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比别人家更厉害。我们那里离大浪淀近，大浪淀里有水，有水就有鱼。不少人把鱼买到家做成“熏鱼”，到天津那边杨柳青去换玉米面和高梁面。我就和母亲商量，想跟人家跑几趟。母亲不放心，她说：“人家都是大人，又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再说，这么远，妈也不放心呀。”我不死心，就缠着母亲不放。母亲没办法儿，就允许了我。
经过几天的准备，我背着四十多斤的“熏鱼”，同老乡们上了火车。为了省钱，我们坐的是闷罐车。闷罐车是没有座儿，没有窗户的装货用的铁皮车。一路上哐哐当当的，一点儿也不舒服。但是让我最不好受的是，车上没有厕所，需要方便了，就在火车停车时，跳下去方便。我怕下去方便完了上不来火车，就不下去方便，实在憋不住了，就蹲在角落里往裤里尿。要不怎么办，反正不能让尿憋死呀!
到杨柳青下了火车，离换玉米面的地方还有二十多里路，我就把“熏鱼”背在肩上和老乡们一起步行往那里奔。到那里换了粮食，又是四五十斤，还得背着往杨柳青火车站赶。一路上累我倒不怕，怕的就是饿。有一次，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花两块钱买了一个玉米面的窝头。可我刚把它放到嘴边时，就立刻想到了家中的母亲，她在家里也是饿着肚子呀!我只吃了一半儿，那一半儿揣在了怀里，回家给了母亲。母亲把那半个窝头放在一边儿，抱起我就放声地哭了起来……
我十五岁那年，参加生产队干活儿了，可家里的事我也得管着。母亲的身体不好，有些活儿干不了；有些活儿我不叫母亲干。白天，我不能耽误生产队上的活儿，耽误了就不给记工分。一些家务活儿只好挤到晚上干。煎汤熬药，喂猪喂鸡，有时还得学着做针线活儿，常常是一熬就是一个多半夜。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脱衣睡过觉，熬得实在不行了，就一歪身子睡下去。第二天一早还得早早地起来做早饭。功夫不负受苦人，时间不长，炕上炕下的活儿我都学熟了，而且还学会了用缝纫机。
后来，家庭情况有了好转，我就一心一意地扑在生产队上了。白天在生产队上干活，晚上和早起做好人好事儿。在夏天，我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到洼里打草，天亮时就把一百多斤的草挑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不记工分儿，不取分文，完全是奉献。到了冬天，地里的活儿少了，我就主动到生产队里，磨香油，做豆腐，做酱油，做醋，什么活儿都干，不怕脏，不怕累，一个顶三个。
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就带领几个青年，利用业余时间给村上五保户、烈军属扫院、担水。有的老人自己做不了饭，我就主动给他们做饭。我们几个青年，把全村的五保户、烈军属全包了。这还不算，我们还利用晚上的时间，为生产队出猪圈，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儿，不记工分儿，不取分文，不留姓名。在这段时间里，我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获得很高的荣誉。1968年，我被全村党员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我任村支部书记的几年里，我团结班子的一班人，自己带头苦干。脏活儿累活儿我干在前头，有利的事我拖到后头，家里的事我一概不管了，一心一意要把村上的生产搞上去。我的所做所为，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他们都叫我“傻姑”(我在村上辈份比较大，大家都随着叫傻姑)。傻就傻呗!我觉得我傻的对，傻的应该!我为我的“傻”感到荣耀，感到自豪!
坐着驴车进县委
根据工作的需要，1971年，我被调入南皮县县委工作。任南皮县县委常委、妇联主任、组织部副部长。在县里，我虽然不是主要领导，但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村支部书记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了。身兼三职的县里的领导干部，比旧社会的县太爷小不了多少呀!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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