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说，张闻天性格文静，从不急躁。毛泽东讲话，幽默生动，而张闻天讲话，哲理性强，条理清楚，但不太生动。跟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常常开玩笑，而张闻天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张闻天从不讽刺别人，挖苦别人，讲话总是很正经。

　　张闻天作报告，一般事先拟个提纲。他写东西，写得很快。一般先打草稿，然后左改右改，很认真，遣词造句很考究。

　　虽说张闻天是位“书生”，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他的品格。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煽动红卫兵抓“叛徒”，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他们要把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打成“叛徒”，并且追究责任，说成是刘少奇搞的，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张闻天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此事经他批准，该由他负责任。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刻，仍挺身保护战友刘少奇及那六十一人，是很可贵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英和张闻天一起，受尽折磨。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

　　从1969年5月16日起，张闻天和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据刘英回忆：“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樯，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即便如此，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张闻天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这样当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不太重又好拖，她不会因拖把不干净而拖不净地板遭看守的斥骂。她呢，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干净。如此这般，他们被囚禁523天，夫妇俩“人不见面心相见”！

　　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他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流放生活。张闻天被迫改名为“张普”——那是张闻天自己取的，意即“普通劳动者”。

　　经过长期折磨，张闻天已病魔缠身。经再三请求，夫妇俩总算获准回到无锡“闲居”。到了无锡，已是1975年8月。

　　年逾古稀的张闻天，已是垂暮之人了。冠心病、肺气肿、心绞痛，一齐向他袭来。他自知不起，在1976年4月下旬，向刘英嘱咐道：“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张闻天要妻子当场写下了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刘”。

　　这年7月1日，是刘英永远难忘的日子。早上，张闻天听罢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的“七一”社论广播后，对刘英说：“很失望，讲来讲去还是那些东西。”那时，姚文元把持着宣传大权，讲来讲去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之类的空话、套话、假话。

　　他喝了几口米汤。

　　下午5时许，他的病情突然转危。刘英急请护士来，打了强心针，无效。七十六岁的张闻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再多活三个多月，便可亲耳听见“四凶”被擒、乾坤扭转的喜讯……

　　197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追悼会，悼念张闻天同志。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刘英以张闻天夫人身份出席大会，一个个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紧握她的手，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经过时间的淘洗，张闻天终于被历史所承认——他是闪光的金子！一切横加在他身上的污言浊语被洗清了，他的高贵的品格受到了尊重。刘英无限宽慰。

　　刘英晚年，忙于完成张闻天的未竟之业。在那乌云压城的日子里，张闻天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以“自己的脑袋”思索，写下大量力透纸背的论文和笔记。生怕文稿落入“四人帮”爪牙手中，王震对刘英说：“放在我那里吧！”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论稿，在雨过天晴之际，收入《张闻天选集》问世。系统收集张闻天著作的《张闻天文集》，也在刘英和编辑组的努力下，一集接一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