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诗落笔时，是在前年，收笔时是今年的岁初。不管怎么说是迟了，迟得我有很大的愧疚感，有不可原谅的负罪感。

    为什么？我身为诗人，唐山的土地养育了我，我本该为家乡做点事情，尤其是李大钊就在身边，我们是同乡同族同姓（我本姓李），多少机缘把我们连在一起！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第一人，又是一位政论道通、诗文并济的激情歌者，可我前30多年的诗歌里竟没有为他写一部长诗，想起来很是惭愧的！

    有一天，我的心被他一下震撼，竟使我身子发软，浑身冒汗，大脑一片空白，脚步有些踉跄。那是参观李大钊纪念馆的情景。我从绞刑架前默默离开，就在那一瞬间我被“子弹”击中，埋下诗的火种。

    自此后，我被一种叫良心的东西折磨，辗转于心，如鲠在喉，日想夜思。我想，应该为他写一部长诗了。那段时日里，我眼前总有一盏灯浮现在脑海里，幻化成诗的色彩和气息，诗的灵动骚动于心，竟使我欲罢不能。无独有偶，在一同参观过李大钊纪念馆的宗鄂先生也记住了那盏灯，恭恭敬敬地画在纸上，占据了整个空间。就这样，我写下现在这个题目《烛火之殇》。

    烛火自然是他生活中的具象，他出生农家但不失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祖父都十分重视文化且有文化涵养，他的文化启蒙、思想启蒙都是从一盏油灯开始的。综观他的全部面貌、行为、思想、性格，烛火又是他的抽象化身。他最初是在烛火中寻找知识，汲取中华文化的营养，以后又在烛火中寻找道路，积蓄精神力量。再以后又如火一样的燃烧自已照亮道路，以至献出生命。他的性格也像烛火，温和绵软但刚强坚韧。38岁短暂一生，可谓英年，殇，青春之逝也！

    复述历史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历史老师，一种是写传记的人。而诗人是提炼历史、解构历史、诗化历史。李大钊是个严正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存与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密不可分，而且他的行为不是阵前厮杀、千里云月，更多的是纸上文章、讲堂授课、政坛政论，为他写长诗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诗意发现至关重要。应该说烛火意象的运用、父亲定位的确立，大大成就了这部长诗。

    父亲的定位是感情的浓密、爆发，自然而得。越来越走近，越来越亲近，干脆就把他当做了我的父亲。这不是生拉硬拽，是感情浓度酝酿而至，水到渠成。这与地域、民族、姓氏、秉性、文化类同有关。还有一点我本姓也姓李，和李大钊有血缘是无疑的。方明先生说得好，“他不仅是我们的父亲，他也是党的父亲啊！”

    正是这个机缘这种感情，竟让我与李大钊之间有了患难与共、悲喜同生的感情。写到高潮时我激情飞越，遏不可止，写到悲切时我老泪纵横，欲罢不能。记得写到李大钊就义之后，我回到大黑坨村，去到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坟前，睹物思人，情绪大作，我伏在桌子上大哭起来，哽咽不止，竟然惊动了我的家人。我想，只有血肉相连的亲情倾注，才有了动人的诗歌。

    再就是每一章的题头诗，采用了屈原九歌的体例风格，是我故意这么作的。九歌阴郁浑厚、沉雄哀婉的语势氛围，很适于悲壮的诗歌内容，目的是烘托气氛，加大诗的外张力和感染力。这种新旧诗的搭配，也能体现诗的多元性。

    在现代大环境的观照下写史诗，是我不断提醒自已的一句话。毕竟是遥远的、陌生的历史，今天拿出来有什么必要？李大钊是伟大，党史记了他不是足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写成长诗给我们看？之所以写长诗，是因为李大钊精神层面上有一种“独有”的东西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那就是爱国、忧国忧民，生为民生、

    死为国死。他的肉体消失在绞刑架上，他的精神却高扬在高尚的天空。这样的人还不值得今天的人们怀念和景仰吗？现代化了，超富了，精神这种东西可没有过时之说啊！这是其一。

    其二，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入手，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阅读习惯、语式语境等等，把“我”融入其中，把读者带入其中，力求消除隔膜感、陌生感、陈旧感。从而达到旧事新说的新鲜、新奇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