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相爱永别

    在我出国前夕，律成突然晕倒在昌平运河边上
    这是不忍卒读的一页。我不愿意重新翻阅它，曾想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许那悲惨的一页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字迹漫漶得无法辨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一页却深深地镌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几次运用意志的力量企图把它们忘却，但它们却更加清晰、更加强烈地跳动在眼前。
　　我要说的这一页，就是1976年12月7日。
　　前一天，律成刚刚冒着风雪从张家口乘吉普车颠颠簸簸地赶回家来。他是为看京剧《八一风暴》于几天前赶到那儿去的。他为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第一次把周总理的形象搬上舞台而极度兴奋。他患高血压症已久，平时极少喝酒，也从不抽烟，在那里他高兴得既喝了酒，又抽了烟。他准备谱写周总理组歌，以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纪念这位在国家多难之秋，殚精竭虑、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明天，我将出国远行，担任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机票早已买好，波音707客机将于8日晨7时准时起飞，5时就要从家里出发。
　　我忙着准备出国的一切事宜。律成说他感到头晕，要搭乘返回张家口的吉普车到郊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网点鱼来为我饯行。往常，只要他觉得头晕胸闷，不管春夏与秋冬总是采取他喜爱的户外疗法：到大自然中去，到山上或河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副清醒的头脑回来.
　　我叮咛他：“你可要早回来啊，我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
　　“一定的，明天早晨我一定到机场送你！”
　　他带着侄孙女儿银珠和六岁的小外孙剑峰，消失在怒号的狂风里。那天天空阴霾，气温降到-10℃。
　　约莫11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我拿起话筒，听到从远郊区传来的银珠焦急的声音：
　　“爷爷不好了！他晕倒在运河河边上。我们现在正在昌平医院，家里赶快来人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放下电话，即和女儿小提商量起来：“你先去看看爸爸，我随后就到。”
　　昌平距离北京有七八十里地，小提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走了。我忐忑不安地四处打电话寻找大夫。当我要了汽车，接到大夫，赶到昌平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时许。只见律成人事不省地躺在急救室里，全身不时地抽搐着。不久，中央乐团的罗青、李德伦同志也赶来了。医院里忙成一团，我的眼前有不少穿白衣的大夫和护士的身影在晃动。氧气瓶插进了他的鼻孔，输液瓶一滴一滴地向他的静脉里输送止血液、葡萄糖、消炎药……心电图在一边画着不规则的波状条纹。有人在往宣武医院打电话，联系到那儿去动脑外科手术。
　　律成的面孔由青紫转成灰白。我目不转睛、心急如焚地看着他，看着他，叫着他的名字，希望他睁开眼睛看看我，但他陷入深度昏迷中。5时许，他的心脏蓦然停止了跳动。这可能么？今天早上他还在餐桌上谈他的创作计划，还说明早要为我送行，怎么转眼间，活生生的律成——这个如同一团火的生命就消失了呢？不啻晴天霹雳，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震撼得麻木了，怔呆了。我想起明天的出国访问，抓起话筒来向有关部门请示：
　　“郑律成突然病逝，我请组织上取消我的出国访问……”
　　我懵懵懂懂地随着人们，把律成的遗体从急诊室推到院外，似乎走过一条窄巷，推到医院的太平间。那里有扇窗户的玻璃已经破碎，强劲的北风直扑到冰冷的房间里。风，凄厉地呜咽着，好像要撕裂我的心。天空漆黑一团，就像黑絮似的紧紧包围了我。当我木然地乘车返回城里的时候，北京已是万家灯火了。
　　我不相信律成会死。我们的女儿小提哭着，嚷着：“一定是诊断错了，爸爸没死！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太平间里冻着，我要去看爸爸，把他接出来。”我神思恍惚地也要随女儿一起去，但是被人们拦住了。女儿去了很久，深夜才赶回来，泪流满面地说：“爸爸身体已经僵硬了。”家里人急忙打电报通知了在外地的亲属。
　　啊，打击来得这样突然，连给我用泪水洗去苦痛的时间都没有。我只是感到惊愕、茫然，接着才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泪水。
　　8日，一向为律成所敬重的王震同志打来电话，向我表示慰问。邓颖超大姐也打电话到对外友协，希望我能化悲痛为力量。9日，王震同志亲自到家里来看我。
　　许多朋友络绎不绝地赶来吊唁。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拦阻他外出呢？”有人怪我：“怎么这样大意？高血压病人怕的就是寒冷的刺激。”……我悔恨不已，平时对他太不关心了。我自己忙忙碌碌，怎么竟没想到多抽出一点时间来照顾照顾他呢？也怪我麻痹大意，一直觉得他比我健康，很注意户外活动，从来没想到他会先我而走。他的母亲长寿，活到九十多岁才谢世，以为他也会长寿，哪里料到死神会如此急迫、如此冷酷地攫走了他。人的生死只有一次，教训已经来不及吸取了！从黑龙江到广州，从延边到四川，从乌鲁木齐到银川，唁电从四面八方飞来。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写来了感人至深的唁函和悼诗。
