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在政治运动中屡屡挨整

　　律成是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30年代，假如只为了寻求个人的前途，他本可以游离于时代之外，像他的声乐教授所期望的那样，到意大利去深造，发展自己的音乐天赋，成为一名男高音歌唱家。但是他却走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路程——到延安去。他锐敏地感到只有延安才能为黑沉沉的中国带来希望、光明和力量。他敬佩中国共产党，敬佩毛主席所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创举。他衷心服膺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朝鲜人民的胜利。正是这些看法，使我们产生了共同语言。我们都以置身于时代的洪流，做光荣队伍中的普通一兵而感到无比自豪。
　　建国初期，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运动是称赞、拥护的，但是自从1957年以后，他开始有些不同的看法了，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以为然。那时节，我们之间有过不少争论。我批评他“右”，他则批评我“奴隶主义”。我担心他会犯右倾错误，他语气沉重地说：“我担心的倒是我们国家的前途。”由于他长期在下边体验生活，深知群众的疾苦和需要，大炼钢铁，他认为是浪费，既糟蹋了木材，炼出来的又是废铁。在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他觉得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为时过早。他曾对我说，中国的农村体制，如果能稳定在高级社阶段一个时期，情况将会好得多。尽管我一再“敲打”他，他还是在他所在单位的学习会上，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可以想见，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这个率真耿直、心口如一的人会遭到什么样的打击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被当做重点对象来批判。不到一年的光景，年仅四十出头的律成头发白了多少！批判的结果，给他作了“严重右倾”和“反党”的结论，让他下放改造，甚至于劝他自动退党。他顽强地顶着，硬是不在结论上签字。事后，他对别人说：“我为什么签字？我没有错。我这是坚持原则！”他同情彭德怀同志的遭遇，认为彭总在庐山会议上提的意见是对的，按照组织原则来说也是符合党章的。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党和人民是公正的，谬误毕竟不会成为真理。果然，在1962年，组织上为他作了甄别，并向他表示了歉意。
　　十年动乱开始时，他对这场风暴的严重后果并不认识，但是他已觉察到什么地方不对头了。他对红卫兵高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而到处乱抓滥斗的情况很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那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土豪劣绅的口号，怎么能运用到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的今天？这只能乱了我们自己。他主张我们既然取得了政权，就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不能随便批斗人，随便拘捕人。
　　他不断地思考问题，觉得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并写到党章里是咄咄怪事。对于许多老上级、老首长横遭批斗与折磨，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与同情。他和靠边站的王震、廖承志同志一起垂钓郊外，又曾多次表示要去探望朱老总和邓小平同志，他也常到胡耀邦同志那里去讨教一二。只要有可能，他就悄悄地去探望那些挨批斗的老首长和老战友，有时给他们送点自己捞的活鱼和自制的朝鲜泡菜，聊表同情、安慰之意。
　　1972年，一向为律成所敬重的陈毅副总理逝世。陈老总病重期间曾很想听听钢琴音乐，夫人张茜提议：“请郑律成同志来为你弹奏一曲好吗？”陈老总摇摇头：“别给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王震同志后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律成，他听后十分激动和难过，表示“如果让我去弹，我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知道陈老总和老帅们与恶势力作过坚决的斗争，并多次遭到批斗，他知道陈老总具有诗人气质、儒将风度，十分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为了悼念陈老总的逝世，他四处寻找陈老总尚未发表的诗词，为《赣南游击词》、《赠同志》等诗谱写了曲子。我后来从陈老总秘书杜易同志处得知，陈老总在“文革”中曾翻阅自己1936年坚持游击战争时所写下的诗篇，感慨地对秘书说过：“30年前我死里逃生，现在老了还有啥子可怕的哟！”孩子们还在父亲的病房里挂起他的《赠同志》的书法挂轴，以鼓励父亲同病魔作斗争。在《梅岭三章》一曲里，律成用悲壮豪迈的旋律，寄托了对陈老总的无限哀思，表达了他对陈老总“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高风亮节的赞颂，同时抒发了那时全国人民的愤恨和希望。

