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位已78岁高龄的基层妇女干部，在我们这次交谈的十几天后，突患急性肠炎，不幸逝世。她在北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的二儿子王庆长后来写信告诉我，老人在患病期间，向他们深情地回忆起了她同玉兰相处的美好岁月，时常微笑，想起了我和女儿看望她的情景，又几次落泪。她还叫子女们一定要抽时间来看望我们。

1988年，吕玉兰和大庆女劳模、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和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李海峰在一起。

    我在河北省农业厅采访玉兰的故事时，听到有些熟悉她情况的同志，送给她一个“农民厅长”的外号。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她在省农业厅工作期间，一心为农民着想、一切为农民服务的思想特点和工作作风。

    一尘不染、廉洁奉公，玉兰是不论在村里和县上，还是在省委工作期间，包括在省农业厅工作期间，都做到了这一点。她给自己制定的“十不准”、“三不要”（“不以权谋私、不以私谋权、不吃请受礼”）的条子，压在了省农业厅自己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底下，时刻提醒着自己。同志们说：“玉兰不仅说到做到，而且她所做的，比她给自己定的这些原则，还要多得多。”

1989年8月，吕玉兰订立的廉政建设“三不”原则的条子，即“不以权谋私，不以私谋权，不吃请受礼”，并要求“按规定做到”，一直压在她办公室桌上的玻璃板底下。

    在省农业厅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下乡多，玉兰每年总要出去几个月。凡是跟她一道下过乡的同志，普遍反映她在生活上要求自己很严。她总是不住单人高级房间，而是和别的女同志住在一块；不让摆宴席，而是吃家常便饭。有一回，玉兰和经管处的同志一道去衡水开会，给她安排了一套高级单人套间，她坚决不住。有人劝她：“你也随大流吧！”她还是不住：“房间再大，设备再多，躺下也就占那么一块地方，有个床睡睡就行了。”又有一次，她出差邢台，天色已晚，到招待所一打听，说厅级干部一夜住宿费80多元，一般干部也三四十元，觉得让公家为这一行人掏千把元住宿费不合算，于是她决定当天赶回石家庄，半夜才回到家。
1989年9月15日，玉兰到赵县参加石家庄地区三秋机具表演会。有位副县长问她：“吕厅长，咱们中午吃什么？”她风趣地说：“煮老玉米、蒸山药就行，把钱用到农机化上。只要你重视农机化，俺吃啥都觉得香。”

    那年，我到保定市采访，玉兰也去河北农机化学校参加一个会议。我跟她说：“我想住到市里古城宾馆去，晚上可以洗个澡。”

    她说：“咱们不是刚洗了吗？跟俺一块住到农机化学校去吧！那儿有个小招待所，有吃有住，条件也不错。”

    我去后一看，招待所设在办公大楼的四楼顶层，只有几个房间住人，每个房间有四张单人床，还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凳子。不要说没有卫生间，连个沙发都没有。我叹口气道：“唉，这么个条件，跟古城宾馆差远了。住得又这么高，爬一趟累得直喘气。”

    她笑道：“每天多爬几趟楼，可以锻炼身体嘛！住这儿，房费低，还能给国家省钱呢！”

    玉兰出门开会，下乡调查，经常坐的是一辆早年从苏联进口的黑色伏尔加，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出毛病。有一回，司机到我们家来接玉兰。她问：“车子准备好了吗？”司机说：“这个破车，老是大修，连石家庄市都出不去，开得真没劲。你面子大，到省财政厅要点钱，换个车吧！”玉兰说：“那可不行，农业厅办公经费那么紧张，哪有钱买新车？咱们有个车坐着就不错了。要是真有了钱，也要先用到农业上！”玉兰在省农业厅工作先后8年，司机换了两个，她却一直坐着这辆旧车。

