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写了一篇从“雄关漫道”的“道”说到“何惧风流”的“风流”，没曾想得到观众的强烈呼应，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到了有关部门非管一下不可的地步了。

    中央文献的老主任逄先知老人特意打来电话，说解放初期党中央为了纯洁语言文字，特意请来吕叔湘来为中央机关干部上课。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一旦成稿，必须要请王力这样大师级别的语言文字学家来过目。叶剑英元帅为了使军事科学院出手的文电不出语法之类的常识差错，特意编制一位语言文字的专家。这足见这个语言文字问题多么重要。

    现在，这个语言文字出现的问题不是减轻了，而是比过去更加严重了，出现了少有的危机感。这种危机不仅仅表现在相当多的国人提笔忘字已经成了一种常态，而且表现在我们一向引为自豪的中国汉字，正一步步被外来语所侵蚀。对此，相当多的中国人不仅无所察觉，甚至开始习以为常。有人说到提笔忘字，常常把它与电脑的普及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更多的原因是，我们对保卫我们的汉语文化已经缺乏一种清醒，对我们数千年的汉语文字缺乏一种自信。

    多年以前，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中央电视台将不得在电视节目中使用外语缩略词如“NBA”、“GDP”、“WTO”等。这个通知，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意义都非同寻常。此前，清理汉英混杂现象的呼吁，多见诸报刊和语言学界，“两会”提案、专家撰文也多有涉及。而以官方行文方式做具体规定还是第一次。有论者称，这是以政府主动出击的方式来捍卫汉语的纯洁性，其意义深远。后来我们发现，对这个带有法规性的政令，社会执行的并不怎么好，一些“洋泾浜”文字，无论在电视台的播音中，还是在报刊上，照样我行我素。无疑，这对维护中国汉字的安全是十分不利的。

    应该说，这些年来，汉英文字混杂使用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时下，无论是书面行文还是口头语言，撇几句洋文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的事情。甚至有的报纸也公开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有些东西，不懂英语只懂汉语的人看不懂写不了，只懂英语不懂汉语的人同样也看不懂写不了。至于年轻人交往，动不动“N个问题”的半洋半汉的话更是常事。到头来，弄得中国人好像必须学会英语才能看懂读懂自己的语言。因此，保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历史传统，应该说已是刻不容缓。

    “洋泾浜”汉语的流行，已经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了吗？这绝非危言耸听。

    有语言学家这样断言，世界文化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和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先后于公元前300—400年消亡了，眼下就只剩下汉字了，伴随着英语的强势“入侵”，如果再置若罔闻，300年后，汉语也将会消亡。看眼下的现实，就知道这非妄言。今天社会对汉语的轻视和对英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麻木的状态。眼下不完全是英语的强势入侵，而是我们的文化传承者自我防护能力不够。对西方语言的盲目崇拜，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自信力的缺失。如果任其发展，我们神奇的汉字，也许有一天就会像甲骨文一样成为只有专家才能破解的文化密码。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强调保卫民族语言的纯洁与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5000年文明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是融合并非照搬，比如，因先辈的智慧，在引用外来语上，用音译有了我们今天惯用的“咖啡”，用意译有了汉语“电话”，音译加意译就有了今天的“芭蕾舞”。这些文字，都悄无声息地引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文化表达。史料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三次吸收外来语的高潮，第一次汉唐通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语“葡萄”、“骆驼” 、“世界” 、“庄严” 、“结果” 、“现在” 、“圆满”等从西域语言和佛语中引入汉语，此后被我们用了数千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舶来品了。第二次外来语高潮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英语中引进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从日语中引进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政策等等一类词汇，至今这些词汇已融入我们的主流语言。这些机智巧妙的引用，表现的是先辈们的大智慧，重要的经验是把外来语化为了我们的血肉。

    第三次高潮是近些年的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来语更是似大潮汹涌。毋庸置疑，这对促进文化交往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遗憾的是，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潮，我们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全面的应对措施，没有像先辈那样在保护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西方语言化为我之血肉，而是用极省俭的办法，将外来语直接楔入汉语。于是， WTO、GDP、NBA、CPI、IMF等等直接入文，便成了一种惯常现象。加上一些科技新词如DVD、MP3、MV等的大量引入，汉语常常像一种“四不像”的文字。其实，在面对外来语强势到来时，汉语言的应对办法还是很多的，改造也罢，融合也罢，有先辈经验可资借鉴。关键是重视不够。比如WTO入中国时，就用“世贸组织”称呼有何不可？GDP用“国总值”，APEC用“亚太经会”岂不更贴切更便当吗？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移来。这种直接嵌入法，实际助长了我们文化的不自信。最典型的，莫过于2003年非典流行了，一开始，国人已经习惯用非典一词了，可一些报刊后来又改为“SARS”，弄得老百姓不知怎么说好。后来的甲型流感，开始称“猪流感”显然不科学不好听，改为甲流后本来老百姓已经适应了，可见诸公开报刊、电视的说法，又非常别扭地说“甲型H1N1流感”，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它命名的科学和神秘、显示不了与世界接轨一样。

    说到底，骨子里还是一种文化不自信。其实，在引用外来语中，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做得很好的，比如流行病“AIDS”，专家将音译和意译结合，称其为“艾滋病”，顾名思义，这是因为爱而生的疾病，何其准确而恰当。只是对这样很好的经验缺乏认真的总结和推广。

    “洋泾浜”的拥趸者，有一种悖论，认为中国方块文字字义多，太难学，不如26个英文字母易懂易记，随便几个字母组合就是词组，含义深广。其实，这大大误读了中国汉字。据中西方文字学家共同研究考察的结果，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汉字，无论表情达意还是承载信息、字义储存的容量上，都大大优于西方其它文字。特别是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成为书写艺术的文字。它在文字与艺术、象形与表意的绝妙结合上，堪称世界一绝。说到这儿，我想到了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认为方块字束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融合的手脚。鲁迅先生早年的这种担心当然有其局限性，到改革开放初年，一些文化界人士也再提类似问题，在报纸争论不休，甚至要取消汉字，建议走拼音化道路，否则计算机时代会将中国文字抛弃。岂料，随着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对五笔字型输入法的研究开发，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中国文字昂首进入计算机的新时代，现在汉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有例为证，据联合国相关部门统计，在如今联合国常用的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中，汉字版是最薄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