　　谱例5

　　那沉郁悲壮的旋律，描绘的似乎是历史，但实际上表述的是现在。它抒发了多少人对“四人帮”一伙掀起血雨腥风的愤懑，表述了对老一辈革命家所遭苦难的深切同情。
　　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逐渐意识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索性请病假，以沉默表示了对抗。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他离开北京到外地去，躲开了上边布置的写所谓“批邓”歌曲的任务。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为他们歌功颂德，不为他们写一个音符！”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在他所在的单位，讨论是否继续批邓时，律成直率地表示：“我就是不批邓！”以至于发生激烈的争论。
　　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和律成都伏案恸哭。这不仅因为总理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伟大杰出的贡献，还因为总理对于我们两人有着特殊的恩情。如果当年不是由于总理的关怀，我们两个异国伴侣也许还难以团聚。在那些举国哀恸的日子里，律成带上照相机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拍摄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镜头。他那时即酝酿要谱写纪念周总理的歌，他想写的不是一首两首，而是赞颂总理一生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的一部组歌，并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律成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乐团，也曾挨过批斗，被加上“特务”、“大鲨鱼”的帽子，一度住过“牛棚”。但是由于他未担任任何职务，没有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后来相对地有点小自由。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安慰那些受磨难或被孤立的同志。有的同志被关进了“牛棚”，他就问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他代为索取。他去探望这些同志的家属，问寒问暖，当家属忐忑不安地打听亲人有什么问题时，他胸无芥蒂地代为回答：“他有什么问题？根本没有问题！”他深夜里去拜访“黑线人物”，关怀他们的健康，约他们共同写作，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
　　到后期，他对这场劫难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对好友许文说：“这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文化大摧残嘛！”并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下去，还像个国家吗？”他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对“四人帮”一伙和他们的代理人表示了极大的轻蔑。