　　光未然同志赋诗哀悼，写出了许多同志的心声：
　　风扫浓阴万里晴，相约共写艳阳春。
　　哪堪魂断昌平路，掷笔捶胸胸若焚。
　　追悼会于12月17日在八宝山举行。许多老首长、老朋友、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亲人，甚至一些不相识的朋友都来了。他们当中有王震、胡耀邦、廖承志、陈慕华以及成仿吾、王炳南；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曹禺、贺敬之、张光年、刘白羽、周巍峙、乔羽、冯牧等；有电影戏剧界的名导演崔巍、谢铁骊、凌子风、苏里、谢添、吴雪、水华以及著名演员陈强等；有音乐界的领导、著名作曲家、指挥吕骥、李焕之、李凌、时乐濛、李德伦、严良堃、吴祖强、韩中杰以及著名歌唱家等；还有新闻界的吴冷西、华山；美术界的华君武、蔡若虹，等等。他们曾是文化界的精英，在以往的文化浩劫中几乎都被打得遍体鳞伤，七零八落，现在他们抚平伤痕，检点队伍，正准备再装点河山，却不料恸失伙伴——自己队伍中的一员骁将，能不悲痛！
　　胡耀邦同志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时，给律成以很高的评价：
　　郑律成是一个好同志。他是仇视林彪、“四人帮”的，是爱憎分明的。在延安时期，他的歌达到了高峰。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
　　料理完后事，家里显得格外空荡和冷清。触目都是律成的遗物：那是他心爱的抚弄过多少年的钢琴，墙上挂的是我们50年代逛琉璃厂时购到的齐白石的水墨画，书架上是他苦心孤诣、四处寻觅来的世界名曲乐谱，客厅里摆着他亲手浇灌的各种花卉。睹物忆人，我深切地领略到了李清照词的凄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啊！
　　以往，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匆忙。
　　律成作曲，我做外事工作。我们总是各自忙着不同的业务。他也许在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边，搜集少数民族美丽的民间传说和民歌；也许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上，为的是谱写长征组曲；也许在大雪纷飞的兴安岭上捕捉优美的旋律；也许在嘉陵江边和那儿的船夫们引吭高歌。我多半留在北京忙于机关工作，或随代表团出国进行友好访问，或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我们难得有坐下来共同话旧的余暇，难得有一起畅叙衷曲的美好时光。律成在世时曾对我开玩笑说：“你是家庭中的官僚主义者。”从朝鲜回到中国后，我们从未一起到外地去休假或旅行过，总是把这一天留到遥远的将来。
　　我们憧憬着美好的将来，计划在我们退休之后一道去攀登泰山，看看那儿的日出；或者携手登黄山，领略一下那儿的云海奇景；要么泛舟洞庭，游西湖，登长白山，或去四野茫茫的内蒙古。我在祁连山下的酒泉曾购得几只晶莹的青玉夜光杯，准备在我们结婚40周年的时候，共饮一杯美酒，回顾、体味一下紧迫而繁忙的一生。在中国，两个不同国籍的人联姻，像我们这般几经周折而又能维持下来的还不多见。然而，这一切美好的计划都因为律成的骤然病逝成为泡影！
　　这来日方长的想法，使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东飞伯劳西飞燕”，如今想要弥补也来不及了。我们还有多少话没有说，多少事情没有商量，多少往事没有来得及共同回忆啊！
　　律成逝世后，有一些战友写过回忆他的文章。1981年夏天，我到三○一医院去拜望王震同志，他情辞恳切地嘱咐我写一写郑律成。他说：“你最了解他，由你写最合适了。”一些热心的同志准备写关于律成的剧本和电影脚本。报社、杂志社以及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热切地催我动笔。应《红旗飘飘》杂志之邀，我于1981年写出《永恒的纪念》一文送给他们发表。其后又组织并汇总了各方面的文章，编撰成《作曲家郑律成》的纪念文章，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震同志为该书写了序文，称“他是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其他还有刘白羽、管桦、公木、莫耶等同志写的回忆文章。由于我那时正处于新旧工作交替之际，还将衔命出使，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隙勿忙从事这个工作，来不及更广泛地搜集和核实史料，不免有疏漏和不准确之处。
　　现在，在20世纪刚刚过去的时候，回顾我和郑律成相识的往事，记录下他工作和生活的片断，也许是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他留下了宝贵的乐章，而且因为他是个革命者，亲身参加了中朝两个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走过了崎岖不平的路。征路漫漫，既怒放着鲜花，也有布满荆棘的时候。这对于同时代的人——爱他的朋友，研究、喜爱他音乐的学者和听众，以及我们的后人可能会起些借鉴、启迪的作用。

　　初识律成在夕阳辉映的延河畔；他告诉我传奇般的身世

