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那几年，正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趋于完备、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时期，也是陈云同志已经步入晚年但仍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通过在他身边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他对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运筹帷幄，亲耳聆听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了他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他的高风亮节。他那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勇于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在这方面，他自己首先做到了。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行着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做“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上世纪60年代的那次国民经济调整，陈云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城市人口，从而使经济迅速好转的事，大家都清楚，不多说了。就说70年代末的那次经济调整，开始时，阻力也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20亿美元，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买方信贷的使用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通货膨胀数量不大不可怕，但数量很大的我害怕。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学习哲学。1981年，他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长期以来，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刻苦学哲学，还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学。我在他那里工作时，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还说，在延安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我按照他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知道后十分高兴，还问过几次我们讨论的情况。

　　陈云同志一贯倡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在这方面，他也是从自己做起。例如，他历来主张要正确看待个人的作用，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他在1945年党的七大发言时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