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有人借助我国舆论环境的宽松，时时发出与国家主流价值观极不和谐的声音。其中重要表现就是丑化领袖、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史，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把这样的事放在国际大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它并非孤立。

    近些年来，西方世界推动的“颜色革命”在不少国家可以说屡试不爽，就像表演多米诺骨牌一样搅得全球许多地方鸡犬不宁。而纵观每一个国家政权的垮台，有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军队先出问题。对我国搞颜色革命，他们依然故伎重演，在军队身上打主意。近些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在不断鼓噪叫嚣“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的同时，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拿我们的领袖和英雄开刀，恶搞戏谑我们的领袖和英雄。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社会大众放弃思想和精神的最后防线，走向“去英雄化”的不归路。如果从理论上加以阐述，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党和人民与历史切割，放弃我们曾经坚守的信仰和真理，放弃我们对领袖和英雄曾有的敬仰和崇拜。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洞察秋毫，在他就任总书记之初的一次党史工作会议上就特别强调，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有危害，提醒全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注意。这无疑是向全党敲响的一次警世之钟。

    欲灭其国，先毁其史。这是从古至今的一条规律。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对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福柯说得更加明白：“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西方势力就开始了这个“控制人们记忆”的研究和实践。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官的艾伦·杜勒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将拿出所有黄金和全部物质力量，把他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让他们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个办法比枪炮更要管用。”这个言论，后来他与他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加以全面完善，共同创造和形成了西方世界著名的“和平演变”理论。

杜勒斯

    运用这个理论，西方世界首先成功地拿前苏联开刀。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西方世界在这个重大行动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先利用各种媒体丑化苏联党的主要领袖乃至苏联的战争英雄。可以说，苏联最后亡党亡国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动用和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进而根本否定斯大林、列宁，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全面抹黑苏联时期被视为楷模的英雄人物。

    这是一件令俄罗斯人至今都痛心的往事。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向70多年前的苏联反法西斯战场，那是194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莫斯科附近一个普通农庄，德国军人抓住了一个放火烧德军马厩的年轻女孩。风雪寒冬，尽管女孩弱不禁风，但法西斯德军依然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毒刑之下，女孩毫不屈服，对敌人昂然报以冰冷的眼神。最后德军在白雪皑皑的广场上将这位十八岁的女孩处以绞刑，当一条粗大的绳索套上女孩的脖颈时，女孩挣扎着高喊：“斗争啊，同志们!别胆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罪恶的德军踢开了女孩脚下的木箱，女孩英勇就义。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卓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在小学课本上读过记述卓娅事迹的名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如果讲战果，卓娅的成就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她的呐喊却响彻了整个苏联，从统帅到士兵都愤慨万分，整个战场上到处响彻为卓娅复仇的呐喊。1942年2月，经过斯大林和最高苏维埃批准，授予卓娅为“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然而，五十多年以后，苏联解体前夕，这个曾经被作为圣女崇敬的英雄却再次被推上了绞刑架，不过，这次“行刑”的刽子手不再是德军法西斯，而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投降卖国的知识分子。一篇由西方参与炮制、由苏联人撰写、在媒体公开发表的所谓解读真相的文章震惊了整个苏联。文章用诡辩的手法，称卓娅当年烧的不是德军马厩，而是普通老百姓的民房，是当时愤怒的村民把她抓住后扭送给了德军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进一步推波助澜，编造了卓娅曾经是精神病患者的谎言，理由是只有精神病患者才那么无畏。甚至进一步污蔑说连卓娅的尸体照片，都是奉斯大林之命为宣传需要伪造摆拍的。一个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在谎言的波涛中轰然倒地。整个苏联在谎言中由惊讶到徘徊到动摇。

    与此同时，恶搞英雄的暗潮在各种媒体上涌动，苏军一批著名的战斗英雄，如世人皆知的关键时刻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大英雄马特拉索夫等，被说成是人为编造的谎言。甚至连列宁都被贴上了德国间谍的标签。在一阵阵毁灭英雄的恶潮中，一个个二战中被奉为军神的英雄被无端诬陷和攻击，此后苏联迅即瓦解。一个政党，在拥有20多万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拥有554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德军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不朽功勋;而在拥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党地位亡党亡国。惨痛教训震惊世界。

    苏联解体，印证了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一支笔杆子胜过2000条毛瑟枪。也印证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那次著名演讲：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当苏联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西方势力开始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开始了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实践。

    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几十年以后，当年卓娅这个苏联女英雄的惨痛遭遇，在中国又一次被如法复制。

