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央苏区时期第一台X光机的“知己先生”；他，用这台贵重的“家伙”为王稼祥、曾山、陈毅、贺诚、陈正人等领导拍过“照”；他，在红军总医院建立了第一个X光室；他，陪着“镇山之宝”踏上漫漫长征路；他，在长征途中千般不舍地将“老朋友”寄存在一个农户家中……

    他，就是跟随红军到达四川冕宁境内的大渡河附近时，患上了严重疟疾，拉肚子晕倒在茅房前草丛里而被“遗忘”了的红色医生——胡广仁。

    胡广仁，原名陈揖生，于1912年出生，浙江绍兴人。1929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之后在位于白克路（现凤阳路）德国人开办的上海宝隆医院（现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实习了3年。

    1932年11月，陈揖生偶遇前来上海采购药品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第三团卫生队队长姚器成，在他的引介下，从上海来到江西吉安，参加了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第三团卫生队，任上尉军医。

    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近45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陈揖生所在的第五十二师也被调遣。

    1933年2月27日，陈揖生随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沿抚州乐安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等区域向宜黄县黄陂镇进军，行至桥头附近越过登仙桥时，被红一军团拦腰切断，被红二十一军截断了退路，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经过3小时的激战，国军第五十二师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陈揖生在内的医护人员全部被俘。

    陈揖生非常害怕，以为红军也像国军一样会虐待、残杀俘虏，所以他在登记姓名信息时临时冒用了一个战死的国军士兵“胡广仁”的名字，于是就有了之后的红军军医“胡广仁”这个人。

    被俘后，胡广仁发现，红军宣传的“愿意留下来当红军的，非常受欢迎；不愿意留下的，缴枪后可以领取一张路条和3块银元回家”等优待俘虏政策是千真万确的，这与国军抢夺俘虏钱财、随意砍杀俘虏的残暴行径形成鲜明对照。

    那时，红军医护人员相当紧缺，医疗水平高的人才更是屈指可数。这时俘获了一批国军医护人员，而且专业技能较高，这令求贤若渴的红军将领兴奋不已。

    当晚，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就派人找胡广仁等医护人员做思想工作，耐心地宣讲红军对投诚医护人员的优待政策，真诚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红军服务，为解救穷苦大众出一份力。

    就在这时，一位岗哨疾速跑来报告，说宁都小布医院有好多负伤严重的战士需进行手术，医护人员不够，需这边火速组织医护人员前去支援。时间就是生命，负责转运国军俘虏的张连长得到贺诚的同意后在队伍喊道：“这一列的12个医护人员跟小孙（联络员）火速赶赴宁都。”正好，胡广仁就在张连长所指的这列俘虏中。

    来到宁都小布时，已是凌晨2点多。在胡广仁等医护人员的急速救治下，一些处于生死边缘的战士，转危为安。

    胡广仁也亲眼目睹了这里官兵平等、军民鱼水一家亲，友好、和善、亲民的大好景致，完全没有国军中那种官兵分三六九等的阶级压迫感，胡广仁深切地体会到红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人民军队。

    在这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胡广仁深谙自己无力阻止战争，但可发挥医学专业技能，治病救人，尽最大努力解除伤病员的痛苦，这是他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职责和初心。

    胡广仁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受到红军的特别优待。在被送往瑞金的途中，正巧碰到打了胜仗归来的朱德总司令。此时，胡广仁心里仍有些许忐忑不安，甚至惧怕。因为，他在上海时曾多次在报刊上看过有关“朱毛共匪”的文章，说“朱毛共匪”不仅长相可怕，且非常凶悍……

    胡广仁胆怯地低着头，紧紧地畏缩在队伍中间。

    朱总司令跳下马，在警卫的指引下走了过来：“胡广仁，你好哦！”胡广仁胆战心惊地抬起头，看着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拉着胡广仁的手，幽默地说：“我是不是比国民党描写的更可怕？”胡广仁红着脸，连连摇头。“没有就好！”朱总司令乐呵呵道，“听说你是医学高材生，我们非常欢迎啊。”胡广仁怎么也没想到，朱总司令不仅长相平常、和蔼可亲，而且竟然喊出了他的名字。此刻，胡广仁才清楚“朱毛共匪”并非是指朱德一人。

    到了瑞金，胡广仁和其他投诚的官兵受到红军热情接待。贺诚亲自出来迎接，并与胡广仁握手，“欢迎，欢迎，我们这里迫切需要你们这些医学人才。”

    贺诚对弃暗投明的医护人员作了统筹安排后，将胡广仁派往设在兴国茶岭的红军总医院工作，增加力量。

    4月，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出动数架飞机对中央苏区进行狂轰滥炸。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乐安召开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不幸被弹片击中腹部，身负重伤。由于当时红军的医疗设备简陋，无法准确地定位王稼祥体内的弹片，必须请X光机来“帮忙”。

    情况万分紧急，毛主席命令上海地下党火速购买X光机。这下可急坏了地下党，因为X光机那可是稀缺的“宝贝”。地下党四处打听也未能找到货源。最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从美国购买了一台德国制造的X光机，以及X光胶片和药水等材料送给了地下党，地下党火速将它送到中央苏区。当然，其间费尽了周折。

