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3日，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张家口地区沽源县通往承德地区围场县的公路上，一个由四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越高低不平的坝上草原和燕山峻岭，一天连续行车300余公里。车上的主人，分别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书记马辉、吕玉兰，副书记王金山。

    当时刘子厚的秘书、后任河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李绳式告诉我，这次，刘子厚一行先后深入到张家口、承德、唐山地区，分别听取了三个地区及所属近40个县、国营牧场和林场的工作汇报，行程数千里，历时20天，对这几个地区如何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特别是尽快解决粮食问题，深入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次下乡是很辛苦的，不仅路程远，而且走的又多是山路、沙石路。有的路段不用说走不了“伏尔加”汽车，甚至吉普车也很难走。同时，路程又赶得紧，几乎天天要坐车。下了车，他们还要听汇报，谈意见，都累得不行。可是，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的玉兰，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当时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两个最好，所以她在1977年怀了第二个孩子。

1977年夏，刘子厚（右四）、马辉（右二）和吕玉兰等河北省领导到张家口、承德、唐山等地考察工作。

    如今，我从玉兰的笔记本里看到，她每到一地，都详细地记下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工作内容和存在的问题。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是我们领导人的基本职责和工作方法之一。玉兰在河北省委工作期间，也一直坚持这样做。每年，她都要下去好几次搞调查。有时，她回临西，一是抓工作，二是搞调查。而且她还有个特点，喜欢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同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见面，向他们了解第一手情况。

    曾任河北省畜牧领导小组副组长、省财办副主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和市政协主席等职的王纲告诉我，1974年，他被调到省畜牧小组工作，当时玉兰分管农业，兼省畜牧领导小组组长，同他接触较多。玉兰工作有个特点，就是抓得很实，也可以说求实吧！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县的魁星庄，是毛主席批示过的集体养猪先进典型。玉兰为了总结和推广这里的经验，曾几次带着王纲深入到这个村里，同干部、农民广泛接触，参观他们的猪舍、饲料加工场地，看得很细。后来，在召开全省发展畜牧业的大会时，他们对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面上的问题，就有了发言权。

    我手头如今还保存着玉兰当年写的几份调查报告，大都采取了给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以至中央领导汇报的形式。我发现，玉兰写的这些调查材料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不仅讲成绩、讲经验，而且讲问题、讲差距，同时提出改进措施和办法。就是说，她不但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就拿玉兰在1980年6月写给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省农委副主任张克让、王克东及农委各主任，反映全省麦收情况和基层干部作风调查材料来说。对于第二个问题，材料首先充分肯定了“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为‘四化’建设不分昼夜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确实很辛苦”，然后又尖锐地指出，“有的作风不够扎实，很少参加劳动，吃喝风盛行”，并列举事实予以说明。材料还引用干部和群众对此问题的强烈反映：“我们没钱买油买化肥，他们这样铺张浪费，生产怎么能搞上去？”

    再拿玉兰写于1979年9月给省革委关于棉花生产情况的调查为例。她揭示了当时棉花生产中存在的旱情和病虫害严重、棉种混杂日益退化等问题，在研究与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全省棉花生产的五条措施：一是认真落实棉花政策，主要是贯彻国务院关于棉花提价、加价政策，切实保证棉田面积的落实；二是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棉田劳动管理，抗旱浇水，攻大桃，增产量；三是及早做好棉田倒茬，探索和寻找防治病虫害的新药物、新途径；四是对棉花种子工作要早抓、抓紧，提纯复壮，精选良种；五是为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建议组织一个小型队伍，到外省参观学习。实践证明，玉兰的这些建议和措施，既是切实可行的，也是颇有远见的。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这是玉兰常讲的几句话。那几年，玉兰通过开会、参观，多次组织和带领河北省地、市、县干部到大寨去取经，有时又北上唐山地区的遵化县，到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王国藩和张贵顺所在的西铺大队和沙石峪大队参观；有时又东去衡水地区的饶阳县和安平县，到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宋欣茹、王玉坤所在的五公大队、常安大队、南王庄大队去参观；有时又南下邢台地区邢台县和邯郸地区成安县，到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王志琪所在的南会大队去参观，到被誉为“河北省大寨”的何横城大队开现场会。玉兰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北省所有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所在的先进单位。

