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时候,毛主席又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决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的意见又不被重视,靠边站了。这时,他就潜心研读马列著作,以弥补工作繁忙时读书读得少的缺憾。当组织上需要他出来工作时,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尽职尽力。例如,1959年的钢指标,经过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已分别降到1800万吨和1650万吨。但毛主席仍然放心不下,特地委托陈云同志进行研究。陈云同志带领财经小组成员,连续听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经过认真计算和综合分析,提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5月15日,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钢材定为900万吨太少的提法,勇敢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
七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在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又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如实地分析严峻的经济形势,深入地研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在刘少奇同志主持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首先发表了讲话,大家三言两语插话作补充。少奇同志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同时请富春、先念同志也一起讲讲。2月26日,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会后,毛主席、党中央批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同时批转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报告,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反响很大。各地要求扩大传达范围,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这一要求。陈云同志的报告起到了使大家了解全局,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的作用。
当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采取的关系全局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他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后来毛主席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二是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60亿元。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够了,怎么办?就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搞了几种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的高价商品,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三是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陈云同志说,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因为在当时,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这些措施,对于迅速扭转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八
1976年,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云同志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我在“管制”中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真是心中大快。1977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