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嘭嘭！”
    “噼里啪啦！”
    ……

    土炮声、鞭炮声和高音喇叭声，打倒这、打倒那的尖叫声，日夜轰鸣；卡车、大马车、拖拉机，成群结队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大字报，大标语，大幅漫画，各种颜色的旗子，铺天盖地。这是1976年春发生在古城保定的骇人一幕。

    此时此刻，中共河北省委派出由玉兰任组长的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正住在市中心保定宾馆内，已被围困20多天，致使解决保定“文革”动乱问题难上加难。

    凡是了解河北“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人，对保定动乱及“保定问题”无人不晓。这里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活动，北部边界距北京猿人故乡周口店仅10公里左右，是北京猿人采集食物的场所和活动范围。清朝，这里是直隶总督府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曾两度成为河北省省会。它同北京、天津呈“金三角”之势，素称首都南大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不断插手，挑动造反派“南征北战”，致使武斗不停，动乱不止。1976年初，这个地区又连续发生多起抢劫部队枪支弹药的恶性案件，以及抢粮、抓人、打人、武斗等事件，震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令，由河北省委组织省直属机关和各地市直属机关数百名干部参加收枪。但是，不仅枪支没收上来，各收枪队反遭围攻。如高阳收枪队被困几十日，食物、水源被切断，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最后派人在深夜从厕所掏洞逃出来报信，才得到解救。保定地市和各县领导班子，几乎都分裂成两派，被造反派夺了权，处于瘫痪状态，生产无人问。长期动乱的保定，成为“文革”中全国闻名的重灾区。

    早在1975年，河北省委为解决“保定问题”，派了省委常委等前往保定。年底，随着动乱升级，省委又派玉兰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玉等人，组成保定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1976年4月24日，省委又决定成立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代行地委职权”，由玉兰任组长。

    按理说，玉兰一直分管农业，从来没有抓过“文革”运动方面的事，对省上特别是保定地区两派斗争的来龙去脉又不了解，不应该派她去保定。那么，省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考虑再三，省委领导班子里头，只有吕玉兰去才能顶得住！”当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子厚，在向我谈起派玉兰去保定的动因时，这样说，“保定问题成为老大难，难就难在有‘四人帮’在背后支持。派玉兰去，一方面考虑到她年轻力壮，不怕造反派围攻，不能好好休息也能坚持得住。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还在于吕玉兰是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很有影响，有了这个大牌子，就能站得住！”

    他叫李铁，当时任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衡水地委第一书记，后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他向我介绍了他和玉兰一道去保定的过程：“省上派吕玉兰去，还是派对了。因为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去，造反派连面都不见，话更说不上了。玉兰去了，由于她是劳动模范，保定的干部群众都知道她，造反派不敢对她怎么样。虽然他们也不听她的，但是玉兰找他们，有时还能找得到，叫得动，玉兰给他们说什么，他们表面上还得听。”

    从1975年底到1976年6月的半年多里，玉兰大部分时间在保定，先后去过十几次，到了这个地区22个县中的十七八个县，以及保定地、市党政机关和一些厂矿企业，主要是做安定团结工作。她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群众代表和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广泛交谈，有的县接触人数多达几十人，有的人先后谈心十几次。据玉兰记录，她在1976年3月19日到28日这次去保定，在10天的时间里，先是参加了地委会议，同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陈哲、第二书记杜森尧等干部进行了交谈，然后又到保定市的石油化工厂、六０四厂、无线电十四厂，以及雄县、定兴、涞水、易县、满城等县了解情况和做说服工作。

    关于玉兰做工作的具体情况，当时任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的王玉告诉我，他们去保定，赤手空拳，向有武器的造反派做工作，整天提心吊胆。他们每天都谈，每个县都谈，反复跟大家说，要团结起来，不要搞派性了，这样会影响生产和群众生活，搞武斗死了人更不好。玉兰对一些农业劳动模范说：“咱们是农民，首先要抓好农业生产，不然老婆孩子都吃不上饭啊！”他们还主动征求意见，把地委反映的这个地区在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困难，回来向省委作汇报，及时地解决了粮食供应、化肥指标等实际问题。王玉说：“玉兰这个人很不简单，尽管造反派很难说服，经常跟你胡搅蛮缠，甚至闹事，但她很沉着，坚持党的原则，不像有的人那么急躁，而是一直耐心细致地做艰苦的说服工作。经过做工作，好多县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了，下边的干部和群众也不再到保定闹事了，只有涿县、定县、完县、容城等少数几个县的工作还没做下来。”