1975年6月，吕玉兰陪同陈永贵来到河北省饶阳县，看望劳模耿长锁和宋欣茹。自右至左为：耿长锁、陈永贵、吕玉兰、宋欣茹。

    玉兰主持的河北省委在衡水召开全省解决农村超支欠款问题现场会，就是她利用点上经验推动面上工作的一个生动事例。

    1978年5月31日到6月12日，河北省委刘子厚、马辉、吕玉兰、王金山等领导，先后来到邯郸、邢台、衡水地区的10多个县，检查麦收和社队夏收分配等情况。所到之处，只见麦浪翻滚，广大农民挥镰收割，一片丰收景象。在衡水，地委第一书记李铁汇报了这个地区解决超支欠款、分配兑现的情况，立即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刘子厚要求他们尽快写出这方面的总结材料，由省委转发全省各地、市。

    原来，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河北农村有五分之一农户拖欠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款共计两亿八千多万元，造成全省三分之一的大队分配不能兑现，甚至有的大队13年没有分过红。在欠款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队干部，他们利用职权，滥支滥借公款，一些人骑新车，戴新表，家具一套又一套，就是不还欠款，群众意见很大。玉兰在1978年夏季的笔记本上，记载了当时武邑县农民针对这件事编的顺口溜：“风里雨里干一年，年年分配不见钱。分个欠条二寸宽，留着没用卷颗烟。”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批转了湖南省湘乡县关于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经验。党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是当前农村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问题。因此，如何尽快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分配不兑现问题，成为当时党的一项中心工作。不久，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全国各地乡村，从党政领导机关到宣传舆论部门，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这一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中去。            

    基于河北省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分管农业的玉兰及时地向省委提出，解决超支欠款、分配不兑现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衡水地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考虑在衡水召开现场会，通过抓点带面，用衡水经验推动全省这项工作的开展。很快，省委经过研究，确定把召开解决农村超支欠款问题的现场会，作为落实中央指示、推广湘乡经验的一项措施来抓，对如何开好会议提出了具体要求。

    1978年7月21日，河北省委召开的解决农村超支欠款问题现场会，在衡水开幕。来自全省各地、市委和100多个县委的领导同志以及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玉兰主持了这次现场会。她首先请衡水地委第一书记李铁介绍了这个地区“书记动手抓，干部带头还”解决超支欠款的经验，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摸清底数，统一认识；书记动手，抓点带面；张榜公布，干部带头；掌握政策，区别对待。”这个地区清欠工作开始后，有些地方出现了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农村干部看脱产干部的情况。因此，干部能不能带头还欠，直接影响着群众的还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衡水地委强调，在清欠中一定要突出抓好干部还欠这个环节。各县都普遍建立了农村社员和脱产干部两套清欠班子。许多地方采取各单位与生产队挂钩的办法，把欠款干部、职工的人名张榜上墙，发动群众评论，谁还了帐给谁销号，一天一检查，一天一兑现，好的表扬，差的批评，有力地推动了干部的清欠工作。干部的实际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许多农民群众看到干部带了头，也纷纷主动偿还欠款。从1978年2月到6月的5个月期间，全区2649万多元的超支欠款，解决了80％。

    玉兰在7月23日的现场会结束前夕，代表省委讲了话。她在阐述了解决农村超支欠款的必要性和意义后，从衡水说到全省：“大家都知道，在全省来说，衡水地区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差的，近几年生产虽然上得较快一些，但是，家底还是比较薄的，这里既没有山也不靠海，物产资源有一定的局限，而且去年还遭受到严重的洪涝灾害。他们能够很快地解决超支欠款问题，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能解决呢？应该说是能够解决的，是有条件解决的。”

    玉兰接着说：“省委要求各地、市、县，认真研究，并推广衡水的经验，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调查研究，搞出几条过硬的措施，力争在今年内把农村超支欠款问题解决好，做到旧欠基本还清，新欠不再发生，并把这项工作经常抓下去。”

    玉兰最后用这样两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希望各地都要认真抓，注意总结经验，并随时报省。哪里有好经验，就到哪里召开现场会，在全省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