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真是人心隔肚皮,一个多少年的积极分子、劳模、领导干部,却办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这些话,有的是别人向我学说的,有的是我在街上,在商场里等公共场合上亲耳听到的。对于这些来源于“三十条罪状”的议论,开始我还会在一定的场合上进行过说明,指出那些都是个别人对我的诬陷,对我的个人报复,可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的话。人家说,你说那是人家对你的诬陷,可在全区的三干大会上,领导们能允许一个进行诬陷人的人上台发言吗?你说是人家对你的诬陷,地委能根据那个诬陷对你进行通报处分吗?我们相信地委,相信党组织。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一下子全凉了,凉得让我全身发抖,凉得让我不能自持!是呀!几千人的“三干大会”呀!地委的红头文件呀!组织部门正南八北的处分决定呀!凭你叶颖芬个人一张嘴,谁会听呢?从那时起,我再也不向任何人解释了。
一个人失去了被别人的信任,是再悲哀不过的了!我望着一双双对我异常冷漠的眼睛,承受着一束束不信任的目光,听着一声声对我的责怪和漫骂,唯一的反应,就是泉涌般的泪水,和发自内心的不平的呼喊!
最难忘的一个下午
1982年1月8日下午3点钟,当时我在沧州市南陈屯公社任代理副主任,正在南陈屯村下乡,公社派人把我叫回了机关。我以为公社里有什么事情要开会,可我一进公社大门,就发现情况不正常。当我走进公社办公室时,发现区里和公社里的有关领导都在那里,并且都用异样的目光瞅着我,我顿时觉得准是又是关于我的问题。可是我想,我由一个地委常委、分抓农业的农办主任,一下子被处分成一个郊区公社的代理副主任,还不行吗?还要怎么处分我?我果然没有想错,一位领导对我说:“叶颖芬,你先看看这个通知吧!”说着,把一个红头文件放到了我面前。我立刻把目光投到那份文件上,只见上面写道:经1981年12月10日市委讨论决定,免去叶颖芬同志南陈屯公社代理副主任职务……”看到这里,我向在场的领导问道:“免了我的职叫我干什么?是在公社当一般人继续上班,还是组织上另有安排?”一位领导说:“从今天起,公社里就不再为你安排工作了,你也不要再来上班了。”我说:“叫我到哪里去,有个意见吗?”这时又一位领导说道:“我刚才给区里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说,叫你哪里来的哪里去,这就是说,叫你回原籍去当社员。”我正愣怔之际,公社的张会计来了,说:“刚才区委派人来通知了,不叫再给你造工资表了,说停发你的工资,造上去上头也不批。”这时,又一位领导说道:“文件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职务免除了,工作停止了,自然工资就不会再发了!”我说:“这是为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再说话了。一时间,静得让人窒息。
就在这时,外边突然刮起风来,而且来势凶猛,院子里的枯草败叶被风吹起来,通过半开的门卷到办公室里,我看到在场的人们惊慌得东躲西藏,把我一个人留在了门口的风口上。我,没有动,没有丝毫的惊慌。相反的,我望着那些东躲西藏的人们,心里顿时产生了笑意。于是,我就毫无顾忌的大笑起来。可是,我觉得我不是在笑,是在哭,在号啕大哭!我认真地听来,我这号啕的声音混着风声,又象似在笑!是哀伤的笑,痛心疾首的笑,是死去活来的笑,是笑中带着哭的笑,是笑不出来还要笑的笑,是人在极度悲哀中绝望的笑!
在我听不到自己的笑声时,外面的风已经停了,院子又恢复了平静,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平静,我的心也似乎恢复了平静。这时,领导们已从躲身的地方出来,一双双冷漠的目光对着我。一位领导说:“今天就和你谈这些,你走吧!明天不要再来公社了!”说完,领导们就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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