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中华文明史——谨以此文敬献给远古华夏所有的古圣先贤、列祖列宗！

    2019年11月19日，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在北京西郊久负盛名的已有500多年历史的敕赐承恩寺畔胜利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论证中华文明史是上下万年而不是以前所误认为的中华文明是“上下五千年”或者“三千七百年”甚至“千年”之谬传。

2019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记者前去采访了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世界文明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翟桂鋆教授。

    记者：翟老师，中华文明史以前都说是“上下五千年”，也有的学者论证“中华文明只有三千七百年”，在今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 周年的有关官方媒体公开报道中，甚至说“千年中华文明”。你们这次研讨会竟然论证“万年中华文明史”，你们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的专家学者这是又一次颠覆了人们的三观啊！

    翟桂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形成，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经日本传入中国。近似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传播到中国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传来了革命思想，但中国历史被谬传为仅仅只有五千年却是中国人的莫大悲哀。历史上，历代的王朝都认为华夏历史是数万年。例如，唐代的大知识分子李白认为中华历史是“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见《蜀道难》)。所以说，中国文明史定位上下五千年，特别是定位三千七百年，甚至定位在“千年中华文明”，这是中国学界在近代西方中心论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个“怪诞理论”。现在是匡正中国文明史，全面恢复万年中华文明的时候了。其实，若只说“万年中华文明”，已不足已表达亘古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应该用“万古中华文明”才能显得更为确切。但在策略上，我们可先夯实“上下五千年”(因为国际上有一股势力，连五千年中华文明都在否定！国内也有一帮西方应声虫在策应鼓噪)，再确定确立“万年中华文明”，最后恢复“开国四万八千岁”，进而再论证中华文明八万年、十万年、三十万年！只有这样我们古圣先贤之荣耀才能复归，我们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才能含笑九天。

杜钢建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做精彩演讲。

    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在我国学术界，西方至上、欧美至上、盛行西方中心论，有一伙不孝子孙在刻意贬低中国历史。他们认为地下挖出什么，才认为有什么历史，对于历史典籍记载的，统统认为只是“传说”。岂不知西方把口头传说从法国斯卡利杰起都变成了“历史”，而在我国却恰恰相反，把历史典籍古书记载的历史都贬称为“传说”！

    试问，就是在今天，有哪一个学者在撰写论文，甚至是写普通文章时，特别是在记载历史事件的文字上不是下笔慎之慎，反复推敲遣词用字?更何况是在古代，文字要刻写在石头上、甲骨和竹简上，古人只能是更加“惜墨如金”，古圣先贤们写下的每个字都承载着极其巨大的信息量与历史重托。所以，对于祖先留下的任何文字，我们都应该虔诚的尊奉为“经典”与“史实”接收之学习之研究之。把古圣先贤留下的宝贵典籍视之为传说是不孝子孙的大不敬与肆意妄为。

    记者：翟老师，万年中华文明、五万年中华文明乃至三十万年中华文明，有考古证据证明么?

    翟桂鋆：几十年来，我国大批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关乎到中国民族复兴的这个重要课题。如杜钢建、王大有、朱奎、卞伟光、黄饮冰、章越琴、何新、何清、诸玄识、文生、陶松林、应光荣、亚布、田斌、枕戈、董并生、闫朝科、李洪、董肃广、裴峰、牟森、向前静..........等专家学者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万古中华文明史。杜钢建教授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就开始研究万古中华文明的源流。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由香港光明出版社2017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它的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英语英人起源于中国的论断，已在中国与全世界放了一个历史文化原子弹。他的“万古中华文明”研究结论，也将会在中国学界掀起新的一场大讨论。杜钢建教授现在每天都在写与万古中华文明有关的论文或科普文章，平均两三天就要在微信平台发表一篇文章。他积四十年之力与心血而研究撰写的《世界文明史》将在明年出版。

    七十又五的王大有先生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甲骨文专家和中国上古历史研究资深专家。几十年来，他穷经皓首，对中国上古文明研究精深，著作等身。王大有先生深邃的思维、睿智的智慧和精辟的独到见解，往往使有关考古单位有新考古发现都不敢让其知晓，担心他一看到就又会有新的发现与见解，而使那些吃官饭的研究者相形见绌而无功绩。几十年来，王大有先生先后出版了《寻根万年中华》、《中华源流》、《上古中华文明》、《大中华根脉》、《昆仑文明播化》、《龙凤文化源流》、《龙凤传人》、《殷地安之谜》、《太极辨证法》、《三皇五帝时代》等几十部著作。

    黄饮冰先生对中国上古文明有着长期的研究，他的专著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协和万邦——华夏本土起源论》、《黄帝一统——黄人、皇帝和皇帝王朝》、《三代以继——追踪夏朝》。

    李洪教授对中国文明史研究都体现在他编篡出版的《中国国学史纲》和《经略百科》及《谈经论语》等著作中。

    卞伟光教授是从伏羲文化深入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学者。他先后出版了40多万字的《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化复兴之路》、28万字的《超存在哲学概论/中国文化的母型特征及其发展前景》、《大易经：中国文明起源于伏羲文化》，100万字的《伏羲之光：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复兴》已经结稿，2020年将出版。

    陶松林先生是8000年前红山文化研究专家，他对“碧玉龙”有着独到的研究，他从红山玉文化研究探索华夏文明史至少有8000年。他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他倾注心血而撰写的专著《红山夜话》中。

    章越琴教授研究了大量的古书典籍并实地探索考察30多年，依首星定位为切点，先经天，后经地，找到并定位了上古之三皇五帝上古帝都昆仑，就在“成徽盆地”的今日之陇南成县，并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认可。