　　大自然的每一片绿叶都闪烁着他的欢乐

    许多艺术家都热爱大自然。如果没有春光、夏雨、秋收、冬雪，就不会有维瓦尔第的“四季”。贝多芬著名的第六交响乐是在维也纳的郊外获得灵感写下的。他曾对他的朋友说过：“周围树上的金翅鸟、鹑鸟、夜莺和杜鹃是和我在一块儿作曲的。”贝多芬热情地说：“没有人会比我更热爱田野的了！”他说：“森林、树木和岩石啊！你反映着人的愿望。”贯穿欧洲几国的多瑙河，既给施特劳斯写《蓝色的多瑙河》带来了灵感，也给伊凡诺维奇谱写《多瑙河之波》以启示。
　　我们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伯牙和子期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钟子期能从铮铮的琴声中，听出俞伯牙高旷的情操，时而像巍巍的高山，时而如滔滔的流水。
　　律成也以一颗纯真质朴的心，热爱大自然的雄伟瑰丽的景色。他的生活情趣是丰富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喜欢琴棋书画，也喜欢鸟木虫鱼。记得50年代，我们常到荣宝斋去，他收藏了著名画家齐白石等人的一些作品。
　　他到云南体验生活以创作歌剧《望夫云》，同时也采集了许多色彩斑斓的蝴蝶，归来做成标本，镶在镜框里并挂到墙上。
　　50年代他曾将猎获来的野鸡、啄木鸟等，自制成栩栩如生的标本，陈设在书房里。
　　他喜欢花卉，精心侍弄那些他从各地搜集到的兰花、吊兰、令箭荷花、昙花、三角梅、冬青草，至今我家里仍然留有他生前长时期培植的仙人球、铁树和山影。
　　他最喜欢的还是到郊外去狩猎和捕鱼了。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以善猎闻名，走遍了延安附近的山山峁峁。50年代前期，他去兴安岭创作《兴安岭组歌》时，常常带枪出去猎获野物。诗人放平（即许文）曾告诉我，一天下着大雪，他早晨荷枪出去，深夜11时许才回到宿营地，披着一身的雪，身上挂满了打来的灰鼠，同时他也捕捉到了灵感。他兴奋地对等得焦急不安的放平说：“我今天得到一个很好的旋律。”那就是后来由他自己写词谱曲并配伴奏的独唱曲《兴安岭上雪花飘》。真是风险艰辛何所惧，乐（快乐）在其中，乐（音乐）也在其中！
　　曾有人以为打猎是闲情逸致，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律成为此招来不少闲言碎语。其实那是相当艰苦的劳动，要走很远的路，还要攀登险峻的山坡。某次他到怀来县北辛堡山里去打野物，冒着风雪归来，脚趾都冻坏了。60年代初期，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日，我也曾同他一道去北京远郊区打猎。傍晚，回城途中，我们走得精疲力竭，只好在一个半山坡上坐下来休息。这时，面对西山色彩绮丽的晚霞，望着沉沉欲坠的一轮红日，律成向我哼起他构思已久的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的旋律，哼着，哼着，我也同他一起唱起来，仿佛眼前再现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情画境。
1956年，律成到湖南看会演，在长沙岳麓山，碰见陈毅同志没带警卫员一个人在踱步，欣赏着自然风景。律成感慨地对同行的人说：“陈毅同志是诗人胸怀。艺术创作需要自己构思。无拘无束。你看陈老总就很懂得创作规律。”他不以为陈老总只是游山玩水，而认为是在寻求诗兴。后来，我们果然看到陈老总写的《岳麓山顶眺望》一诗，写作时间正是1956年。
　　律成更喜欢捕鱼，这是他童年时期就养成的爱好。凡是接触过律成的同志，都知道他捕鱼的本领，他能射鱼、摸鱼、捞鱼、网鱼。在延安鲁艺和律成共事的男低音歌唱家杜矢甲同志曾和我谈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到桥儿沟的小河边去玩，律成把手伸到河水中的大石头底下，转眼就摸到了活蹦乱跳的鱼。杜矢甲惊奇地说：“你手上长了吸盘是怎么的？我把手伸下去，鱼怎么都跑光了！”唐平铸同志曾告诉我，在太行山时，律成用青蛙做鱼饵，挂在绳子上，一头系上石头沉到清漳河里，次日把绳子提上来，就能捉到几斤重的大鲇鱼，既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也用来招待过往的战友。
　　建国后，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爱好，常常一个人带上雨具、油布，揣上点干粮，再加一个记音符的小本子，或者骑自行车（70年代初又买了一辆摩托车），或者搭长途汽车到北京远郊去捕鱼，深夜露宿野外，第二天方尽兴归来，有时满载而归，有时空空如也。为他的打猎捕鱼，我担过不少心。有时他深夜不归，怕他一人出事，我和阿姨深更半夜到马路边去等他、堵他，等回来后有时免不了埋怨他几句。他诚恳地解释说：“我的工作和你的工作性质不同，老坐在办公室里是寻找不到灵感的。”既如此，我也不再干涉他。
　　偶尔我也在星期天和他一道到郊外的河边去。记得在一个阳春丽日，我们把几张粘网拴在一条河的两岸，我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或坐起来看看小说，他就拿出小本子来写下偶尔想到的旋律。一两个小时过去，我们提出粘网，上面挂满了亮晶晶的蹦跳着的小白条儿，他兴奋地喊着：“看！我捕上来的不是鱼，而是‘豆芽角角’呀！”（我们在家里把五线谱的音符称作豆芽角角，他也跟我说着四川话。）
　　正是在打猎捕鱼和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他结交了一些工人、农民朋友。他和知心的朋友无话不谈，肝胆相照。“四人帮”横行时期，律成把他对国家的忧虑告诉了一位结交多年的工人朋友，他们在静静的河水边交谈着对国家大事的看法，交谈着彼此的欢欣和苦恼。“四人帮”被粉碎后，律成特地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了他的工人朋友，约他一起饮酒，庆贺这举国欢腾的日子。
　　律成去世后，怀来县北辛堡的农民朋友写诗哀悼他：