    玉兰下乡，从来不向当地要这要那，曾给玉兰开过车的司机告诉我，有好多次，主人问她缺什么东西，需要什么土特产，有时甚至把东西搬到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她又叫拿下来。有一次，分管农垦工作的她到国营大曹庄农场检查工作。临走，场长叫人搬来一箱鸡蛋，她不要，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场长着急地说：“这是我自己家的鸡生的蛋，你不要，我今天就把它扔了！”她没法，但还是留下了20元钱。又有一回，有个下属单位的几位领导听说玉兰身体不好，特地到家中看望，临走时扔下1000元钱，就出了门。玉兰又让司机拉着她，一直赶到招待所，把钱退给了他们。

    在玉兰的遗物中，有一张中捷农场写的她在农场服装加工厂做衣服的150元钱的收费单。原来，她1988年出访法国时，由于工作忙，一直没有时间做衣服，后来在中捷农场做了两件衣服。她问：“多少钱啊？”农场领导说：“玉兰，你给我们农场办了那么多事情，出国做两件衣服，还能要你的钱啊！”她说：“如果不要钱，俺就不在你这做了。咱们领导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俺在这儿做衣服要交钱，就是别的厅领导，包括你们农场领导在这儿做衣服，也要交钱。”

1986年12月，吕玉兰率河北农业代表团赴法国访问时，特地到农业专家家里看望。

    她朋友挺多，好多人到家里来玩，有的还送点土特产品，碍于朋友情面，不好推辞。客人临走的时候，她总要回赠一些东西。她向我解释说：“俺为下面办点事是应该的，哪能要人家的东西！你带点东西来关心俺，俺也送点东西谢谢你，这叫有来有往，增进友谊。”

    她办公室摆设很简单，只是一个单间，没有空调、地毯，和其它处室的办公室一样。原农业厅厅长、省农办主任仉玉林对我说：“玉兰刚到农业厅，我想她当过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一间办公室太寒酸了。可是玉兰在农业厅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提出过换房子、搞装修。”

    那几年，省农业厅和省农机局三次分配新建的宿舍，有关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同她商量，建议她搬到新房子去，不仅房间大，楼层好，而且离她和我上班的单位都很近，但都被谢绝了。她对我说：“农业厅宿舍紧张，咱们在省政府宿舍住就不错了，别再占农业厅的房子了。”玉兰兼任省农机局长后，局里提出给家里安一部长途直拔电话，也被她谢绝了：“家里有部江山安的内部电话，能打就行了。”她当厅长、局长这么些年，一直用的是新华社河北分社为我安的电话。

    玉兰对那些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先进事迹和思想，尤为敬佩。她听说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指示后，十分兴奋，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她多次特意看望曾同自己一道共过事的无极县委书记刘日，畅谈廉政建设。

    同时，对请客送礼，拉帮结伙，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等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更是深恶痛绝。她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众场合，都敢于仗义执言，对各种不正之风怒加斥责。

    在我的日记本上，有十几处记载了她同我谈起不正之风的情景。如1990年3月12日，我这样写道：“不久，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既将在北京召开……这几天，玉兰又同我谈起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气得发抖，主要是指好说大话，拍马溜须这两大坏作风。”她曾多次跟我说过，有些干部“整天胡吹八咧，满篇都是吹大话、说假话，既不费劲，也不脸红，有些领导还专爱听假话。”

    仉玉林也向我谈到玉兰在厅领导班子中，对不正之风勇于开展面对面斗争的情况。有一次，她在厅党组会上，直截了当、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厅领导：“这个刚调进来的干部，是你的亲戚吧！这哪行呀！”仉玉林说：“在我们厅长们中间，谁也不敢这么做，只有玉兰同志啊！”

    大概玉兰给省农业厅同志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她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待人热诚的品德。我采访的时候，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谈到她在这方面的事迹。

