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点带面、推动全盘，是玉兰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决定召开这次现场会的初衷。果然，全省各地农村在衡水经验的带动下，迅速掀起了解决超支欠款问题的热潮：邯郸地区永年县委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狠抓了一下，只用了4天，就回收了405万元，占全县欠款总数的85％；石家庄地区获鹿县（后改为鹿泉市），采取民主评议促各级干部带头还、做过细工作让群众欠款户自觉还、经民主讨论对困难户减缓免等办法，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20天时间里，84％的欠款户还了欠款……到这年年底，全省各地共计回收欠款2亿元左右，占欠款总数的70％以上。

“一杆子插到底。”劳动休息时，吕玉兰和东留善固干部群众一起召开地头会，了解基层情况。自左至右为：杨建文，吕廷箱，吕玉兰，吕廷献，杨宗勤，倪凤朝。

    玉兰一方面抓好工作，一方面注意学习。周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玉兰经常把它挂在嘴边。

    玉兰曾多次向我谈到毛主席、周总理教育她抓紧理论学习的情景。1966年国庆节观礼，周总理送给王进喜、陈永贵和玉兰等工农兵代表每人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再三叮嘱他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针对林彪、陈伯达鼓吹“天才论”，在中央全会上要求中央委员读几本书，多学点马列主义。1973年6月，玉兰参加了党中央举办的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周总理亲自检查玉兰等23位学员的学习情况，亲切地询问玉兰：“你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整天坐在这儿学习习惯吗？”热情鼓励她多学点理论知识。

    那几年，玉兰确实把学习抓得很紧。她除了开会、下乡，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就是节假日也不放过，每天都学到深夜。她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做笔记，包括摘录革命导师的语录，写学习心得体会。这些，几乎占了她笔记本的一半篇幅，前前后后记了几十本。除了学理论，她还学历史、学地理、学农业科技知识，甚至学英语。

    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对玉兰的培养和学习十分关注，多次安排她参加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和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的学习，几乎年年都有，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到一年。而玉兰也把它们当作一次次提高自身政治理论修养和增强领导工作能力的大好机会，认真参加学习，积极吸取营养，并逐渐地同自己的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1977年9月，玉兰来到位于北京颐和园旁边的中央党校，参加了“文革”后举办的第一期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学习班的学习，一直学到第二年的春天，为期8个月。

    十年“文革”中，中央党校处于停办散摊的状态。1977年3月初，党中央作出了恢复中央党校的决定，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经过半年的紧张准备，1977年9月25日，中央党校开学上课，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到会。

吕玉兰在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中央党校分为高级班和中级班，玉兰参加的是高级班。党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上老、中、青都有。中央党校的基本课程确定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党建，精选出十三本教材、一百万字，这是中央党校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可使学员对基本原理都有所接触。经典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著作。学员们还先后听取了钱学森、胡绳等当代著名学者，胡耀邦、余秋里、张平化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

    博大精深的理论，精彩纷呈的报告，很快把玉兰引入了科学的殿堂。她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党的高中级干部，如果还继续停留在过去基层时那种“敲钟喊人上工”、光懂得“敢想敢说敢干”的状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而必须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革命理论和现代科学知识。她当时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来抒发自己决心学好革命理论的强烈愿望：“地位高、荣誉大，学习不好真后怕，身体壮、还年轻，要在学习上下苦功……”为了学深学透，她认真地听报告，做笔记，抄讲义，碰到疑难问题，还把有关教员请到宿舍，给自己辅导。有时看书入了迷，错过了开饭时间。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玉兰一贯的学风，这次在中央党校学习也不例外。她在学习结业前写的题为《到第一线去 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小结中，谈到在学习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所说应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感想时，这样写道：“当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可是，俺从1974年到省里工作后，出门坐专车，办事有秘书。开始，对这套还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几年，下基层少了，参加劳动少了，接近和联系群众少了，调查研究和了解实际少了。过去，整天同群众在一起，在风雨里闯，在泥水里滚，浑身尘土，满手老茧。现在，经常是泡在会议上和机关里，脸变白了，身体变胖了，老茧看不见了，身上也没劲儿啦。”

    接着，玉兰又举了两个例子。那是1973年4月，她在石家庄给远在几百里以外的东留善固一位副支书打电话，布置当前工作。当谈到种棉花时，玉兰告诉她要多下点棉花种，力保全苗。这位副支书听了，立即纠正说，大队早已播完了棉花种，小苗都出土了。这说明，自己把种棉的农时搞错了。又有一回，玉兰从省委机关步行到招待处去，走到省委门口，传达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挡住了玉兰的去路：“你是哪儿的？”玉兰回答：“是省委的。”当时，玉兰已看到他站在那里，以为他认识自己，就没有跟他打招呼。可是，他并不认识玉兰，还继续严肃认真地问：“你是省委的，我怎么不认识？”这时，过来一位熟人，解释了一下，这位工作人员才热情地让玉兰出了门。玉兰说：“为什么他能认识省委的许多干部而不认识我呢？原因很简单，从省委到招待处步行虽然只用十几分钟，但是我过去很少步行，大部分是坐着小汽车，从大门口一擦而过。”

    对此，玉兰颇为痛心地分析道：“看起来，这是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它说明了我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的大问题：不深入实际而瞎指挥生产，不艰苦奋斗而脱离群众。多少个夜晚，每当我想起自己几年来这些令人担心的变化，就睡不着觉，深深觉得，对不起党的辛勤培养，对不起人民多年血汗的抚育，特别是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决心从转变自己的作风做起……第一期中共中央党校就要结业了，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我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玉兰对老同志很尊重、很虚心，时时处处注意向老同志学习。”河北省老领导尹哲向我谈起玉兰在省委工作期间的学习情况时，赞扬玉兰不仅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工作中向老领导、老同志学习实际工作经验。他说：“玉兰为人坦率、赤诚，上下左右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对上级尊重，对下级亲切，大家也都很器重她、支持她。特别是她对我们老同志很尊重，凡有重大事情，都主动找我们商量。有什么事，我给她一点，她就明白了。玉兰之所以能胜任省委的工作，这与她刻苦好学、谦虚谨慎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