　　那是193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抗大”女生队队长赵玲约我和队部的几个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西下的斜阳为山山岭岭涂抹上一道金色的霞光。延河水浮光铄金，欢快地流淌着。同来的还有一个体形瘦削、腰杆挺直的男青年——鲁艺音乐系学生郑律成。以前我在晚会上远远地见过他。在延安，他是个相当活跃的人物。晚会上经常有他的节目，十分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把口琴系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铃，脚下踏着打击乐器，一身而三任。有时他引吭高歌，那洪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他唱聂耳、冼星海的歌，也唱自己刚刚谱成的《延安颂》，间或也唱一些外国名曲。当我们听大报告的时候，又常常是他走到台前，指挥几百甚至几千人的大合唱。现在他近在眼前，赵玲介绍我们一一和他相识。他披一件褐色夹克衫，眉宇显得英俊而刚强，夕阳把他的面庞衬托得棱角分明。只是他显得腼腆，话语不多，汉语讲得不很纯熟，带有浓重的江浙口音。不久我被任命为五大队女生队队长，带队驻到距延安城有20里地远的柳树店去了，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季。当落叶缤纷的季节，我又回到清凉山，被任命为女生八大队一队队长。这时又见到了郑律成，他已自鲁艺毕业，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抗大几个大队之间巡回教唱歌曲，培训歌咏骨干。抗大那时有好几千人，分成若干大队和许多连队，每连有一个指挥。他谱曲的《延安颂》、《延水谣》、《肉弹勇士》、《抗战突击歌》等已经四处传唱了。我们在抗大的干部会上也常常见面，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郑律成在巡回教唱歌曲时，自然也常到我所在的女生队来，并且越来越勤。偶尔错过了开饭时间，我们几个队干部就留他在队部用餐。
　　临近冬季，黄土高原越加显得高旷荒凉，山坳里的草木早已凋零，来自塞外的寒风一阵阵扑打着窗扉。一天，我回到我住的队部那间窑洞，隐隐约约地感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原来摆在桌上沾着红印泥的图章，被擦得干干净净。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干花，是谁放的呢？还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某一天，我忽然看见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茶花女》，上边留了张字条，“送给小鬼女军官”，下边落款是郑律成。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窑洞的种种变化，都是他花了一番心思的。那一阵，延安的青年们正风行看世界文学名著，我也想找来看，只是还未顾得上。现在书送上门来，我只有利用晚上的一点空余时间，对着那盏小油灯看完了。茶花女玛格丽特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没过多久，大约估计我已把书看完，律成露面了。
　　他腼腆地说，很早就注意到我了。他曾站在附近的山坡上，看我系着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神气地在女生队队部进出。在听报告或开会的场合，又见我十分严肃，不苟言笑，始终不敢接近我，所以先送些干花、书籍做个试探。他很诚恳地说：“我们交个朋友吧。在女孩子中，你很突出，精明干练。你不是那种轻浮的人，很有分量。”
　　我们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他向我倾诉了自己丧家失国并颇有些传奇色彩的身世，使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律成于1914年出生在朝鲜南部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早在上个世纪的末年，日本人即开始蚕食朝鲜半岛，先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到1910年，律成出生的前4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实行所谓“日韩合邦”，正式把朝鲜半岛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律成的祖辈虽是两班阶级（即贵族阶级），但由于日本人的侵入，家道渐渐败落下来。父亲郑海业是个爱国者，对日本统治者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辞去原在政府中的职务后回到故里，以耕种几亩薄田为生。他曾经学习汉学，通读过《四书》、《五经》，而且擅长书法，也通韩医，一度悬壶济世，为乡里人治病。
　　郑海业的为人被隐居在当地的朝鲜监司崔氏相中，把女儿崔泳温许配给了他。婚后他们育有五男五女，不幸五个夭折，只余下四男一女，律成是最小的一个，原名富恩，又名龟模。到中国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迫害，又曾先后更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中民，直到郑律成。郑海业富有民族气节，不许自己的孩子进日本人办的官立学校去接受奴化教育。他省吃俭用把几个孩子全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律成的三个哥哥，后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他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仁济，参加过1919年3月1日朝鲜独立革命运动。这次气壮山河的独立运动，遭到日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以至于许多朝鲜的爱国者不得不逃到中国的东北和关内来避难。律成的大哥和二哥也因日本人的通缉来到了中国，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哥从中国又秘密回到朝鲜搞革命运动，后不幸被捕，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关押在监牢里达八九年之久，于1934年病故。律成的二哥仁济来华后即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即川军）中当中校参谋，后因患脑膜炎突然辞世。
