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同志来信告诉我，在最近演出的郑律成作品音乐会上，六十几位当年在延安的老同志，组成了“老战士合唱团”，上台演唱了《延安颂》等歌曲，要我14日看北京电视台播送的节目。可惜我在遥远的兰州，不能参加这样一个难得的盛会。

    14日晚，电视荧光屏上现出一个个我熟悉的面孔，他们虽然大都是鬓发斑白，但却个个精神焕发。他们唱的《延安颂》等歌曲，是那样热烈激昂、悠扬悦耳。特别是吕骥同志领唱时，更使我激动万分！想不到我们鲁艺的老师、已近七十高龄的吕骥同志，歌喉嘹亮不减当年。老同学李焕之那苍劲有力的指挥，使满台雄壮悠扬的歌声浑然一体。这是多么动人的场景啊！我看着，听着，不由得衷心地感激党中央。我在想，“四人帮”猖狂之时，这样的音乐会有可能开吗？这么多的老同志有可能上台放声歌唱吗？！

    《延安颂》的歌声，使我脑海里重现了40年前在延安那难忘的岁月，重温了延安鲁艺的学习生活，使我更加怀念老同学、老战友郑律成同志。

    “七七”抗战开始，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从全国四面八方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到处充满清新活泼的气氛，到处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歌声笑语遍城回荡。这是和黑暗腐败的国统区完全不同的崭新社会啊！郑律成同志和我们千千万万的青年，就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学习、锻炼、成长的。

    1938年春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律成同志从陕公调到鲁艺，我也从抗大调到鲁艺。律成同志在音乐系。他经常抱着一支心爱的“小洋琴”（即曼陀铃），边奏边放声歌唱，畅快地抒发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革命圣地延安的感情。

    一次，延安城里开大会。散会时已是下午五时左右，我们走出北门外，爬上鲁艺所在地的半山坡，放眼望着眼前一队队从城里出来走向山野田间的战友，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整个延安沸腾了。这时，郑律成同志和我们几位同学站在一起，眺望着动人的场面。律成同志对我说：“给我写个歌词吧！”他要我写歌词，已经说过几次，但我总想不出写什么好。这时他一说，正引发了我的满怀激情。眼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上的宝塔，清澈的延河水哗哗地歌唱着，接着月亮也从东方升起，这一切美丽动人的景色，使我心情激动，思绪联翩。于是，就眼前的情景，我急急抽出笔来，把满腔的激情和感受，倾泻在小本子上，歌词写好，加上题目《歌唱延安》，交给了律成同志。他接过看了后高兴地拿走了。以后几天里，我有时看见他在他们窑洞门口低吟浅唱，有时见他爬上窑洞顶的山头上，放声高歌。后来，他满怀激情地唱给我听了一遍。就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延安城里礼堂开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歌颂延安》，由郑律成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两同志齐唱。记得他还弹着一把曼陀铃。郑律成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迸发出激昂的歌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声歌唱。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微笑地倾听着。唱完后，毛主席高兴地鼓了掌。我当时看到这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相信，郑律成同志也会感到幸福。演出的第二天，鲁艺秘书长魏克多同志告诉我中共中央宣传部要去了这首歌，后来又经中宣部改名为《延安颂》。

    律成同志是直爽坦荡、热情洋溢的人，他多次应同志们和群众的要求，在晚会上，在群众场合中，放声歌唱《延安颂》。由于这首歌蕴涵着他那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精湛的艺术才能，曲调既抒情又充满雄浑的战斗气氛，使这支歌得以广泛流传到各抗日根据地，甚至流传到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和东南亚华侨中去。当我在战火纷飞的华北前线，在祝捷大会和群众集会上，听到这一歌声时，我总深深地感激党中央对我们革命青年的培育，深深佩服律成同志的政治激情和艺术才能。

    万恶的“四人帮”为着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用帽子和棍子进行法西斯统治。这些年来，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许许多多的革命文艺作品被打入冷宫，许许多多的文艺工作者被压抑、迫害。每逢北京来了熟人，我就打听律成同志的情况，听到律成同志被“四人帮”压抑迫害的消息，我心情沉重而愤懑！“四人帮”在甘肃的爪牙，何尝不是对我们这些老干部、老文艺工作者，当做所谓走资派、民主派、黑线人物，而加以压制和迫害呢！在“四人帮”猖獗一时的日子里，律成同志是宁肯自己的作品不发表、不演出，而绝不为他们写一个音符歌功颂德。我只能以沉默来表示抗议。当我听说叛徒江青和于会咏之流竟恶狠狠地扬言要批判《延安颂》时，我真是满腔怒火！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有什么罪！可见“四人帮”对革命圣地延安是多么仇视，对革命歌声是多么害怕！假如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得逞，不但党要变质、国要变色，郑律成同志也要受更大的迫害，我也难逃他们的魔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