    “玉兰做各个县的工作，真有点不怕牺牲的劲头。”当时任雄县县委书记的杨风鸣对我说。那一段，雄县形势比较稳定，玉兰就把雄县当作她的大本营，常从这里出发，到别的县去。有一回，玉兰要到容城去，杨凤鸣就跟她说，你最好别去，那个县反省委的势力挺大，可她还坚持要去。中午吃饭，饭菜刚端到桌上，院里的大字报就贴满了，都是反刘子厚的。实在呆不成，当天下午就回来了。

吕玉兰和保定的河北省劳模杨凤鸣（左一）、常北女（右一）在一起（1966年）。

    做工作最艰难的还是在保定市。据了解，这年4月24日，省委决定组成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后，玉兰和领导小组副组长樊德玲、李铁、刘俊孝、王玉，组员张秀耕、张相华、刘鹏、王纲、吕在田、李兆有等11位同志，很快来到这里开展工作，玉兰、李铁等就住在了保定宾馆即地区招待处。造反派通过周密布置，调动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轮流进城，把招待处围了个水泄不通。此外，造反派还编了顺口溜：“刘子厚，子厚刘，为什么扣我二两油；吕玉兰，玉兰吕，为什么扣我二斤米……”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杨连甲，这位当年保定地区头号造反派头头、地委副书记，人称“二杨一吕”即杨连甲、杨志昌、吕毅三者之一，“文革”后被判刑5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向我谈到自己当时主要因为组织农民进城围攻临时领导小组而被判刑时说：“1983年，保定市中级法院判了我5年，主要罪状是‘炮轰’省里派来的领导小组，说是犯了妨害社会秩序罪。因为，你影响交通秩序不？影响农民种田不？影响工作上班不？也就这一条罪状。”

    曾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处长的刘桂芳，当年曾给玉兰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随同她多次到保定，向我介绍了他们在地区招待处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玉兰在保定呆的最长的一段，就是在地招，大概有一个多月。那段时间，环境非常坏，让人感到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地招四周到处是造反派的人，高音喇叭、鞭炮对着窗户放，土炮就放在窗户根底下，排成了一溜，放起来声音大极了，一放吓人一跳，叫你日夜没法休息。有好几回，大吊车的兜子一直伸到二楼的窗前，造反派就扒着窗户往里看。省上来的同志怕造反派冲进来，整天把门关着。就是这样，各种意外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为那时已发生过多起领导小组成员和收枪队成员被围、被抓、被打，有的甚至被抓到山区的秘密地点，好多天都找不到的事件。当时玉兰正怀孕，省上来的干部都想让她吃好点、睡好点，可哪行啊？有时甚至连吃饭都保证不了。由于休息不好，她的血压高压有时高到180。

    当时，有人建议工作组尽早撤回去。玉兰同领导小组反复商议，觉得省委派他们来，就是来做工作的，撤回去还怎么做？白天，她坚持同老干部和各方面的群众代表接触；晚上，就让有关同志整理谈话记录，以便及时向省委汇报。她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所有的记录整理出来后，都要亲自看，力求保持原话内容。由于白天谈话多，整理量很大，他们常常都是半夜二三点钟才睡觉，第二天又继续谈，“连轴转”。工作这么紧张，玉兰仍然不忘别人，常常嘱咐同志们吃饱点，轮流休息。就在这时，她还有心同刘桂芳商量找对象，后来果真给她介绍了一个临西的老乡。