　　受父兄的影响，律成自小就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全州私立新兴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由光州引发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也遭到了日本人的镇压，不少学生被捕，律成因为年仅15岁，没有被警察抓走，但是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埋进了他的心里。他渴望参加独立运动，只是不知道怎样方能行动并组织起来。
　　与此同时，在东北与朝鲜接壤的地带也活跃过许多支朝鲜反日独立力量。其中有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即是以金若山（即金元风）为首的义烈团。他们是以暗杀手段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团体，行动屡遭失败后开始转变斗争策略。受当时中国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影响，他们决计从组织政党和军队入手，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金若山于1924年来到广州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向他指出：“韩国（当时韩国与朝鲜通用）独立运动也需要军事知识和军事人才，如果有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话，可随时入学。”其后金若山又拜见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请求接纳义烈团团员入学，得到蒋介石的允诺。于是以团长金若山为首的众多的义烈团团员纷纷南下，陆续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就有律成的姐夫朴健雄。他们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其中不少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后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1932年之际，金若山利用黄埔同学会的关系，多次与国民党高级官员接触，经蒋介石批准于1932年9月在南京郊外创办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为避日本人耳目，该校对外称做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校长为金若山，教官有多名自黄埔军校毕业的朝鲜爱国者，约十余人。朴健雄出任教育主任。1933年春天，律成的三哥郑义恩送姐姐郑奉恩到南京来与朴健雄结婚。之后，三哥又奉义烈团之命回到朝鲜，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2期学员。律成就这样跟着三哥离开了山清水秀的故乡。　　

　　律成一边在南京进行抗日秘密活动，一边到上海学习声乐；
　　克利诺娃称赞他：“你有可能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1933年5月8日，律成和几个青年从朝鲜木浦登上了“平安丸”轮船，经过釜山，绕道日本长崎，来到了中国繁华的大城市上海，然后乘火车到南京，进了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址在南京郊区江宁镇的一个庙宇里。同期入学的有55人，他们主要学军事、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军事科包括战术学、地形学、简易测量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及爆破教范等；战术科包括各种步兵战斗法、重轻机关枪教练、特殊技术教练、炸药制造法等；工作科包括通讯法、宣传法、伪装法、组织法、集合法等；同时也上政治课，内容有世界史、朝鲜独立运动史、义烈团史、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唯物史观等。校长金若山还亲自讲授《朝鲜形势与朝鲜义烈团之任务》，由于国民党的黄埔同学会出了经费，表面上还学了些三民主义。学校要求学员在六个月中学完四年的课程，达到少尉军官水平。由于学员毕业后都要从事反日秘密工作，所以半年时间没出过校门一步。义烈团活动规则极其严格和秘密，团员绝对服从命令，互相不过问行动内容。大部分团员常用别名，少则一两个，多则有五六个以上。还经常改换衣着和容貌，以防敌人辨认。在课余时间里，他们用唱歌来抒发年轻人的壮志豪情。激昂悲壮的《国际歌》、《赤旗歌》、《少年先锋队》、《最后的决战》等都是他们经常唱的歌曲。律成自小就喜欢唱歌，念小学时，常跑到有唱机的大舅家去听世界名曲唱片，每每听得废寝忘食。每当唱起昂扬的革命歌曲，他感到激情满怀。
　　1934年，律成毕业了。同期学生大多派回朝鲜或满洲从事军事斗争，也有些人进了南京中央军校，有的留在南京工作。律成被义烈团团长金若山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去搜集日本人的情报，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金若山发现律成爱好音乐，同时还资助他到上海去学习音乐，也有以音乐作掩护的意思。
