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全国范围的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更是全未经历过的事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总揽全局，陈云则在他们指导下做了经济战线的总指挥。平津宁沪解放后的平抑物价，全国解放后的统一财经，工业化初期的五年计划和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和改造，所有这些新课题，陈云作为总指挥，深入细致地调查，反复比较地思考，果断地创造性地决策，在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中创造新经验，形成新理论。尽管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有些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它们既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精华，又是陈云贡献于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个集体智慧结晶在建国以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陈的理财能力，毛在建国初期就很称道，说他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出来，可称之为“能”。一九五〇年任弼时逝世，陈云继任中央书记。八大时，毛、刘、周、朱、陈被选为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为总书记。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特别就邓和陈作为中央常委候选人的品质和能力作了推荐。对陈的评价是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就是说，建国以后和八大以后，陈云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全国，在重要的政治场合，那时悬挂的领袖像，就是这六个人的像。这是对这六位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对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贡献、对他们在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表示的崇敬。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八大文献(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第二次结合的新的探索的良好开端。周恩来和陈云等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关系布局的八大发言，以及他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思路和总体方案，是这个良好开端的鲜明亮点。

　　但是，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后，“左”的思想发展起来。第二次结合未能顺利实现，而是在“左”和纠“左”的反复中起伏。党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正确趋向的主要代表者是毛泽东，别的领导同志也与有力焉，错误倾向(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主要代表者也是毛泽东，别的同志也不是没有份。邓小平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这样的话，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道德。不过，就陈云的情况来说，大体是，“左”的错误一来，陈云的一些稳妥见解往往是被批评(如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和被冷落(如八届六中全会时陈云不赞成发表标志大跃进成果的“四大指标”)，而在纠“左”的时候，陈云又往往被想起(如八届七中全会肯定陈云不公布大跃进“四大指标”的意见正确，会后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当年的钢铁指标，称赞陈对经济工作比较有研究，说让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