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长征历程中，贵州是红军长征期间停留时间最长、留下印迹最多的省份。革命活动遍及贵州68个县(市)，转战时间达5个月零8天，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让贵州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仔细分析红军在贵州的革命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转兵贵州

    标志事件：通道会议及黎平会议

    进入贵州前，中央红军在王明错误路线指导和错误军事指挥下，实行“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连续遭遇了多场败仗。特别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一役中，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人数由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国民党当局判明红军的行动，在红军原计划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抗日的路线上部署了重兵，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2日，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这次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李德、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毛泽东等人。会上，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张闻天、周恩来、王稼样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但是李德、博古拒不接受。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所以没有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第二天，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第三天，一举攻克黎平县城。

    在黎平县城稍作休整补给后，为进一步确定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作出了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中央和红军成功地实施战略转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阶段 深入黔中

    标志事件：猴场会议及强渡乌江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续攻占锦屏、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凌晨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精神。确定了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重新确定了作战方针，即放弃一味的被动逃避，在运动战中主动寻机击破敌人；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局对中央军委的领导，明确指出今后部队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剥夺了博占、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上承黎平会议，下启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大会议，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会后，中央红军马上向乌江挺进。1月2日-1月6日，全线突破敌人设置的乌江防线，共击溃黔军6个团，歼灭和俘获敌人5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突破乌江防线，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较大胜利，摆脱了一面打、一面走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主动权，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也为占领遵义打下了基础。

    第三阶段 占领遵义

    标志事件：遵义会议

    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这个时候，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中央大部分领导人从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觉悟过来，纠正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成功攻占遵义，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取得了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必要条件。

    这一年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一是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二是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自主作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

    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第四阶段 挥师北上

    标志事件：四渡赤水及苟坝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到四川西北部创建新根据地。但因为四川军阀调集重兵追堵，北渡长江已几乎不太可能，于是中革军委决定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1935年1月19日到3月22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三个月的时间多次穿梭于赤水之上，谱写了壮丽的“四渡赤水”篇章。

    一渡赤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8日凌晨在土城镇外的水狮坝与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也就是“土城战役”。当时由于红军截获的情报有误，把敌人电报的“旅”翻译成了“团”，以为敌人只是两个团的兵力，但其实是6个团万多人，还有后续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双方一度陷入了胶着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毛泽东迅速调集红军其他部队增援，向青杠坡发起多次总攻，并占领永安寺。这个时候，敌人的大量增援也赶到。28日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根据各路国民党军正汇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云贵川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渡赤水：2月5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随后几天，红军在滇北扎西地区集结并进行了整编，此时的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黔北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抓住战机，避实击虚，指挥红军于2月18日至21日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杀了个回马枪，于24日攻占桐梓，25日奇袭娄山关，28日凌晨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再次占领遵义后，红军在遵义花茂、苟坝等地活动。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等人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每个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收到电报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苟坝召开了会议，就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受二渡赤水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大家希望多打胜仗来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所以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当时他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会议整整开了一天，最终通过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通过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

    会议结束后，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毛泽东当晚深夜提着马灯赶往周恩来住处，力陈己见，向周恩来晓以利害，反复说明我们现在是疲惫之师，不宜进攻敌人坚固设防的城镇，并且分析了当时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周恩来被毛泽东说服了，然后两人又找到朱德，把朱德也说服了。

    第二天，经过大会再次讨论，作出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个决定，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真正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经过苟坝会议，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把握和军事战略部署的准确性、前瞻性得到了证实，地位得到了巩固提高，为后来的南渡乌江和中国革命埋下了伏笔。所以，苟坝又被称为“用马灯照亮中国的地方”。

    三渡赤水：红军再占遵义，让蒋介石感到奇耻大辱，于是亲自飞抵重庆坐镇指挥，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月16日至17日，毛泽东将计就计，指挥红军在白天大张旗鼓地从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四渡赤水：3月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针对敌人的企图，毛泽东等决定，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诱敌西进，同时红军主力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找机会歼灭敌人。3月21日至22日，红军主力军在敌人重兵集团间乘隙急进，折而向东，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又最为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非凡的谋略思想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第五阶段 摆脱重围

    标志事件：佯攻贵阳及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后，为了大规模调动敌人，选择更为有利的北上入川路线，毛泽东利用红军机动灵活的特点，突然调转方向再渡乌江，1935年3月29日至4月1日从梯子崖、江口等渡口南渡乌江，从乌当、花溪、白云等地佯攻贵阳，还打出了“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这个时候，蒋介石来到了贵阳督战，感到十分惊慌，急忙调滇军火速增援贵阳。中华北路上的那栋“毛公馆”，就是蒋介石当年在贵阳督战时居住的地方。谁料红军只是虚晃一枪，蒋介石调兵正中了毛泽东预先设定的声东击西之计，给红军敞开了西去云南、北渡金沙江的大门。4月下旬，红军威逼昆明，蒋介石又慌忙调兵驰援，红军乘虚直抵金沙江畔，并于5月9日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成功甩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结束了在黔北地域及川滇黔边区近三个月的辗转战斗，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大踏步挥师向四川挺进，开启了长征史上著名的爬雪山、过草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