　　这样，经过上海音专学生杜矢甲的介绍，律成每周都赶到上海去，跟著名外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教授赞赏律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说以他这样的音乐素质，如能到意大利去深造，将有可能成为“东方的卡鲁索”（卡鲁索是20世纪初名震西方乐坛的著名意大利歌唱家）。克利诺娃知道律成经济拮据，还要帮助他姐姐，就对他说：“我决定不收你的学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给我买一束鲜花就满意了。”律成每月一次或两次买来鲜花，把它轻轻放在教授的钢琴上面。对教授留的作业，律成不但按时完成，而且常常预习后面的功课，因而总是受到她的表扬。在某次演唱世界名曲的音乐会上，克利诺娃还推荐律成担任男高音领唱。演出那天，音乐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克利诺娃非常兴奋、激动，搂着律成连连说：“太好了，成功啦！”又一次说：“你若去意大利继续深造，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歌唱家。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挚友，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律成到上海后，通过姐夫朴健雄认识了金奎光、杜君慧夫妇。金奎光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曾与张明（即金山）、朴健雄等人一道参加过广州起义。他的夫人杜君慧是1928年加入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后为上海妇女救国会的领导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据杜君慧同志回忆，年轻时的律成质朴、热情，尽管当时环境险恶，生活困难，但他一直保持着开朗的性格、饱满的热情。那些老大哥、老大姐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郑”。
　　1936年春天，南京几个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五月文艺社”。四月间，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征求同好的启事，经金奎光的好友罗青介绍，郑律成也参加了这个团体。在当时南京青年文艺界中，这要算是一个较大的救亡组织。据罗青同志回忆，律成在“五月文艺社”的救亡活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文艺社成立之日，主持人邹趣涛先请律成手弹随身带来的曼陀铃，高歌一支《义勇军进行曲》，然后宣告大会开始。接着由罗青讲话，在南京青年中阐明成立“五月文艺社”的宗旨、任务和目的时，着重介绍了律成的身世，以他离国背乡远来中国从事革命运动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为榜样，鼓励与会的中国青年向他学习。大会结束，又请他弹琴演唱一支朝鲜著名的民歌《阿里郎》。他的悲壮激越的青春歌喉，为“五月文艺社”注入了活力和生气。律成忙于做联络工作，找人商谈“五月文艺社”的活动事宜，并向社员介绍朝鲜人民遭受日本统治者的蹂躏和抗击日寇的情况。有时他划着小船，带几个青年到荷田深处去教唱歌曲。“五月文艺社”发起人邹趣涛曾写了一首诗：“五月榴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妍。民族国耻凭谁雪，时代青年勇向前。”由律成谱曲，定名为《五月之歌》，成为“五月文艺社”的社歌，在文艺社成员中传唱。
　　有时他也应约与罗青、张明等少数几个革命同志一道去凭吊古迹，南京的鸡鸣寺、周楚台、明故宫，以及城外的雨花台、中山陵、廖仲恺墓，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长啸和悲歌。他们从个人谈到党，从国家谈到民族，从苏区谈到苏联，谈到人类美好的未来，年轻的律成听得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1936年秋天，由于一度右倾的金若山发现郑律成与金奎光、张明、朴健雄等共产主义者在上海组织的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来往密切，便中断了对他的资助。不能继续去上海学习声乐了，他只好回到花露岗自学音乐。律成的姐姐因为经济困难已携两个幼子回到了朝鲜，姐夫仍在中国坚持革命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举国要求开展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的声浪中，拘留在苏州的抗日救国会的“七君子”被释放，同“七君子”一起被捕的罗青同志也获得自由。大概在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之际，律成到南京中央饭店去看罗青，碰巧冼星海也住在饭店里。罗青即介绍律成认识了冼星海。后者刚刚谱完了《民族交响乐》和《救国军歌》。年轻的律成当着冼星海唱起歌来：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律成被雄壮的曲调激动着，用嘹亮的歌喉满腔热情地唱完了这支歌。冼星海听后大为满意。他从巴黎回国刚两年，已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由他作曲灌制的唱片，打破了百代公司其他唱片销售的纪录。他叫律成到上海同他长期合作，灌制唱片，唱电影歌曲。他还提出要律成继续到上海学音乐的建议，律成欣然同意，他正可以借此解决面临的经济困难。
　　9月初，正是上海战争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律成来到黄浦江边，不料冼星海参加的演剧队已经离去，到江苏、浙江、河南等地去做宣传抗战的工作。律成住在杜君慧同志家里。杜君慧很喜欢眼前这个有抱负的纯真的青年，她向“小郑”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介绍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路程，已经到达陕北，延安已经成了抗日救亡的心脏。杜君慧还让他参加上海的抗日宣传工作。律成即参加了上海大公电影戏剧读者会第五队，带队到街头去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他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去慰劳伤兵，向人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唱得群众热血沸腾。可能受杜君慧的影响，他这时写了《战斗妇女歌》（关露词）、《战时妇女歌》以及《发动游击战》等歌曲。