刘胡兰

    2007年，一个受到毛主席题词表扬的中国山西省文水县的女孩遭到了与卓娅同样的命运，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刘胡兰。这年，正是这个被称为“圣女”的英雄就义六十周年，有关单位准备举行纪念。突然，一家不良媒体刊文对女英雄事迹做出了另类解读，说当年对刘胡兰动铡刀的刽子手并不是阎匪，而是刘胡兰同村的乡亲。这几乎同当年卓娅的遭遇如出一辙。此言一出，舆论大哗，社会一片诧异。此时，当年的见证者挺身而出，以亲眼所见愤怒驳斥了谎言制造者的卑鄙无耻，告诉社会对刘胡兰用铡刀行刑的刽子手是阎匪和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复仇队共同所为。其实，对刘胡兰行刑者的身份是阎匪也好，是复仇队也罢，已经无关紧要，问题是在纪念女英雄的特殊时间，抛出这样一个异端邪说，足见其用心险恶。

    英雄刘胡兰并非个例，一个时期，恶搞英雄，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们的许多英雄一个又一个被恶意糟蹋。

    那个事迹曾经进入中小学课本，手托炸药包的英雄董存瑞，几乎与英雄刘胡兰一起被人恶搞，有人公开撰文，说董存瑞的事迹是作者根据一些蛛丝马迹编造的，根本不存在。此时，几位董存瑞当年的战友虽然已经都是耄耋老人，他们知道后拍案而起，用亲身经历愤怒驳斥。更有甚者，还有打着“追求真相”名义的所谓学者，对上甘岭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公开提出质疑，认为用“粗浅的物理分析方法”就可以证明，堵枪眼的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很可能是记者为了哗众取宠的杜撰。否则，黄继光就是一个傻子，神经是有问题的。有人进而用恶搞的方式编顺口溜诋毁黄继光，说“枪炮基本不用，炸药基本失灵，全军趴着不动，围观一人玩命”。这种对英雄的极大伤害，几乎成为某些人的调侃和娱乐方式。事实真相是，黄继光和他的战友经历的那场作战，当时黄继光所在的15军135团六连的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了，唯一重伤生还的战友万福来战后听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时，大为不解，他上述陈情，以亲眼所见讲述黄继光堵枪眼的伟大壮举，后来才有了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的称号。这样一个被后辈奉为“军神”的英雄形象，就这样被他们肆意践踏。还有，那个为了潜伏被活活烧死的邱少云，被人质疑是违背生理学常识，群体英雄狼牙山五壮士被说成是行窃乡里的土匪，至于助人为乐的雷锋更是被无端抹黑，无私奉献的焦裕禄也被随意丑化，等等，有人愤怒大声疾呼：我们到底还有多少英雄没被糟蹋?

    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到，我们为英雄主义辩护绝对不是一种杞人之忧，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的斗争。捍卫英雄维护英雄，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从一定意义和范围讲，我们的敌人比我们“强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可以不顾人类起码的良知与道德，用谣言这一极其堕落和卑鄙的武器打击对手，并用“强大的资本”给这些谣言和攻击插上翅膀，在全球的各个角落飞翔。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国内那些恶搞英雄丑化领袖的文章，绝大多数是最先在境外的报刊发表的。

    这一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为什么如此痛恨和仇视我们的英雄?他们为什么把诋毁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当作他们颜色革命的重要战略?答案没有别的，因为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已经是我们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打败一切侵略者的力量之源。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对英雄主义精神做一次解读和回望。

    什么是英雄主义？我们与西方自然有不同的认知。

    有段时间，美国一位曾经历朝鲜战争和越战的将军的谈话曾经在网络媒体风传，他在与中国将军进行学术交流时，毫不隐讳地说：我们美军并不怕你们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怕你们有多少尖端武器，因为不管你们发展多快，赶超美国尚需时日，我们最怕的是，你们的军队毛泽东化。

    什么是军队毛泽东化?我们解读，除了战略战术、高超的军事思想之外，具体到每一个官兵，就是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就是人民军队代代相传的为了人民群众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

    对此，我们还是听听这位美国将军的解读吧!这位美国将军，在“二战”中曾经与德国、日本两个轴心国军队都交过手，但在朝鲜停战后他回忆说：对德作战，对日作战，我曾经被德国和日本军人的顽强和拼命精神所震撼，但在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真正交手后，我才知道与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相比，那些德日军人不过是法西斯的殉葬品，充其量只能叫做垂死顽抗和挣扎。中国军人，面对美军的火力网，可以第一波倒下，第二波跨过尸体即刻冲上，还有第三波、第四波，他们那种冲锋的勇敢和姿态，不像是因为命令，而是精神的殉道者，我认为他们有信仰，有我们无法理解的精神。