　　燕山峻峭，白雪飘飘，
　　您打猎兴致，多么地高！
　　两枪命中两只黄羊，
　　转了一天一夜，才把它拖下山冈。

　　妫水河畔，
　　您撒下张张鱼网，
　　多红的大鲤鱼啊！
　　您提啊，提啊，一直到天亮。

　　您哪里是捕捉山羊、鲤鱼……
　　分明是向大自然索取素材和营养，
　　然后再细细加工，
　　制成那人人喜爱的乐章。
　　当律成最终倒在昌平运河边上的时候，他的知交、著名作家管桦在《生命之旋律》的怀念文章中，用诗一般的句子，描绘出了律成的气质和神韵：“大自然的每一片绿叶都闪烁着他的欢乐。飘浮着流云的天空，轰响着波涛的江河湖海，绵延的山峦，碧波起伏的草原和森林，给了他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最后，他跃入大自然宁静的深处……那泼洒到他脸上的河水，就是大地母亲流下的深情的泪水。他静静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世世代代都将听到那数不尽的来者的脚步声和歌声……”

    他用音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留下了纪念，为以往的峥嵘岁月树立了丰碑

    律成逝世后，每逢清明时分，只要我在北京，总要和孩子们到八宝山去，在他灵堂前献上一束鲜花或花篮，以寄托我绵长的哀思和不尽的思念。我曾想将来条件许可的时候，把他的骨灰移回他的故乡——韩国全罗南道光州，与他的祖先合葬，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他自1933年离开故乡之后，在异国他乡漂泊了许多年还从不曾回归过故里。在他生前，每当他动了乡愁的时候，我即听到他深情地哼起忧郁的怀乡曲，那也许是一首朝鲜的民谣，也许是外国的思乡名曲。他多么想念故乡的亲人和再看看故国秀美的山川啊！可惜律成没有活着看到中韩两国建交的一天。
    1997年，孩子们提议就让在中国生活了大半生的父亲安息在华夏大地上吧。我们在八宝山觅得一块墓地，安葬了律成的骨灰。我请他的好友、著名词作者乔羽同志为他撰文并书写了碑文。
    律成的好友，“文革”中极力保护他的李序同志在安葬仪式上致了悼词。

    郑律成碑文

　　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抗日战争之初，律成到延安不久便写出了《延安颂》，这首歌曲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迅即从延安飞到各个解放区，飞到全中国，飞到海外各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代人便是唱着这首歌，热血沸腾、义无反顾地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此后不久便是《八路军进行曲》的出现，有了这部作品，八路军这个伟大的英雄行列从此便有了代表自己的歌曲。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正是唱着这首歌驱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至今，我们的战士依然是唱着这首歌威镇边陲，保卫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九八八年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晚年律成以十年的辛劳为当时已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全部写了曲谱，这些精心之作表达了律成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赤诚，也是他所取得的最后一个音乐艺术高峰。律成为人质朴率真，无夸耀，无矜持，无优越感，对人民群众竭诚奉献，绝不计较个人得失。与他相处如面对一个果敢的战士，一个勤于耕作的农夫，一个了无心计的赤子。律成的友人中有相与始终的革命将帅，有林中的猎户、水边的渔民、矿山林场的工人。旧友日见情深，新交相逢如故。律成的辞世是突发的，带给亲人的是惊愕，是猝不及防，而后才是眼泪和哀伤。