    见到这珍贵的“宝贝”，贺诚可高兴坏啦，他知道这台机器来了意味着什么。可转眼间，他又愁眉不展，X光机的使用说明全是德文。怎么办，谁懂它？大伙都摇头，一时半会找不着人。就在贺诚手足无措之时，有人提醒说胡广仁在德国人开办的医院实习过，应该懂德文。

    立即，贺诚请来了胡广仁。胡广仁果真不负众望，很快翻译了使用说明书，组装好了X光机，还熟练地给王稼祥“照片”。

    “看到了，看到了。”胡广仁兴奋地叫起来，深深扎在王稼祥腹腔内盆骨旁的一块黄豆大的弹片神奇地显现在“照片”里……

    为了帮助更多的伤病员，红军总医院创建了X光照室，由胡广仁负责操作、维修、保养和带教，并分批地给体内有“硬壳”的伤病员拍片，挽回了许多将士的生命。

    在红军总医院，除了药品和器材紧缺外，包扎伤口用的胶布也稀少，常常用麻线捆扎，极不方便。胡广仁就搞了一个小发明，用松香和桐油加热后涂在牛皮纸或其它比较厚的纸上，再用剪刀剪成长条，以此来代替胶布，解决了医疗护理急需材料问题，受到伤病员和上级赞赏。

    8月，红军卫生学校和红军总医院先后搬迁到瑞金城郊的朱坊村。为推进苏区红色医疗事业的发展、方便学校教学，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决定将红军总医院与中央红色医院合并，更名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因此，胡广仁一边在附属医院坐诊，一边承担学校的教学任务。

    红军卫生学校教材匮乏，给学员上课的资料非常有限，胡广仁将自己所学的医学理论知识与救治伤病员的实例相结合，撰写了文章《介绍水疗在治疗上的应用及构造与使用法》在《红色卫生》第3期上刊发，编写了教材、讲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红色医护人员。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胡广仁与医护人员一起将医院的医疗设备及学校的教材打包成几十个木箱，准备跟随长征。这时，周恩来突然到访，说陈毅在老营盘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右胯骨被敌军弹片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陈毅疼肿了很久，但一直不知道伤在什么位置，必须用X光机摄片。周恩来还略带愠怒的语气说：“贺诚同志，请相关同志打开包装好的箱子，麻烦你放下手边正在忙的一切事情，还要麻烦你亲自给陈毅同志做手术，把他腿上的弹片取出来。”因为红军要出发了，而陈毅要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所以现在使用X光机为其诊断显得十分迫切。

    立时，贺诚命令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陈志方叫胡广仁拆开箱子，重装X光机给陈毅拍片。在胡广仁的协助下，贺诚亲自拿起手术刀为陈毅做手术，取出了卡在骨头里的弹片和一些碎骨，保住了陈毅的右腿。

    手术结束后，胡广仁将多余的一小块X光胶片给贺诚的儿子贺碎五照了一张相片送给了贺诚夫妻。贺诚视这张照片为珍宝，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常取出来看，偶尔还和同志们一起分享，以解相思之苦。因为长征出发前，贺诚依依不舍地将儿子寄养在了当地一个老农家。

    根据安排，胡广仁随中央直属纵队（多为年纪大的领导同志和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出发。因为中央直属纵队的行军速度与医护人员背箱抬杠的缓慢行动更契合，同时有医护人员在，更方便提供医疗保障。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胡广仁被调到遇河架桥、逢山开路、陈赓任团长的干部团。

    28日，中央红军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村坝、青杠坡突遇敌军，红三、红五军团率先投入战斗，陷入了困境, 毛主席急令干部团前往支援。陈赓率干部团英勇反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国军严重受挫，红军也损失较大。胡广仁紧跟冲锋在前的步兵营后抢救、包扎、抬送伤员，一次次与时间赛跑，跟生命较量，在枪林弹雨中救治不少将士。

    2月5日，红军到达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境内后召开了重要的扎西会议，明确要将带不动、不好扛的器械全部扔掉或者就地隐藏，其中也包括X 光机。因为国军在后面追击，飞机在头顶轰炸，如果再不加快行军速度，很容易被国军“粘住”或“咬死”。

    接到命令后，胡广仁和陈志方等人千般不舍地将这个“老朋友”秘藏在云南镇雄县的一户农家阁楼上，心里很不是滋味，久久不肯离去。因为这位“神医”是红军的功臣，曾从死神那里夺回了无数将士的生命。

    5月上旬，胡广仁跟随部队行至四川冕宁境内，突然患了严重疟疾，头痛、发烧、乏力、全身酸痛，陈赓知道后将他的马给胡广仁骑；贺诚见胡广仁冷得发抖，将自己的毛线背心给他穿。

    然而，到达大渡河附近时，胡广仁感到腹部剧痛，就钻进村里的茅房拉肚子。当他走出茅房时，忽然一阵头晕，倒在了草丛中……

    等胡广仁醒来后，部队早已不见了踪影。他慌里慌张地往前追赶，可追到晚上，也没摸清部队的去向……

    从此，胡广仁就与红军失去了联系。

    之后一直他在重庆当一名普通医生。1982年11月从綦江县卫生局退休，1996年11月23日因脑溢血于在重庆逝世，享年84岁。

    （本故事根据赣南医科大学苏区卫生研究中心刘善玖教授的《陈揖生之子陈志达兄弟采访录》、陈揖生女儿陈珊梅的《父亲的长征故事》，以及陈揖生的自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