    这就是这位美国将军对军队毛泽东化的解读。

    据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很多年后，美国一群军事家有一天聚集西点军校，他们依然在研究他们经历的朝鲜战争，此时他们用电脑沙盘再现和破解的主题，是直接导致签署板门店停火协定的上甘岭战役。研究来研究去，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上甘岭，不过就是两座分别才597.9米和537.7米的小山包嘛，可美国被称为战神的老将范佛里特为什么在43天时间里，动用了整整7万兵力，怎么就打不下来呢?战役的第一天，美军就向这片4平方公里土地，发射了30万发炮弹和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整整被削低了两米，却最终没有能啃动这两个由中国士兵用脊梁骨堆成的硬骨头。

    对西方军人来说，这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原因何在?就在于范佛里特等将军们无法把美国军人身上永远没有的元素输入到电脑里，这个元素就是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位美国悍将无法懂得，他也不可能听到和理解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对上甘岭战役的回答：“好吧，抬着棺材我们上上甘岭。”他们也没听到45师师长崔建功的回答：打剩下一个营我当营长，打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死也要守卫上甘岭。他们更不理解，黄继光这样的一个普通士兵，可以挺上胸膛去堵喷着火舌的枪眼，那该是一种怎样的英勇和豪迈!中国军人这样的精气神，西点军校的将军们通过电脑怎么能模拟呢?

    同样也是发生在朝鲜战场，一个美军师长曾经为一个中国士兵流泪。因为他倾全师之力，作战对象仅仅是一个中国士兵。那是1951年夏天，我军一个名叫谭秉云的士兵，凭自己一个人，一支枪，三颗手雷，整整把美军的第二师堵截了8个小时，成功掩护了我大部队的安全撤退，他创造的简直就是世界战争奇迹。后来这个美军师长听说他的敌人不过是一个中国士兵时，他当场为这个士兵创造的奇迹掉下了眼泪。

    这个士兵来自今天的重庆江津。1999年，首都北京举行国庆大阅兵，这位当年的战斗英雄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面对我坦克装甲战车轰隆隆驶过天安门的场景，这位76岁的老英雄泪水涟涟，坦克连着他的军旅人生。朝鲜战场，他就是靠一连炸毁敌人四辆坦克而挡住道路，生生把敌人堵了8个小时，掩护了我大部队的安全撤退。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意味着流血牺牲，更昭示着人间罕见的艰苦。在如今的美国华盛顿有一座朝鲜战争纪念公园，大草坪上，树立了一群身着白色战袍的军人雕像。据说这个雕像依据的素材和要表达的内容，是朝鲜的长津湖之战。这是惊动美国总统的一次作战，因为这次作战，美军现代化装备的王牌第一师，险些被我全歼。当时，我志愿军九兵团把这个师包围，只部署一个连在一个敌人插翅难飞的险要隘口堵截残敌。然而，关键时刻，在一股残敌从这个隘口逃跑时，这个奉命堵击残敌的连队竟然一枪未发，少数残敌竟然逃出了包围圈。怒火万丈的团长来到隘口，准备狠狠惩罚这个连长，但在现场他发现，整个连队百多号人依然在阻击的位置据枪伏地，保持着瞄准射击的姿势，仔细看时，一百多号人已经在极度严寒的雪地上停止了呼吸，他们被活活冻死了，成了披着雪花的冰雕。望着如此惨烈的景象，团长跪伏雪地，嚎啕痛哭。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的年轻战士，他们没有牺牲在美军的枪口下，却被严寒、饥饿夺去了生命。他们中的多数，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大雪，他们甚至来不及等到后勤发下棉装就紧急上了前线，身上穿的衣服，远远不能御寒，有的战士怕冻坏双脚，只能用朝鲜老乡玉米地里的玉米须填在鞋里。可就是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决战。让不可一世的美军在具有优势装备和供给的情况下，付出了伤亡一万余人的惨重代价。

    据说，骄横的美国悍将李奇微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他感慨万端，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写下一行大字：向中国军人致敬!而也在此时，著名军事家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以坚定无比的口气告诫全世界的军人：只有傻瓜，才会选择在地面上跟中国军队交手。中国军人的英勇精神，可以说是世界奇迹，他们永远都是东方之谜。解读这个东方之谜的答案，只有两个字：信仰。

