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和郑律成相识的往事，记录下他工作和生活的片断，也许是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他留下了宝贵的乐章，而且因为他是个革命者，亲身参加了中朝两个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走过了崎岖不平的路。征路漫漫，既怒放着鲜花，也有布满荆棘的时候。这对于同时代的人——爱他的朋友，研究、喜爱他音乐的学者和听众，以及我们的后人可能会起些借鉴、启迪的作用。

    初识律成在夕阳辉映的延河畔；193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队部的几个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西下的斜阳为山山岭岭涂抹上一道金色的霞光。同来的还有一个体形瘦削、腰杆挺直的男青年——鲁艺音乐系学生郑律成。以前我在晚会上远远地见过他。在延安，他是个相当活跃的人物。晚会上经常有他的节目，十分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把口琴系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铃，脚下踏着打击乐器，一身而三任。有时他引吭高歌，那洪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他唱聂耳、冼星海的歌，也唱自己刚刚谱成的《延安颂》，间或也唱一些外国名曲。当我们听大报告的时候，又常常是他走到台前，指挥几百甚至几千人的大合唱。现在他近在眼前，他披一件褐色夹克衫，眉宇显得英俊而刚强，夕阳把他的面庞衬托得棱角分明。只是他显得腼腆，话语不多，汉语讲得不很纯熟，带有浓重的江浙口音。他腼腆地说,很早就注意到我了，他曾站在附近的山坡上，看我系着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神气地在女生队队部进出。在公开场合，又见我十分严肃，不苟言笑，始终不敢接近我，所以先送些干花、书籍做个试探。他很诚恳地说：“我们交个朋友吧。在女孩子中，你很突出，精明干练。你不是那种轻浮的人，很有分量。”

    想到前几天，我回到我住的队部那间窑洞，隐隐约约地感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原来摆在桌上沾着红印泥的图章，被擦得干干净净。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干花，是谁放的呢？还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某一天，我忽然看见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茶花女》，上边留了张字条，“送给小鬼女军官”，下边落款是郑律成。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窑洞的种种变化，都是他花了一番心思的。

    我们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他告诉我传奇般的身世。我们相互倾诉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同样热爱自己的祖国，憎恨蹂躏我们大好河山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语言。律成把他在上海参加音乐会演出世界名曲时拍的照片给我看，他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扎着领结，显得英俊而潇洒。

    就在我们相恋不久，1939年元旦前夜，我送他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他非常激动地告诉他年轻的伙伴：“我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了。”他指着桌上那张冬雪覆盖着松树的贺年片，欣喜地告诉朋友，让别人也分享他那愉快的心情。1939年1月，律成跑来，高兴地把他入党的好消息告诉了我。我为他庆幸，庆幸革命队伍里又增加了一名热情、忠实的战士。

    我喜爱律成写的歌，也喜爱他那嘹亮、抒情的歌喉。这个富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使我割舍不下。一天又一天，秋去春来，长空的雁阵几度往还。我们期待了三年之久，总算盼来了幸福的一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律成，他兴奋异常，眼里射出火热的光芒。我们确定立即举行婚礼。

    律成此时正患肺结核，在山里休养。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走，你跟我一块打猎去！”他用朱老总给他的那枝步枪打过不少野味，……我们携手走进白雪覆盖的深山，那是一片耀眼的白银般的世界，空气清新，明亮无比。律成搂着我的肩头喃喃地说：“你的心就象这白雪一样纯净，又象水晶一样透亮。能赢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他射中两只黄羊，我们用一只和老乡换了黄米和红枣，做成年糕，另一只烤成羊肉串，用它们来招待客人。婚礼是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平房举行的，由周扬同志主持，武亭同志也参加了。鲁艺的同志们和一些热心的朝鲜同志装饰了松柏树，扎上五彩缤纷的纸条。我们几经周折，终于结合了。时间是1941年12月。

    丁雪松：女，重庆巴南人。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夫人。1918年5月27日出生于重庆木洞镇上的丁雪松，听着川江号子，送走了苦涩的童年。逆水行舟，到重庆求学。18岁的丁雪松在《商务日报》上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36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先后入延安抗大、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室研究员。1946年后在朝鲜任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后兼任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1950年回国。历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室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组长、秘书长，对外友协秘书长、副会长，驻荷兰、丹麦大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