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庐山会议前期认为陈云“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困难时期陈云重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时,对经济形势的清醒估计和对经济调整的果断决策,在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时他所支持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都遭到指责。这样,当我们党回过头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左”祸猖獗时被称赞为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的伟大创造的东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偏离,而当时被指责为错误的一些东西,其实倒较为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只有不但从正面经验而且从反面教训来看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八大后十年间陈云和其他被错误地批评过的同志以特殊方式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做出的特殊贡献。
十年“文化大革命”,陈云实际上被排除在中央领导集体之外,不是被批判(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是被外迁。这时的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已经难有影响之力,而历史的天空虽然仍不时出现阳光,总的说来却似乎是被不断翻滚的黑云遮断了。
(三)
但是,历史却又揭开了崭新的篇章。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党实现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推动和支持粉碎“四人帮”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继毛泽东之后担任党的最高领导的同志在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这个主张,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在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而导致在前进中出现两年徘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的核心,陈云再一次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航船才真正完全拨正了方向。
在这个历史时期,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做的,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而拨乱反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陈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老成员,又参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主要在拨乱反正中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支持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恢复和重新确立毛泽东提出和曾经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做出了贡献。
其次,在两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要求解决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党的历史上几个重大政治案件。第一次发言,即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被当时主张“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冷落了和批评了,第二次发言,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则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有力地打开了拨乱反正深入发展的局面,终于导致全党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
第三,积极参与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设计和决策。建议增写一个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前言,极大地加强了这个决议在充分估计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方面的分量。如果只写建国以后的三十二年,尽管努力加重这三十二年中积极成就的亮色,但错误联绵并且越来越重,总不容易克服给人们心头带来的阴影。六十年一写,情况就不同了。正如陈云所说:“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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