蒙哥马利

    是的，蒙哥马利将军说对了，英雄精神源于信仰。有了信仰，便可以视死如归。有了信仰，便可以无所畏惧。有了信仰，便能催生无穷的勇敢和智慧。有了信仰，便可以爬雪山过草地，可以吃草根嚼皮带，可以用双脚丈量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有了信仰，便可以用小米加步枪苦战八年血雨腥风，打败日本强盗。有了信仰，便可以携三年消灭八百万美制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余威，凭一把炒面一把雪，最终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等十六国联合国军。

    为了理想和信仰，英雄们慷慨赴死，今天听来，似乎显得有点像政治口号，而当年我们的先辈们，却是用生命来诠释这句充满英雄气概的格言的内涵的，正是有了这一以贯之的英雄气概，我们的队伍才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如今，靠文墨留下的英雄故事，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因为挺胸面对枪口，昂然应对苦难，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军人的常态。人民军队将近九十年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英雄史。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人们并不陌生，但是，类似的故事，在当年我们的队伍里，可以说是寻常故事。就在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发生的同年，在河北涉县，有一个七壮士的同样故事，不过因为故事相同，当时又受环境局限，未作宣传罢了。几乎与董存瑞故事发生的同时，也是在河北，离隆化不远的密云，那年也有过同样的一幕。密云县城，1948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之地，四野某部八连负责攻打城门前的一座碉堡，八连组成12名爆破组负责攻打。12名爆破手一个倒下去，接下去另一个上来，面对敌人的重机枪射出的子弹，战士们没有丝毫犹豫和徘徊，眼看11名爆破手相继牺牲在碉堡前，第十二名爆破手王挺发奋起向前，背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在与董存瑞炸碉堡的同样时间——1948年，同样的地点——冀东，爆破手王挺发用与董存瑞同样的壮举，演绎了与董存瑞同样悲壮的故事，用身体作支点，炸毁了敌人的碉堡，为密云城的解放开辟了道路。

    当今世界任何一支军队，没有一支像我军这样，为人民利益舍身赴死。长征出发时我们曾经有十几万红军，可到达陕北才剩下三万人。八年抗战，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伤亡60多万人。解放战争，26万子弟兵牺牲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前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30多万官兵为人民光荣献身。从1921到1949年，为祖国解放牺牲的共产党员有名有姓的就多达379万人。可以说，这些英勇献身的先贤，他们都是英雄。

    翻翻我军的历史，没有重金悬赏，没有严刑峻法，更没有国民党那样杀气腾腾的督战队，但是，我军的每一个官兵，都会在祖国召唤的时候，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完成从士兵到英雄豪杰的升华。这样的升华，就是中国军人的英雄精神。

    这样的升华可以使董存瑞毫无惧色地单手托起导火索冒着火星的炸药包；这样的升华可以让黄继光奋然一跃，扑向了喷着火舌的美军机关枪;这样的升华，可以让邱少云面对熊熊烈火烧身稳如泰山；这样的升华，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每当洪流袭来时用胸膛筑起抗洪的堤坝；这样的升华，可以在人民遭难时用血淋淋的手指去挖水泥板下的一息尚存的生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我们能打仗打胜仗。靠什么打胜仗?当然离不开现代化的装备，离不开军队现代化建设，但是不管将来怎么发展，不管我们的武器装备怎么进步，我们的英雄主义传统，是我们永不言弃的传家法宝，那是我们军人的灵魂。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不承认，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影响，我们一向秉持的英雄观正在不断接受锻打和考验。我们对英雄的理解也常常发生偏移和动摇。出现在我们荧屏银幕上的英雄形象，更多地成了俊男靓女的时尚青年;我们的军旅文艺，缺少那种洪钟大吕的阳刚之气和雄壮之声;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热衷于在娱乐圈里发掘材料，在茶楼酒肆激发灵感，在流行时尚中附会思想。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者，为了追求点击率，常用的手法便是拿英雄开涮，拿经典说事，非不如此，好像不能显示他们的时尚和深沉。殊不知，在这些人毫不费力地收取名利的同时，却搅乱了大众的视听判断，也降低和损害了他们自己的道德操守，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对待英雄的态度，历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上个世纪初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曾这样写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加可悲。”毛泽东是我们的开国领袖，同时也是为世界敬仰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及其那些为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理当受到我们后辈世世代代的景仰和爱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对我们的领袖和所有英烈存一份敬畏之心，这是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它彰显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