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自1934年进入党的中央政治局，直到1992年离职休养，中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外，在中央领导层的时间加在一起近50年之久。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是极其少见的。但是，很多人反映，对陈云同志的情况不太了解，连名字有时都很少听到。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云同志本人始终反对宣传他，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毫无例外地都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那篇发言，并冠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时，他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便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有一位瓷刻艺术家做了一个陈云同志肖像的瓷盘，托人送到我这里。我拿给陈云同志看，他看了一眼后便让我拿走。我问放到哪儿？他说放到哪儿都行，反正不要放到他这里。有一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说，陈云同志参加公开活动少，想利用他在杭州休息期间拍些镜头，留作资料。但制片厂只拍了一次他在公园和游人交谈的镜头，他就不让拍了。

　　陈云同志注意摆正自己和人民和党的关系，也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1982年4月，有关部门将他在1949—1956年的文稿选编编完。他特别要我向编辑组转告，在文稿《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做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时任中财委副主任）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

　　党的八大之前，中央决定增设四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职务，并推荐陈云同志为副主席。陈云同志表示自己不行，这样安排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对陈云同志专门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就拿陈云同志公道这一点来说，不仅体现在他处理干部问题、处理和其他同志的关系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有关个人的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别人的功劳从不抹杀，而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从不隐讳。他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一位当年在辽东工作过的领导同志对他说，当时中央在土改方针上有偏差，但陈云同志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