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凤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陈云同志的这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从1969年中共“九大”到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玉兰先后参加了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党代会，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会，全国四届妇代会，以及河北省第四届到第七届人大会，而且是历届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并先后当选三届中共中央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一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作为人民和党员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我国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工作，特别是敢于反映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呼声、愿望和困难。

    玉兰对自己能参加中央这些重要会议和担任这些职务，既感到非常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她对每次会议的日程、内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等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而且，在会前认真调查，为开会作好充分准备；在会上踊跃发言，积极参政议政；在会后认真贯彻会议精神，争做落实中央精神的模范。

    1980年8月底到9月上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的玉兰，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特地到河北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晋县、威县、邱县、大名等10多个县，进行了人大代表的“视察工作”，对当时的农村形势进行了专题调查，并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调查报告。那时，农业生产责任制已在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对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玉兰的这次调查，也主要是围绕生产责任制这一中心来展开的，包括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实际效果、存在问题，以及它与乡镇企业、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基层领导工作等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与全面的探讨。

每次参加重要会议之前，吕玉兰都要事先进行调查研究。图为1975年1月北京召开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前，她到东留善固进行调研。

    在这些大会上，玉兰是十分活跃的。据同玉兰在一起开过会的邢燕子、郭凤莲等告诉我，由于玉兰口才好，语言生动，而且掌握的基层情况又多，又比一般人敢说，所以常常成为会上的重点发言人之一。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也看到，她几乎每次会上都要发言，并起草发言提纲，有的甚至是发言全文，如她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1969年3月28日笔记本上写道：“晚，华北组召开会议，各省汇报讨论主席团名单的结果，叫我代表河北省小组发了言。”再如，玉兰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的1981年6月21日笔记本上，抄录了一段“会议简报”：“6月21日上午，吕玉兰代表陈永贵、张福恒、邢燕子、郭凤莲同志（注：这几位都是当时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发了言，拥护小平、陈云、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起草决议（注：指《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的指示，认为决议正确总结了经验教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决议的发表，对国内外、党内外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四化’，能起很好的作用。”

    “我上来开会，群众让我捎个信，如政策五年不变，就富起来了。”这是玉兰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提纲中说的一句话。确实，她在每次参加中央会议时，最突出的是十分注意反映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代会上，吕玉兰和女劳模们在一起，自左至右为林丽蕴、郝建秀、郭凤莲、吕玉兰、邢燕子。

    如1980年9月5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简报》（总第208号），就专门摘发了玉兰9月3日和4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这次会议简报中仅有的几份个人专辑之一。这次发言极其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农村青年存在的生活困难、悲观情绪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很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现摘要如下：

    各位领导干部都要重视和关心农村青年

    吕玉兰同志说，会前到农村看了看，关怀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我国高等院校每年招生名额有限，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特别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低，能考上的学生更少。现在又规定今后一般不直接在农村招工、提干，招兵也很少，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当社员。所以很多农村青年感到没有奔头，灰了心，悲观失望情绪严重，见了面唉声叹气，有的干脆中学也不上了。在城乡差距还很大的情况下，很多青年找门托人，千方百计想离开农村到城市。有的表示，宁可到城市当个合同工，也不愿在生产队当个社员。对入党入团也无所谓，说什么“团不团，五分钱（指交团费）”。再就是农村又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劳动力的抓生产去了，上学的更少了。几十年来老年中年文盲没扫净，现在青少年中又多了一批新文盲。现在的青少年是我们今后搞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不帮助他们学文化、学知识，将来怎么能够搞“四化”？希望今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组织，都要下大力量帮助教育农村的知识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让他们多想国家的大事，集体的大事，鼓励他们学知识，学本领。对那些升不了学的青年，鼓励和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进行自学。对学习有成绩，达到一定水平的青年，同样量才使用，予以适当安排，使他们在农村也感到有奔头，让他们振作起来。无论是城市或农村，青少年犯罪的不少。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极“左”路线对青年的流毒，不可低估。但大量的是教育问题。光抓人判刑不能彻底解决。我们搞四化，还要靠这些人。

    我手头还有一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报告》（提案第1831号），“案由”栏中这样写道：“建议采取适当经济措施，巩固农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在农村安心工作案。” “提案人”为河北人大代表宋彦博。“附议人”为河北人大代表吴中枢、吕玉兰、晋桂香。“审查意见”为“交国务院研究办理”。“办理情况”栏中这样写道：“据劳动人事部报告，近几年来，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方针已是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对农科、林科、医科、师范等科类毕业生，主要分配到县和县以下基层单位。关于技术职称晋升问题，当前的做法是，按照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进行全面考核，符合什么条件就评什么职称，不受在城市和农村工作的影响。关于采取适当的政治、经济措施，鼓励在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问题，因实行经济补贴情况比较复杂，涉及面也比较广，劳动人事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再作统一考虑；在政治鼓励上，今后将注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表扬安心在农村工作的好人好事。”

    “可以说，玉兰是以农民的代言人为已任的。”曾任河北医学院党委书记、省社科院院长的宋彦博，向我回忆了他同玉兰等人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这一提案的有关情况，“玉兰每次到北京开会，经常主动向我们介绍农村形势，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以及在农村工作的科技人员、民办教师、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困难和问题，主动串联人大代表写提案。这次提出的关心农村知识分子的提案，也主要是玉兰活动的结果。”

    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她在下乡调查研究期间，了解最多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她在中央开会时拟写的发言提纲中，谈及最多的也是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成就和问题。当时，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由过去的“政社合一”、集体经营、集中管理的体制，转变为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各户使用，实行“包干到户”、自负盈亏，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对新生事物一向接受较快的玉兰，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同样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这对于曾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带头人之一的玉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并且这种转变是从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出发点。她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包干”这种形式的责任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深受农民的普遍欢迎。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她在笔记本上抄录了许多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赞扬“大包干”好处的顺口溜，同时她自己也编了不少。比如，她在说明实行责任制前后，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不同效果时写道：“过去干活‘朝阳沟’，走起路来‘一条龙’，干起活来‘一窝蜂’，年底分配‘稀乎松’；现在干活‘满天星’，没人打钟没人叫，提前完成高工效，粮棉丰产收入高。”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玉兰在同我一起探讨农村工作时，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农村工作的关键是政策。”是的，玉兰作为一个合作化时期的农业劳动模范，深知组织起来集体经济力量大，也深知领导集体经济的不易。每一个人民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如果缺乏坚强的领导、模范的带头作用和有效的思想教育，集体劳动就会变成“一窝蜂”、“大锅饭”。东留善固和其它一些劳动模范所在的社队之所以搞得好，就在于基层干部真正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切身体会到，这个作用的发挥是多么的艰难，斗争是多么的尖锐。同时，她还深深懂得，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实施按劳分配政策，而这一政策又是多么的难于落实。今天，她看到实行了联产承包，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多劳多得，劳动生产由“干部敲钟，社员听喝”，变成了家家是土地的主人，人人多动脑，户户想致富，农民真正落实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起来的积极性是自觉涌现的。这在集体化多年的领导不力、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村庄，表现得尤为明显。玉兰认清了这样一个道理：集体力量大，承包责任制更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