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夜晚，数百名日军在“扫荡”时袭扰晋察冀画报社驻地——曹家庄。接到转移通知的雷烨立即放下手中工作，但并未跟随大部队离开，而是指挥村民转移。次日拂晓，村庄被日军包围。雷烨因疏散群众延误了最佳撤退时机，又因对当地地形不熟，在转移时与日寇遭遇。短兵相接中，雷烨身负重伤。生死关头，他果断选择掩护警卫员突围。见警卫员执意不肯，雷烨斩钉截铁地说：“要死死我一个，你们快撤。这是命令！”

    两名警卫员成功突围后，孤身一人的雷烨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这名视死如归的摄影战士，为了不当俘虏，在砸毁心爱的相机和自来水笔后，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围剿”，而晋察冀画报社始终是敌人要剿灭的重点目标。画报社在一次次与敌人的斗争中转移，人员从120多人减员至六七十人。

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摄影战士来说，1943年是极为悲伤的一年。雷烨等摄影战士在年初牺牲后，晋察冀画报社在年底又遭到了重创。

1943年12月，晋察冀画报社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柏崖村遭遇日军“扫荡”。危急关头，沙飞和警卫员赵银德背着装有底片的牛皮包向外突围；时任晋察冀画报社政治指导员赵烈率领部分人员担任掩护。

当大部分人员突围成功时，赵烈回过头来一看，发现有几个人还在村里未能冲出来。于是，赵烈奋不顾身地返回村里援救战友。

赵烈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一名年仅23岁的摄影战士，就这样英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这次突围中，晋察冀画报社全体人员践行了“人在底片在”的誓言，几万张底片无一损毁，而赵烈等9位同志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柏崖村。

日军撤走后，大家从赵烈身上发现了那本雷烨留下的相册。小小的相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染上了两位摄影战士的鲜血。

雷烨、赵烈等一大批摄影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一线，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如何将摄影装备从艺术或新闻工具，转化为政治动员与民族救亡的武器。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抗战史定格了真实、生动、有力的视觉证言。这是血雨腥风中不屈的“视觉火炬”，伴随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漫漫征程。

四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诞生了这样一幅图片：在东方欲晓的天空背景下，一名新四军战士骑在骏马之上，吹着手中的军号。

这幅取名《破晓》的照片，后来不仅在多家杂志上刊登，还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上。

拍摄这张照片的，是时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张爱萍。

20世纪20年代中期，尚在四川达县上中学的张爱萍，第一次来到照相馆，就被橱窗里的照片吸引住了，由此埋下了摄影爱好的种子。自那以后，受经济条件制约，无法拥有一架照相机的青涩少年，凡是遇到与摄影相关的书籍便找来认真阅读。

在倥偬的戎马生涯中，怀揣摄影梦想的张爱萍，终于等来实现梦想的机会。在苏北抗日战场上，新四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架德国造的徕卡相机。从此以后，官兵看到了这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身上，除了手枪之外，又多了一件“武器”——徕卡相机。

在南征北战、兵戎相见的抗战前线，张爱萍用相机记录了《八路军南下部队挺进苏北平原》《收复青阳》等许多珍贵的战斗瞬间，也定格了众多抗日军民的战斗、练兵、生产、工作、学习与生活等场景，留下了千余幅既有艺术价值又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照片。

1981年12月的一天，国防科委摄影美术汇报展览在北京举行。张爱萍在参观结束后欣然命笔：“妙笔，纤刀，闪光镜，三千毛瑟莫当！”

这是张爱萍对摄影实践的深切体会，也是对那些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影像作品给予的高度评价。

历史不会忘记，当抗战的烽火熊熊燃烧时，有一群无私无畏的勇士，带着妙笔般神奇的摄影器材，携着纤刀般锐利的镜头，义无反顾地冲向抗日第一线。那一张张照片，如同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刃，亦如鼓舞全国人民奋起的战鼓。

三千毛瑟莫当！这些摄影作品以直观而震撼的方式，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成为抗战史上永不磨灭的铁血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