    说到这儿，坐在凳子上的刘桂芳忽地站了起来，神情兴奋地说：“越是困难，越能显示出玉兰个人的风采。当时，玉兰身穿花格褂，脚蹬布底鞋，身材又高又胖，给人朴素、大方、魁伟的感觉。她的工作很有魄力，也很果断，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每当我们遇到了困难，不知道怎么办好时，她总是很有主意地拿出意见，然后非常干脆地说，‘就这么办！’她性格开朗，气质很帅，真有大将风度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吕玉兰。

    为了进一步制止少数造反派头头挑动一些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离开工作生产岗位到保定市的极其错误的做法，临时领导小组向保定地区各县、各公社发出了《紧急通知》，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坚决进行抵制进行检举揭发。

    “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玉兰还想着怎样做群众工作！”当时任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后任河北省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河北威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张相华，给我讲了一个玉兰积极抢救被火药炸伤的满城县游行群众的故事。

    那天上午，来自西郊满城县的造反派，把卡车横在保定宾馆外面的马路上，开始放起“三眼枪”。这种枪实际上是北方农村常见的一种土炮，里面装有3根铁管。只见他们大把大把地从布袋里抓出火药，往铁管里灌。点燃时，发出的阵阵爆炸声，震得附近楼房的玻璃哗哗直响。

    忽然，一不小心，火星溅进了布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药袋突然爆炸了，车上的几十个群众，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旁边的造反派见出了事，竟“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正在二楼开会的玉兰，听说门口出了爆炸事故，连忙对大家说：“咱们赶快去看看，抢救群众要紧！”

    他们几个来到现场一看，几十个人死的死、伤的伤，却没人采取抢救措施。玉兰便赶忙派人找来汽车，同大家一道，把伤员一个个抬上车，又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医院。接着，她又向省委打电话，请求支援。省上很快派来了烧伤专家，送来了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由于抢救及时，除一人当场死亡外，其余都安全脱险，一切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

    讲到这里，张相华这位和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过程中患难与共的战友动情地说：“当时，‘造反派’头头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用发放补助费的办法，鼓动工人农民进城，把我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最多的时候达数万人。然而，当这些群众一旦受伤时，玉兰却不计前嫌，全力以赴地抢救他们。玉兰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她的胸怀又是多么宽广！玉兰想的是：一切动乱，都不是群众本身的问题，围攻也不是自发的，而是受‘造反派’头头的唆使。不管群众炸伤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都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受了伤就应当抢救。我们的积极抢救，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满城县的农民后来再也没有到保定城里闹过事。”

    确实，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尤其是在保定这个特殊地方，要做好群众工作，其难度是很大的，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它不仅需要勇敢和吃苦精神，而且要有忍耐和克制能力。

    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难忘一幕。

    那是1976年4月初，我从石家庄前往秦皇岛采访，路过保定，特意看望了玉兰。她当时住在保定市委招待处，即现在的古城宾馆。傍晚时分，我们刚吃完饭，忽听院子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一个市委干部急匆匆走进来，对玉兰说：“‘造反派’又来了，点着名要见你，怎么办？”

    玉兰说：“来了，那就见见，到俺的房间吧。”

    中楼二楼二0九房间，是个带有会客室的套间客房。我们前脚进，造反派后脚就跟了上来，挤了满满一屋子。玉兰请他们落座、喝茶，然后自己坐在中间的沙发上，造反派们围了她一圈。由于房间里的人太挤，我只好站在会客室到卧室的过道里。

    只听造反派们七嘴八舌地乱嚷：“吕玉兰，你说我们有没有右倾翻案风？”“吕玉兰，你说刘子厚是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玉兰心平气和地说：“请你们一个个说。”

    一个约摸30来岁的“公鸡嗓子”嚷道：“我先请吕玉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保定地区有没有右倾翻案风？”

    “你们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谈一谈，我们回去后向省委汇报。”

    “我要你先表态，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我们把保定情况向省委汇报后，省委才能拿意见。”

    “谁不知道!河北省委和刘子厚，是全省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我要你个人表个态！”话音中夹杂着拍茶几的声音。

    这时，玉兰仍然冷静地说：“我们还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搞安定团结，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不能随便表态。还是请你们谈情况吧！”

    另一个中年人说：“你是代表省委的，可是做不了主，又不敢表态，解决不了问题，到保定来干啥？还不如早点给我滚蛋！”