    李志兰（省农业厅办公室干部）：玉兰经常找我们谈心，让我们好好工作，不论工作还是生活都谈。她心特别细。我爱人生病，到我家来看了好几趟。我脑血管不好，也常头痛，她常对我说：“志兰，你脑血管不好，一定要多注意休息。”我原以为得走在她前面，没想到她却走在我前面了，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吗？一到5月份，天暖和了，她就劝我回丹东老家去看望老母亲，说：“你老母亲80多岁了，有时间请个假，回去看看你老母亲！”现在又到5月份了，我心里很悲痛。（说着说着，李志兰的眼圈就红了，再也说不下去了。）

    路红（省农业厅办公室干部）：没见过老大姐时，觉得很神秘，没想到，她竟是那么和蔼可亲，一点厅长的架子也没有，跟我聊起天来又是笑又是闹。她对每一个干部和职工都很关心。当时，我们打字室就在二楼会议室，离她办公室很近。那次她看文件累了，就到我们那儿去转了转。她说：“哎呀，你们这打字员，也挺辛苦的。看这太阳照着你们，不刺眼呀！长期这样下去，还不把眼给弄坏了？给你们买个窗帘子吧，挂上它，就不刺眼了。”不几天，窗帘就挂上了。虽然是件小事，却使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郑书淼（省农机局办公室干部）：玉兰待人接物从来不摆架子，对普通干部也非常热情。1989年3月，省上办了一个农机培训班，有人说：“同志们都想见见厅领导，不知道吕厅长能不能来一下？”我们给玉兰一说，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参加培训班的人大多数是女同志，这天又是“三八”妇女节，玉兰到了会上，跟大家说说笑笑，还唱了一段豫剧，可把大家乐坏了。

    李生虎（省农机局监理站站长）：玉兰不仅对厅里的普通干部平易近人，而且对不认识的农民群众，也同样和蔼可亲。1988年冬，玉兰跟我们一道去邢台市广宗县赶一个“科技大集”。她穿着军大衣，冒着寒风，不断向过往的农民散发印有科技、致富信息的传单。忽然，几个农民认出了她：“吕玉兰来啦！吕玉兰在送书哪！”顿时，人们围了上来，挤着要来看玉兰。由于人太多，在县乡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撤到附近的一个农家大院里。不一会儿，人又多了起来，只听得院门口不少人在嚷嚷：“让俺们瞧瞧吕玉兰，中不中？”有的干部一个劲儿地劝大伙儿赶快离开。但是，玉兰主动走上前去，不仅让群众进了院子，还同他们亲切地握手和交谈。群众感动地说：“你看玉兰，还是当劳动模范的那个劲儿！”

    李承恩（张家口沽源牧场场长）：玉兰对坝上的三个牧场一直很关心。那里是贫困地区，条件很差。她到省农业厅后第一次来牧场，头天到，第二天上午就让我们领着走访了职工。这些职工住的都是50年代的土坯房，炕上连席子都没铺。下午，她又参加了打草劳动。她带着一箱子大枣，一箱花生，来到总场伙房，一个工人送了一份。大家感动极了。我到玉兰家去过好几回，每次去她都特意拿出家里最好的苹果和梨，让我带给场里的同志们吃。玉兰去世后，伙房的人痛哭流涕。

    刘进辉（芦台农场场长、国家级专家、全国劳模）：玉兰在农业厅工作的那几年，每年都要到芦台农场考察和指导工作，所有骨干工厂和各乡镇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我感到，她最大的特点是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有年秋季，芦台遭受了多年未遇的大风灾。玉兰听说后，第二天就赶了七八百里地，到芦台了解灾情。那天，已是下午了，大家都感到很累，玉兰也十分疲惫。我劝她休息一下，可她马上就让汇报工作。她说：“俺是来工作的。农场遭了灾，我们的工作抓得紧点，群众就少受点损失。”接连几天，她看工厂，看家庭农场，看水利工程，特别注意了解群众的疾苦，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团结抗灾。她回农业厅不久，就给我们拨来救灾急需的化肥、柴油等物资。
    ……

    那几年，在河北省举行的对上千名省直厅局级干部民意测验考核活动中，玉兰的考核分数始终名列前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中自有一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