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有一种观点，在民间常常被作为争论的话题，那就是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为什么在理论极不清晰甚至根本就没有弄清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在社会推广。

    比如，像马云这类一开始就带有垄断色彩的行为，为什么到问题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甚至可能给国家金融造成极大危害时才发现问题呢？才在危险状态下采取措施呢？不管在饭桌上，在街谈巷议中，在亲朋好友的聚会中，有时这类问题会成为热门话题。

    坊间的这种议论有无道理呢？我以为不仅有，而且非常有必要。今天，大有议论一下的必要。关于争论与不争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有过极而言之的话，那是他晚年在会见外宾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过的话。他说，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一万年也要争论，九千九百九十年都不行，这个问题是寸步不让。毛主席话说到这个地步，足见这个问题是何等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倡在朋友交往中，在遇到矛盾问题时，要冷处理，不要忙于弄个子丑寅卯、你是我非。但是举凡国家大事、政策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走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决非日常家长里短那么简单。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个清楚，因为只有方向对了，才不至于走弯路，造成大的损失和教训。这是个根本原则问题。不管是谁，这都是无法否定的真理。

    在这方面，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是有极其严重的教训的。比如在我们革命初期，到底是走城市暴动的路线，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我们党曾经经历过极其激烈的思想辩论和路线之争。毛泽东同志为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井冈山就有与党内不同路线的激烈争论。他在意见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在古田会议之前，甚至连朱德、陈毅等党内领导同志也有与他不同的主张，曾经争个脸红脖子粗。但目的都是为了救中国百姓于水火，为了推翻三座大山。

    为了坚持正确主张，毛主席甚至丝毫不怕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因为这关乎中国革命的方向，一旦道路错了、方向错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按照毛主席总结的，当时因为路线的错误，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苏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政党，直到遵义会议以后，党内才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军事主张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到了延安，乃至一直到七大，才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全党的理论指导地位。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教训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是在长达20多年的路线斗争辩论和实践中获取的。

    正是基于如此，毛泽东主席才有“一万年也要争论”的不容置疑的断言。这是用血的教训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真谛。

    有些事情是完全应该主张争论的。比如像马云一类的资本寡头，到了已经不可一世、凌驾于国家之上，口出狂言，向国家政权宣战时，难道一开始就没有一点迹象吗？绝对有的。群众中、社会上当初是有议论的，当大批的商场关张，当一些实体企业感觉经营困难，当本来维持生存的成千上万商业人员沦落为下岗者的时候，社会上已经感觉到垄断的迹象。但是却缺乏理论上的争论，别说争论，连基本的讨论都没有。这就是大是大非问题。

    毛主席早在建国初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垄断买办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它是以盘剥广大人民为基本手段的。那些玩弄金融游戏的资本家们，有哪一个是到海外赚国外资本家的钱的？不都是在家门口坑害老百姓，都是在国内玩欺诈百姓的勾当吗？最后居然与老百姓口中夺食，玩起什么团购的把戏时，激起社会公愤。

    这些如果允许老百姓，允许社会讨论争论一下，慎重一些，稳妥一些，我想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或许至少不会这么严重，不会拖得这么久。但是，我们这些年在“不争论”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不敢争论、不愿争论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争论，就可能被人讥笑为“落后”“愚昧”“缺乏改革思维”甚至“极左”等一些大帽子。对于马云这样的平台大佬，把本属于社会的改革创新，宁愿都归于他一人，好像没有他，这个手机支付什么的，就不可能出现一样。这个问题人们早就清晰了，而现在聚其功于一人，好像这么个人就是救世主一样。老百姓都不傻，一个到处在各地打造豪宅，甚至在香港打造十亿级别豪宅，追求个人奢华享受的资本家，他怎么可能为老百姓着想，你还企图他能够真正服务百姓吗？这是痴心妄想，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想的是怎么下一步打造他的“马币”，他想的是怎么坐上世界首富的交椅，怎么取代我们的人民政府的金融功能。

    对这些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本该认真争论，争个你是我非。但是我们没有争论，允许这样买办垄断性质的资本家一步步做大，甚至向我们人民政府发出威胁。

    “不争论”不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不争论”危害极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争论，在关乎国家安危、关乎发展道路、关乎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的争论，对于这样我们这样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极端重要。比如关于如何用社会力量办医疗的问题，这关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坚持公有制公益化医疗，还是搞私有制市场化医疗的问题，先行先试可以，但是国家要有控制，要理论讨论。一句话，这是“姓社”“姓资”的根本制度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原则和方向问题。实践证明，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姓社”“姓资”这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必须讨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我们是人民共和国，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当然就应该由人民作主。一个漫卷世界的疫情，再次说明公有制和举国体制的极大优越性。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都不怀疑我们社会制度的巨大优势了，难道我们自己还要犹疑不定和自弃法宝吗？

    因为“不争论”、缺乏讨论，造成的被动和损失已经很多了。类似的还有教育，值得讨论的事情更多。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上中学时，基本还是和父母和社会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合拍的，还是很单纯的好孩子，大学一毕业，就满口我们的国家这也不好、那也落后，满口美国如何如何，这难道不证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吗？我们承认我们的国家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是绝不像某些大学教师说的一团漆黑。

    更为不解的是，类似 “位置不同，别求理解，这是尊重他人；层次不同，别去解释，这是尊重自己......”等种种关于“不争论”学说的毒鸡汤和阴阳怪调，把“不争论”“不讨论”生活化、世俗化、庸俗化了，让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作风和传统，在某些领域不同程度地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