    受律成夫人丁雪松同志委托友人乔羽撰文并书

     律成虽已离开人世，但我却常常感到他还活着，不只活在我和孩子们的心上，活在我的梦中，也活在许许多多爱他的朋友中间，活在喜爱他音乐的听众之中。我依稀觉得他仍激情满怀地好似正准备出发，去讴歌祖国壮美的山川。
　　那是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从国外出访归来，适逢首都以中央乐团为首的六个文艺团体举办郑律成作品音乐会。那些在延安时代和他同饮过延河水、共同工作过的老首长和老战友，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来了。周扬同志来了，贺绿汀同志是抱病从医院赶来的。十年的风刀霜剑磨白了他们的鬓发，摧残了他们的身体，但是却磨不灭他们心中战斗的火焰。如今律成的歌又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当年在鲁艺最先和律成一起歌唱《延安颂》的唐荣枚同志和谭彪同志，发起组织了老战士合唱团，由吕骥同志领唱，李焕之同志指挥，瞿维同志钢琴伴奏，放声高歌《延安颂》、《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歌声刚落，剧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心潮澎湃，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正在这时，当年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吃力地坐着轮椅车来了。他表示遗憾地说：“老战士唱完了？不能再唱一遍嘛！”舞台上出现了难忘的感人场面。麦克风呼唤着老战士重登舞台。这些备受“四人帮”摧残的老战士，又以满腔热情重唱了他们早已熟悉的歌曲。罗总连连称赞“不减当年”，他说：“老战士又把延安时期的战斗作风带回来了！”这高亢激昂的歌声啊，既是对律成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四人帮”一伙的示威。他们用庄严的歌声，显示了自己是忠于党、忠于祖国的革命战士。接连举办的第二场、第三场音乐会，老战士合唱团的人数由四五十人增加到七八十人。律成的宿愿也已实现：由他生前信赖的严良堃同志，指挥演出了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五首大合唱《长征路上》。律成在晚年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他把这些诗词看做是壮丽、雄伟、气势磅礴的交响乐，看做是中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时代最强音。但是“四人帮”及其代理人非但不许发表这些作品，甚至扬言要批判他。我至今还记得他埋首灯下，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 在五线谱纸上抄写的身影，记得他一再说过“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饭”的话。假使律成能活到今天，看到他呕心沥血谱就的乐曲同广大听众见面，该多好啊！
　　古代的伯牙只有一个知音子期，当子期逝世后，伯牙即把琴摔碎，从此不再拨弦。律成的知音岂止一个，过去千百万人唱着他的歌冲锋陷阵，而今他的扣人心弦的乐曲，也不只在灯火辉煌的音乐厅内回荡，同时还化作电波飞向四面八方。电视荧光屏还把作品演出实况介绍到千千万万个电视观众眼前。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日本朋友在音乐会节目单上打上记号，他一心要把律成的作品介绍到日本。两年后在东京的音乐厅里，由日本东京广播协会NHK合唱团与中国民乐队合作，在日本演出了律成的《伐木歌》、《兴安岭上雪花飘》、《十六字令三首》、《星星歌》等歌曲。据带队访日的唐荣枚同志说，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听了音乐会后大加赞叹，说：“过去不知道你们有这么好的歌！一听就听出来这是中国音乐。它那么优美感人，真是美妙极了！我们也能体会到作曲家所要揭示的意境。”
　　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和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分别举行了郑律成作品音乐会。延边还举办了郑律成音乐作品研讨会及图片展览，我冒着风雪和女儿小提前往参加。到会的有著名音乐家李焕之、时乐濛，有律成的战友李伟、张非、公木、唐荣枚、金帆、放平等，也有许多年轻的音乐界的朋友，他们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律成创作的军歌、抒情歌曲、民歌、歌剧、儿童歌曲等。这次会议的论文后来汇集成《论郑律成》一书，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期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律成歌曲集》；中国唱片社录制了《郑律成作品专辑》唱片，后又出了CD。