    我立刻觉得，今天这些来自大学的造反派，唇枪舌剑，剑拨弩张，而玉兰只有一个人，不免显得势单力薄，玉兰能顶得住吗？我为她捏着一把汗，不由自主地踮起脚跟，朝会客室看了看。只见她坐在沙发上，两手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镇静地望着发言的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渐渐地落了地。

    造反派几十张嘴不停地蠕动着，他们的手不停地挥舞着，翻来覆去地重复着类似的内容。我听着听着，不禁烦躁起来。看看表，已快半夜12点了，可造反派根本没有要走的样子。我想到明天早上还要赶火车，便进卧室睡觉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7点。我看玉兰已起床，正在梳头，便问：“昨天折腾到几点？”

    玉兰没精打采地说：“三四点吧。”

    “后来怎么听不到你吭声了？”

    “这种场合，不能表态。不然，他们回去了，不知怎么传呢！”

    “看你坐在中间，像挨批斗样子，真是活受罪。”

    “你才见了这一回，比这厉害的还有呢！”

    “你这么呆下去，真成了受气桶了。这算什么工作！”

    “不忍，那有啥办法。‘造反派’对省委的抵触情绪那么大，做工作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通的。”她顿了一下又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把保定地区的情况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也是一项挺重要的工作。”

    吃过早饭，我便前往保定火车站。在中楼门口，我同玉兰告别。走出好远，回头一望，只见玉兰还站在那儿，目送着我。我的鼻子不禁一阵酸楚，心中默默地祝愿：“玉兰，你可得多保重啊！”

    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过程中，不仅表现出了不畏艰险、忍辱负重的品德，而且显示出了有智有谋、讲究策略的才干。

    1976年4月8日，保定地区造反派在涿县召开所谓地委第七次常委会，一次任免98名县委常委和地直局处长以上干部，不仅改组了地委，而且夺了地委直属机关几个要害部门的权。此后，他们又指使一些县效法他们的做法，进行全面夺权。据地委直属机关和13个县统计，共非法任命中层干部980名。他们还指使地区公安局一个外号叫“李歪把”的副局长，提前5天劫持了地委第二书记杜森尧，采取易地转移、日夜折磨、反复威胁等卑劣手段，企图叫他在夺权名单上签字。

    杜森尧被劫持的消息，震惊了省委。事情十分明显，如果杜森尧长期被软禁和折磨，最终在夺权名单上签字的话，无疑使解决保定问题更加复杂。于是，省委当机立断，决定由玉兰亲自出马，专程前往保定，千方百计早日把杜森尧营救出来。

    4月11日，玉兰、张相华一行乘车来到保定市委招待处。他们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到，杜森尧先后被劫持到易县、涞水、涿县，如今又被转移到保定地区招待处后楼一楼。他们反复研究营救方案，考虑到造反派手持武器，而我们手无寸铁，“强取”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有可能造成伤亡，只有深入“虎穴”，出其不意，实行“智取”，方为上策。

    第二天上午8点，玉兰、张相华分乘两辆小汽车，来到地区招待处。果然不出所料，招待处后楼已被造反派把持，楼内楼外都流动着身藏武器的岗哨。玉兰走下汽车，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镇定地向楼门口大步走去。几个把在门口的哨兵，立刻挡住了去路。她正要同他们进行交涉，忽然看到“李歪把”从楼里走出来，便主动迎了上去。

    “李歪把”大概一夜没有睡觉，两眼布满了血丝，右臂腋下夹着一双布鞋，像要回家睡觉的样子。面对玉兰的到来，他感到十分意外：“吕玉兰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玉兰大声地说：“听说杜森尧同志住在这儿，俺来看看他。”

    “李歪把”疑虑满腹地问道：“你看他干啥？”

    玉兰神态自若地说：“最近省里开了会，俺给他传达一下精神。”

    “李歪把”狡猾地眨着两只小眼：“是不是找领导商量一下？”

    “杜森尧是不是你们的书记？”玉兰突然反问道。

    “是，是。”“李歪把”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机械地连连点头。

    “既然是书记，有没有行动自由？”

    “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