　　国破家亡的悲痛和中国抗日的烽火，促使律成渐渐成熟。他看出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他自己的祖国早已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眼下中国的领土也正被日本侵略军大片大片蚕食了去。年轻的律成决心到延安寻找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此时，在延安除抗日军政大学外，中央正在筹措经费成立陕北公学。律成的姐夫朴健雄和杜君慧郑重研究之后，都同意律成到延安去。杜君慧还带着律成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去，请潘汉年给他开了介绍信。
　　1937年9月下旬，上海战事危急。律成和姐夫、杜君慧同志一起撤到南京。他筹划去延安，但是缺乏路费。杜君慧又把他带到“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先生那儿。公朴先生慷慨解囊，立刻拿出30块银元。恰在这时，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和“左联”关系密切的宣侠父同志，到旅馆看望杜君慧同志，听说律成要到延安去，也热情地为他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写了介绍信。“五月文艺社”的成员为他饯行，赠给他日记本和毛巾、牙膏等一些日用品。
　　一切准备就绪，律成即将去一个新天地了，他不能不留恋那些给他指明了航向的领路人。离开南京的那天晚上，夜凉如水，他在杜君慧家吃过晚饭后，把椅子端到院子里，让杜君慧坐下，他自己坐在石板上亲切地说：“我就要走了，让我最后一次弹个曲子给你听吧！”惜别情依依，他弹起了心爱的曼陀铃，把他对同志的深切的爱、离别的惆怅，用激昂、悲壮、怀念的旋律倾诉出来。
　　就在这个时刻，大批平津爱国青年和东北、华北、西北等地的革命学生，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奔赴延安，一时西安至延安六百多里的路上，人流滚滚，络绎不绝，他们成群结队，满怀激情，心向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征途。律成背着小提琴和曼陀铃，带着烫金字的精装本《世界名曲集》，迈着有力的步伐，行走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1937年10月，他到达延安，进了陕北公学。毕业后，又进入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

　　人们规劝我：“你不能和郑律成好”；

　　武亭自前方归来，为我们带来转机

　　律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同样热爱自己的祖国，憎恨蹂躏我们大好河山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就在我们相恋不久，1939年元旦前夜，我送给他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他非常激动地告诉他年轻的伙伴：“我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了。”他指着桌上那张冬雪覆盖着松树的贺年片，欣喜地告诉朋友，让别人也分享他那愉快的心情。从那时起，我们常常一道在延河边漫步，谈论过各种问题，大到当时世界局势、抗日战争、国家的前途，小到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讨论过《茶花女》，认为阿芒和玛格丽特的纯真的爱情是值得同情的，为他们的悲惨结局感到惋惜。我们也谈到共同爱好的音乐。律成把他在上海参加音乐会演出世界名曲时拍的照片拿给我看，他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扎着领结，显得英俊而潇洒。他还鼓动我也练嗓子，认为我是女中音的音质，并张罗着要把我介绍给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杜矢甲，我感到这不是我之所长，借故推托了。1939年1月间，律成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赶忙跑来，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我为他庆幸，庆幸革命队伍里又增加了一名热情、忠实的战士。当年5月，他转为正式党员。但是明朗的天空，很快飘过来一层浓重的乌云。好像是当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律成面带愁容地跑来找我，说是他在政治上受到了怀疑。有关部门领导得到通知，提到朝鲜人情况复杂，今后不仅不再吸收他们入党，已经入党的也停止党籍。延安只有个别几个人例外，一个是和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参加过长征，当时是八路军炮兵团团长的武亭；一个是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巍（即朴一禹）。律成也被叫去谈话，提到他在南京、上海的那段历史，需要向组织认真交代，他怎么去监听日本人电话的、收取的情报送到哪里了、他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有何关系，等等。这突如其来的一记重锤击得他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他一向把监听日本人的电话当做自己参加抗日斗争的光荣史，并不止一次地在自传中写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原来是从金若山领导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由义烈团改组而成）分离出去的一个左倾进步的组织，几个主要领导人都参加过广州起义，信仰共产主义，怎么也不对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过问其事，向他指出：“因为你写了《延安颂》等歌曲，表现比较好，所以现在还保留你的党籍。但是你必须就上述问题向组织上说清楚！”律成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很为难，只能劝他：历史总会弄清楚的，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实话说，我也是爱莫能助。
