子很快被《人民日报》刊用。
其实,我在基层当通讯员时就养成了这种连续作战的习惯。有一天,我听说一名战士乘火车丢失钱包后,又在途中捡到一个装有现金的提包,他宁愿饿肚子也不动里面一分钱。我感到这件事很有新闻价值。当时,这名战士在几千里外的江苏执行任务。我正准备从山西回江苏探亲,立即向领导请假,利用探亲的机会前去采访。我坐了一夜一天车到达目的地后,感冒发烧到39度以上。同志们看到天色已晚,劝我休息一下再去采访。我怕采写晚了新闻失去时效,便连夜找这名战士和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情况。我完成写稿、审稿、发稿程序,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了。稿子很快被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等10多家报纸采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作了介绍。
我业余写稿几十年,“时间第一”观念一直不变。我50多岁时,带领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先进事迹报告团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报告。官兵们“升旗、护旗、爱旗、讲旗”的故事让师生们很受感动。报告会一结束,我顾不上吃午饭,马上采访了一些师生,写稿发给人民日报,第二天下午报社收到稿件当即编发,次日见报。
记者:您在工作中“搞副业”,1400多篇稿件被省市以上媒体采用,请问哪来这么多写作时间?
王开忠:一个字,就是“挤”。和职业记者不同,通讯员要充当好双重社会角色,处理好“业”和“余”的关系,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比别人多干一项工作——挤时间采写稿件。
几十年来,我每天都坚持挤出两三个小时来写稿。中宣部工作很忙,常常晚上加班到七八点甚至到深夜才回家。尽管这样,我仍不忘写稿。双休日、节假日,只要单位不加班,我都抓紧时间写稿。我40年中的所有春节几乎都没有真正歇过、玩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稿纸旁、电脑旁度过的,收获了80多篇作品。我白天写稿,晚上睡觉时还经常想着稿子的事,有时深夜两三点钟突然想出一个好思路,或者一个好观点、一个好句子,马上开灯起床,拿起纸笔把它记下来,几十年从未中断。
家人和朋友常劝我,何必自找这个苦吃呢?我说,习惯了,也不感到苦。其实,这是苦中有乐,每当媒体采用了自己的稿子,报道了好人好事,宣传了先进思想,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记者:新闻、论文、评论、调查报告、散文等各种文体您都写,《人民日报》米博华副总编评价您这些“写得都好”。您是怎样打下这些功底的?
王开忠:笨人多学。我有过教训。一次,我写了一位内燃抽水机司机学习业务的稿件,说他在很短时间内不仅掌握了抽水机3号保养技术,还学会了2号保养技术。稿子见报后,一位内行的朋友告诉我抽水机3号保养比2号保养复杂,凡是会3号保养的司机都会2号保养,所以你这个说法不妥帖。我闹了个大红脸,心想如果当时稍微懂得一些机械保养常识,就不至于弄出这样的笑话。
从此,我的床头多了政治、经济、技术和新闻方面的书籍,还养成了拜师学技的习惯。在连队当通讯员时,我经常在星期天跑到几十里外的团机关向报道组的同志学习;听说《解放军报》的记者到基层采访,不管路途多远,我都跑去向他们请教;在铁道兵宣传部工作时,不少中央媒体的同志都是我经常拜访的老师。
我还向报刊上的范文学习,只要看到好作品,就把它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我还把它们归类,如消息分为人物消息、社会消息、经济消息、科技消息、军事消息等,通讯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等,时间一长,积累颇丰。铁道兵修铁路经常搬家,我宁可扔掉其他东西,却从不舍得丢掉这些剪报。调到北京铁道兵机关,厚厚的15个剪报本一本不少。此后,我在北京又搬了四五次家,夫人、孩子多次劝我把那些发黄、破旧的剪报本扔掉,可我宁可把一些旧家具处理掉也舍不得把这些剪报本丢掉。
2000年,得知北京师范大学招收教育心理学博士,我考虑到丰富心理学素养、探讨新闻实践中的心理现象,对写作很有帮助,便考取了这个专业,当时我已经49岁。3年学习令我受益匪浅。我运用心理学知识写出《现实与祈盼》一书,提出的对策被《人民日报》摘登;之后我又写出《重视心理学知识的运用》和《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运用心理学知识》两篇稿件,先后被《人民日报》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刊用,后一篇还被《光明日报》和《新华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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