    章教授把她倾注30多年心血与艰辛而研究探索的成果都写进了《揭秘三皇五帝都——三皇五帝都考辩》。她还和卞伟光教授、彭真怀教授上下奔走呼吁国家高层出面制止了开山炸石毁灭伏羲“坐井观星”之中字山这一无比珍贵的华夏文明的原始点的野蛮罪恶行径。

王大有先生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

    综上所述，杜钢建、王大有、卞伟光、章越琴、董饮冰、朱奎、李洪、陶松林等专家学者研究与近几十年考古新发现，万年中华文明足可从以下二十五个考古新证据链中确立确认：

    第一、陕西大荔30万年前人头盖之发现与30万年前湖南赤山岛文化遗址发现。
    第二、湖南西洞庭盆地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
    第三、山西泥河湾200万年前人类文化遗迹群的考古发现。
    第四、湖南古南巢地区12万年前现代人的考古发现。
    第五、大湘西略偏西北处陇南成县伏羲坐井观天之“中之山”等遗迹之古籍考古与实地考古考察之确认确定。
    第六、湖南永州零陵2万年巨古棚与榫卯结构的考古发现。
    第七、古南巢地区2万年前陶器的考古发现。
    第八、古黔国地区2万年前海上陶器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
    第九、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1.8万年前高台式建筑的考古发现。
    第十、古祝融国1.2万年前建筑群遗迹的考古发现。
    第十一、广东13500年前骨针遗址的考古发现。
    第十二、古南巢地区2万年王母教文化考古发现。
    第十三、华夏几万年前椎髻习俗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第十四、2万年前古彝文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第十五、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18000年前人工栽培水稻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第十六、古澧国10000年前冶金场和澧王剑证明万年中华文明。
    第十七、印度著名女学者米尔卡丹妮结合欧美学者研究，提出的“华夏中国环太平洋石器马蹄形文化带”文明理论，并研究测定山西峙峪遗址细石器，C14年代测定为30000年左右。米尔卡丹妮还依次研究测定山西下川、河南灵井、山西薛关、河北虎头梁等遗址，年代距今24000年至11000年之间。
    第十八、河南新密李家沟文化遗址10500至8600年前考古发现。
    第十九、河南贾湖村8000年前骨笛与8000年前文字符号的考古发现。
    第二十、内蒙6000年前红山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
    第二十一、辽宁出土的8000年前类似古埃及调色板、文字等考古发现。
    第二十二、四川5000年左右三星堆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第二十三、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第二十四、5000多年前郑州轩辕丘——新密黄帝古城与黄帝轩辕宫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第二十五、亚布先生对哈拉帕文字的破译与田斌先生对马里卜大坝石碑刻字的破译，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史定位在五千多年前。

    以上二十五个考古发现中前十八个考古发现并结合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可以证明万古中华文明;而后面的七个考古发现，则夯实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这二十五个遗迹的考古发现，如果按照文明标准和文明要素来分析，可以归纳为：陶器文明、农耕文明、建筑文明、文字文明、青铜器文明、城市文明、宗教习俗文明等领域。

余新水将军(原北空副政委)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中国财经研究院赵磊院长(副部级)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在陶器文明领域，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于1988年。国际考古队于1993年、1995年、200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石器、棒器、种子，特别是栽培水稻的谷壳标本和陶器。玉蟾岩遗址1995年和2001年分别被评为“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美联合考古队于2004年在玉蟾岩发现年代更久远的陶片。2009年6月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文章认为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14000-21000年。能够达到距今20000年前的陶器，目前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玉蟾岩遗址陶片比西方学界普遍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西亚陶器还要早近10000年。相比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发现的20000年前陶器而言，国际文明学界关于古代人类文明的历史需要重新改写。在古黔国的国都黔阳地区，2005年考古发现的高庙文化遗存中，有距今约7800年左右白陶罐片，有装饰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图案的陶器等。此外，在张家界地区还发现60000年前的陶器碎片。

章越琴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河南新密李家沟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10500年至8600年的陶器片，这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的，被评为“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农耕文明领域，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稻种标本。永州玉蟾岩遗址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永州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足以从农耕文明方面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卞伟光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上演讲

    在建筑文明领域，古苍梧国20000年前的巨石棚位于今湖南永州零陵西路到广西全州界八铺中的黄田铺。永州零陵黄田铺镇中学内的石棚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人工搭建的，也是至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建筑之一。2009年在湖南南部发现多座榫卯结构的石柱石梁桥，其中有江永县夏层铺镇上甘棠村寿隆桥、允山镇回岗村汉缕桥、寺上桥，道县祥霖铺镇田广洞村五谷桥，新田县石羊镇清水湾村莲花桥、史家村莲花二桥等。这些榫卯结构石梁桥的发现，形成湖南地区古代桥梁建筑的亮点。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18000年前高台式建筑证明万古中华文明。湖南临澧县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末期约18000年前建筑遗迹的发掘和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人类最早的城市群出现在大湘西地区有其必然性。

    城市文明的出现有一个持续的历史积累过程。在湖南临澧县的北面是湖南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近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遗址高台建筑和距今近7000年的城头山文化遗址城市建筑群是人类城市文明的源头。人类城市文明出现的前提是建筑文明的发达。城头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因为此前的建筑文明已经广泛出现在湖南各地。临澧县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末期约18000年前建筑遗迹是湖南地区诸多万年以上古建筑遗址之一。衡阳常宁市水口山江洲遗址距今12000年前的建筑群与临澧竹马村台式建筑基址具有一定的时代历史联系，并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后来澧县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地层中也都发现有房址遗迹。

    河南新密轩辕丘——古城寨5000多年前城址于2000年发掘，古城址有90米护城河，城基宽42.6至125米，城墙高5至16.5米，东西宽370米，南北宽500米，城中心有383.4平方米的宫殿基址，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2002年被国家定名为“中华探源工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