　　7月间，抗大总校迁赴前方，女生队大部分人员合并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我进“女大”高级研究班学习，律成调回鲁艺担任声乐教员。我因同时兼任女大校俱乐部主任，为组织全校体育文娱活动，特别是1940年的“三八”节、校庆等演出活动，同延安体育界和鲁艺音乐、戏剧系的同志有不少接触。但是同律成的往来却不像过去那么自由了。女大校领导发现我和律成来往密切后，特派我的两个老搭档，也是高级班同学王珏（后改名王东瑜）和彭克来找我谈话。那是个月夜，躲开了众多的同学，她们约我到僻静处，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朝鲜人情况复杂，政治上不一定可靠，要我慎重对待。我知道他们是一番好意，也把我知道的郑律成的情况向她们做了介绍，结果她们倒同情起我来。此后，学校政治处副处长、刚从苏联回国的林纳也找我谈话，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已失踪，一直下落不明。她语重心长地叮咛我，要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最好和郑律成一刀两断。我静静地听着她的规劝，心里却非常地不平静，答应她认真考虑。最后，女大副校长柯庆施亲自出面找我谈话，大意是：听说你和郑律成比较接近，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是个优秀的女青年，很有发展前途，党要培养你，对你寄予厚望……朝鲜人的情况相当复杂，你和郑律成好太可惜了。他们的态度都很诚恳，不能不使我感到组织上对我政治上的关怀。也有同志对我和郑律成表示同情，但是谁也不敢明确表示支持。此后无形的压力产生了，我们不敢公开来往了。我们只好把各自的心事、相互的爱恋写在日记里，交换着看。
　　我陷于重重矛盾的心情里，苦恼、疑惑、忧虑折磨着我。难道他，一个纯真热情、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竟有什么问题？那么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往日他对我说的那些话、他的家庭、他的经历，难道都是假的，是他编造出来欺骗我的谎言？啊，不像。我虽涉世不深，但还有一定的辨别力。我能听得出来一个人的话是虚伪的，还是真诚的，是发自肺腑，还是闪烁其词。如果他是“坏人”，会写出那样饱含革命激情的歌曲么？如果他是“特务”，会如此赤诚地赞颂革命圣地延安、赞颂我们的党和八路军么？1938年和1939年正是律成音乐创作上的高潮时期。《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寄语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八路军大合唱》，等等，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笔底下迸发出来，在古老的延安城里回荡。我喜爱律成写的歌，也喜欢他那嘹亮、抒情的歌喉。这个富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使我割舍不下。他早已饱尝了丧家失国的悲痛，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和他中断关系，对他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一向不是我的为人之道，何况他是我挚爱的人。我不忍心抛弃他。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但是，我毕竟是个共产党员，在我入党那天，就宣誓遵守党的纪律，组织的劝告我不能不听。律成说他有个革命的家庭，他的哥哥都是共产主义者，我能相信么？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里，上哪儿去查明他的历史，怎么能证明他的话完全可靠？阶级斗争是复杂残酷的！我曾经自问，如果他真是一个阶级敌人，我应该斩钉截铁地同他一刀两断，我决不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可是组织上只是规劝，表示对他有怀疑，并没有明确肯定他就是有问题，更何况他还保留了党籍。
　　苦闷，苦闷，我只好等待着，期望总有一天能把他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有意无意地我渐渐疏远了他，同他拉开了距离。他来约会我，我总是借故推辞，这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中。一些朝鲜同志还帮他出主意，像李徐辉同志还建议他找屠格涅夫的《前夜》一书给我看，以期感动我，这是后来李徐辉告诉我的。到1940年的春天，记得在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开过不久，我们又约会了一次。我和他躲开人群，在山里走了很久很久，从山峁转到山坳，又从山坳攀上山峁。我向他提出：“我们暂时回避吧，组织上找我谈过多次，我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
