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这种对自己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批示说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在个人生活上，陈云同志更是严于律己，有时到了几近苛刻的程度。他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外地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要看看他，人已到了住地，我只好进去请示，可他就是不见，那位同志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春节，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就和过节一样。

　　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建国后，为了养病，他把听评弹录音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并和评弹界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一年，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他说：“可以见见他们，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还是要严肃一些。”他公私非常分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交给我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还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他不要。

　　那时，陈云同志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给儿童福利基金会兴办的希望工程和曲艺家协会筹建的北方曲艺学校等项事业。但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稿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