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1年5月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玉兰当选为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5月，她又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当时，刘子厚同志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到1980年12月被免职，玉兰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前后近10年时间。

    玉兰是怎样当上省委书记的？曾先后担任过河北省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近20年的刘子厚，对我说：“吕玉兰到省上工作，有两条非常重要，第一周总理安排了培养吕玉兰的路子，第二吕玉兰是被一步一步提上来的。”

    刘子厚接着解释：“1966年3月8日，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总理曾三次到邢台视察灾情和慰问干部群众。总理第三次到邢台时，我向他汇报了吕玉兰的情况，介绍了吕玉兰带领群众封沙育林、战天斗地的事迹，谈到准备提拔玉兰到县上工作的设想。总理说：‘发现女干部，很好啊！提拔是不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先当公社书记，当一两年，不错了，再提到县上。’我说：‘好！就按总理的指示办。’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按总理的指示，来培养和提拔玉兰的，先是在公社任职，后来又让她当县委书记，在地区也任过职，最后才提到省里来。而且，到了省里，还在县上兼了一段时间的职务。所以，我说第二条，玉兰提拔到省上，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造反派’一步登天的那一套，我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

    在谈到为什么从众多的工农干部中提拔玉兰时，刘子厚说：“吕玉兰同志到省上工作之前，我们还在‘九大’上，选她当了中央委员。我们先在省里挑，由省委拿的意见。我们之所以选拔吕玉兰当中央委员、省委副书记，我们省委几个主要领导同志，觉得吕玉兰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政治强，她是全国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二是基层经验比较丰富，已经担任了十几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又在公社、县上干了好几年，事迹很突出；三是肯学习，尊重老同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吕玉兰随同刘子厚（前排左二）、马辉（右二）等河北省领导到基层考察工作。

    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玉兰虽然担任着河北省委副书记、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她的工作重点还在县里。直到1974年1月，河北省委常委会研究确定玉兰到省委工作，她才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省上。

    关于玉兰在省委常委中的分工，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编《中共河北省委大事记》中，从1974年到1980年几次关于省委常委分工的记载，都是“吕玉兰同志分管农业”。另外，玉兰还抓过一段时间的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和保定地区的工作。1975年上半年，她还到北京全国妇联筹备组工作了几个月时间。但是，她在省委工作的主要精力还是抓农业。

    众所周知，河北历来是农业大省，农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据河北省革委会统计局1974年编印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这一年全省农业人口4385万，占全省总人口的90％；农业总产值66亿元，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35％。不仅如此，河北省的农业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的地位也很突出。如，耕地面积第5位，农业总产值第9位，粮食总产量第9位，棉花总产量第5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第1位。

    因此，农业这个“基础”，一直是河北省党政领导关注的重点，始终排在河北省委常委会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曾长期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的李雪峰、林铁、刘子厚、闫达开等，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方面。我几次听玉兰说：“让俺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分管农业，这副担子重的很啊！”

    1973年，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书记，农村工作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兼农业大学校长，农业部顾问组长，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的王观澜，专程来到河北省临西县和东留善固考察工作，给吕玉兰以许多指导与极大鼓舞。

1973年10月,王观澜到临西和东留善固考察工作,全程陪同的吕玉兰向他介绍有关情况。

    1975年6月，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典型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原党支部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河北农村调研“三农”问题。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专抓农业的省委书记吕玉兰，陪同陈永贵到河北各地考察，并专程来到临西县，还在东留善固村住了一个晚上。陈永贵在临西和东留善固时，重点观看了临西的汪江排灌站等农田水利建设，对这些地方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5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右一）到河北农村调研，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左一）和省委书记吕玉兰（右二）与他在一起商讨“三农”问题。

    当时，中国推动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和形式之一是开展树典型、学典型，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盘，如曾在全国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河北省也不例外。那几年，河北省几乎年年都要召开全省性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有时从省、地、市一直开到县、公社，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谓空前。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先后召开过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些会议通过组织各级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交流各地农业学大寨经验，积极把大寨大队的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等经验，推向全国和全省。在多数情况下，玉兰都参加了这些会议。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7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作为河北代表团团长的玉兰参加了这次大会。我那时还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工作，也到会进行了采访。凑巧的是，我们新闻单位同河北代表团都住在西苑饭店。我原来以为，在北京开会可能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白天听听发言，晚上看看文艺节目，星期天还可以到街上逛逛。这回，我还可以跟玉兰一块儿在北京转转了。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天蒙蒙亮，玉兰就起床了，准备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上午和下午，不是大会听报告，就是小会讨论。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河北代表团团长的她，既要主持会议，又要准备发言。晚上她经常去参加大会主席团会议，或同地、市、县的同志座谈。在西苑饭店居住的20多天时间里，玉兰忙得没有同我一块儿看过一场电影，更甭提逛大街了。

    这是一张在《河北日报》历史上，无论排版形式和版面色彩，都十分少见的报纸：报头、报眼和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全是鲜艳的红色，从而显示出了这天——1977年3月9日新闻报道内容的重要。只见通栏标题是：《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圆满成功胜利闭幕》，副题是：“刘子厚同志主持大会，吕玉兰同志讲了话……”这篇报道详细摘发了玉兰前一天——3月8日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其中有一段这样讲道：“把农业搞上去，‘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玉兰把这句话，当作她这次讲话的主题。这天，《河北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发表的社论题目，也是这句话。

    记得3月8日那天，玉兰开完大会回来，已是中午时分，我在小桌上摆好了饭菜，大家开始吃饭了。可玉兰的心仿佛还在会场上，边吃边神采飞扬地对家人说：“今天的大会开得好，可以大讲干社会主义了。大寨是靠干出来的，大庆是靠干出来的。不干，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这时坐在一旁的玉兰母亲，笑着对她说：“快吃饭吧。这几年，你干得还少啊！”

    玉兰也笑着说：“这些年，你也没歇着，在家做饭、喂猪，现在又带小妮儿。没有你这‘后勤部长’，俺在外面也干不成啊！”

    玉兰又接着说：“一会儿，俺就回临西，给县上、村里传达省里的精神，把大伙的干劲鼓得更高点儿！”

    她母亲说：“你不睡一会儿啦？”

    玉兰说：“说干就干哩！”

    刚吃完饭，汽车就来了。玉兰匆匆拿上毛巾、牙刷，就要走。忽然，她又想起，还没顾得上看一眼刚诞生三个月的女儿。只见她走到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江河的脸蛋，恋恋不舍地说：“妮儿，娘又要走了。你在家，多喝点牛奶，快点长大，将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啊！”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是玉兰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她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当省委书记的这几年，仍然是这个样子，工作繁忙，事务众多，以致忙得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家人上过一趟街、逛过一次公园。跟玉兰一道工作过的许多省委的同志告诉我，别看玉兰是女同志，干起工作来总是风风火火的，有一股子闯劲和急劲。就拿回临西来说，从1974年开始到省上工作后，玉兰还同时兼着县上和村里的职务，一有空就回村里和县上抓工作。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回两回，而是有好多次。

吕玉兰经常到河北省劳模所在乡村参观学习，这是她和河北省军区司令马辉（左三、戴眼睛者）在遵化县沙石峪大队，听大队党支部书记、劳模张贵顺（右一）介绍经验。右二为劳模耿长锁，右三为劳模王国藩。

    “玉兰对工作一直抓得很紧很死，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曾长期担任省领导的尹哲同志，向我介绍了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玉兰在省委工作的一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