　　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结束后，王震同志边下楼梯边对黄华同志说：“我们这些参加过长征的人，听了《长征路上》大合唱，真是激动啊！”在门口我送别他时，他又亲切地说：“郑律成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97年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70周年的时候，由中国银行赞助，郑律成作品音乐会在京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亲临观看，亲切地向我介绍了他青年时期从事学生运动时学唱郑律成歌曲的情况；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领导同志还亲自为音乐会题词祝贺，他的题词为“丹心为国，高歌奋进”；迟浩田同志写的是“峥嵘岁月的丰碑，催人奋进的心声”；宋平同志写的是“延安颂唱遍华夏，进行曲势若狂飚”。
　　更应提及的是，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现予颁布。”两年后，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提议大家唱两首歌，其一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并且他带头唱起来，他讲道：“唱这两首歌能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当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重要时刻，共和国隆重庆祝自己成立50周年的华诞，伴随天安门广场世纪大阅兵序幕的进行曲正是律成当年倾注青春热血谱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它那雄壮威武、势若江河泻地的旋律，伴着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方阵刚健有力的步伐，精神抖擞、英姿勃勃地通过检阅台，久久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荡……
　　生育律成的故乡——朝鲜半岛的人民也没忘记他。1989年8月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朱昌骏到舍间来会见我，提到金日成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郑律成是《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作为作曲家，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同时又是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创始人，以郑律成同志的形象为典型，拍一部电影，将对朝鲜人民是很好的教育。”金日成主席还指示他来见我，请我好好谈谈有关郑律成的情况。金正日同志就此亲自作了部署，特派朝鲜人民军最优秀的作家、“人民奖”获得者吴惠英来中国搜集材料创作剧本。当她在大使陪同下拜访我的时候，我请她观看了郑律成逝世10周年时北京中央乐团和延边自治州举行纪念音乐会的实况录像，并和她长谈几次，介绍郑律成的生平。约3年后，大型彩色故事片《音乐家郑律成》由朝鲜二八艺术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朝鲜驻华大使特地邀请我到使馆观看。听说这部片子在朝鲜各地上演后大受欢迎，久演不衰。1992年四五月间，朝鲜祖国战线邀请我和女儿小提到朝鲜访问并到妙香山稍事休息。在平壤，我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建军60周年的阅兵式，到律成创建的人民军协奏团去做客，会见了《音乐家郑律成》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据剧作家吴惠英介绍，电影拍成后，金日成主席曾两次打电话给她，称赞剧本写得好，电影拍得好，并回忆了一些往事，说他“不会忘记郑律成夫妇”。影片还获得多种奖项。
    1996年10月，我和女儿小提应大韩民国国立国乐院院长李成千之邀出访韩国，韩国政府一再要求并希望我向他们赠送律成生前搜集到的韩国宫廷乐谱。到达汉城的次日，即受到大韩民国文化体育部长官金荣秀的亲切接见。他向我赠送了制作精致的圆形银盘，上面镌刻着：
    您向大韩民国国立国乐院赠送郑律成先生生前搜集的古典乐谱和朝鲜民族民谣等贵重资料，对增进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为表示感激之情，特制作并赠送此感谢牌。
　　我们还出席了国立国乐院举办的郑律成作品发表会。事后我专程访问了律成的故乡全罗南道光州，祭扫了他父母亲郑海业、崔泳温的墓地。律成兄长的后裔枝繁叶茂，他们用“郑氏宗亲会”的名义为我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一个个跪拜行施晚辈叩见长辈之礼。他们还郑重向我赠送了装饰精美的《河东郑氏蓉公派世谱》，即郑氏家谱。我从而得知律成并父母兄弟的确切生卒日月。我还凭吊了他的出生地，位于小山村的珠月里和他的成长地杨林町，参观了他就读的全州新兴中学。我想，律成如果九泉下有知，会为我和女儿的此行感到欣慰的。
　　人们说，音乐是面镜子，铁面无情的镜子。郑律成的歌说明了他一生是坦荡无私的，是忠诚于中朝两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事业的。他不是完人，有他的缺点，但他毕竟用自己的音乐为我们波澜壮阔的时代留下了纪念，为以往的峥嵘岁月树立了丰碑，如果这无形的音乐能用碑石作比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