　　“那么，你不再相信我了？你也以为我有历史问题？”律成口气里含着痛苦和委屈。看着他难过的模样，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我说：“我不了解你们朝鲜同志的情况。但是相信你的历史问题迟早会弄清楚的，希望你采取积极的态度，多向组织提供有关情况。”
　　律成摇了摇头说：“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你们相信我！我在朝鲜的家，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没有人能证明。我到中国南京学习，是三哥送我来的，可是后来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回到朝鲜去了。在南京朝鲜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这一段，现在延安的李徐辉已经给我做了证明。至于在南京监听日本人的电话，由于是高度机密，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当时在南京的朝鲜同志都不知道。我只受金若山领导，是单线联系，他后来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去了大后方重庆。叫我怎么办？我没有和国民党发生过关系，只有他清楚……”律成一脸痛苦的神情。
　　“能不能再想点办法？”我感到问题的棘手，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
　　顿了顿，律成又深情地说：“你很能干，才貌出众，大家都在称赞你，组织上对你也很器重。很对不起，是我扰乱了你的平静，我配不上你……”
　　我们又沉默着走了一段路。最后我向他许诺说：“相信我，我会等待你的。”律成似信非信：“如果别人追求你？”“放心就是。我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们不无遗憾地分手了。我最后一句话似乎还给了他一线希望，但是我却觉得前途渺茫，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还律成以清白。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自下而上实行乡、县、边区三级普选。女大组织了好几个工作团，下乡协助选举。我担任绥德、米脂两县选举工作团副团长，离开了延安。这期间，我们断了音信，但我一直怀念着他，他的面影常常浮现在眼前，他热情的歌声好像一直萦绕在耳边。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哼起寄寓他深情的歌曲《寄语阿郎》：

　　延河水长又长，
　　弯弯曲曲到前方，
　　多劳流水寄相思，
　　带个信儿给阿郎……
　　
　　由于人言可畏的缘故，我没敢写信给他。这年11月，我回到延安，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那时，我原在抗大、女大的一些同学差不多都结婚了。人生总得有个归宿，我将等待到何时呢？
　　正是在边区参议会开会前夕，八路军炮兵团团长武亭同志从前方赶回延安参加会议。我曾听女大副校长说过，武亭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幸存下来的一位朝鲜同志，党非常信任他。武亭同志的到来，是我和律成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他特别喜欢律成，把他当做自己的小弟弟。当他知道我们恋爱中的波折后，立即找我做工作，他说他很了解律成，并且还认识他的大哥和二哥。“郑律成没有问题，他的家是革命的家庭。我和他二哥还在一个支部过过组织生活哩。”并劝我不要再犹豫。武亭同志的话，像一缕清风驱散了我脑海中的愁云迷雾，心里踏实多了，但组织上的劝告还在我脑子里转悠。武亭热情地拉我们一道拍照，我仍有意地回避了。等到边区参议会开完，组织上派我到新选举出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那儿当秘书。我考虑再三，决定正式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是否可以和郑律成结婚的问题。
　　那是个日朗风清的上午，我向中央组织部的窑洞走去，恰好陈云同志在。我鼓起勇气对这位可敬的领导说：“我有一个私人问题想请示一下组织的意见。郑律成在政治上有没有问题？”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没有问题。”陈云同志回答得模棱两可。
　　“在边区参议会上，我遇到武亭同志。听他说，他熟悉郑律成的家庭，他可以保证郑律成没有问题。”
　　“哦，是这样。”陈云同志未置可否。
　　“我和郑律成交往已有三年，彼此感情很好。请示组织我是否可以和他结婚？”
　　陈云同志看了我一眼，笑笑说：“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不予干涉。”
　　一天又一天，秋去春来，长空的雁阵几度往还。我们期待了三年之久，总算盼来了幸福的一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律成，他兴奋异常，眼里射出火热的光芒。我们决定立刻举行婚礼。
　　律成此时正患肺结核，在山里休养。
　　他一把拉住我说：“走，你跟我一块打猎去！”他用朱老总送给他的那支步枪打过不少野味，延安附近的山山峁峁他几乎走遍了，鲁艺不少师生吃过他猎获来的黄羊、野鸡、野兔……我们携手走进白雪覆盖的深山，那是一片耀眼的白银般的世界，空气清新，明亮无比。律成搂着我的肩头喃喃地说：“你的心就像这白雪一样纯净，又像水晶一样透亮。能赢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不久，他嘘了一声，看着雪地上野兽的足迹拉着我悄悄跟踪而去。随即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远处的黄羊应声倒地，我刚要跑过去，他又拉住我：“不忙，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定还有一只雄性的在附近。”果如他所说，他射中了两只黄羊。我们高兴地把它们拖下山来。
　　我们用一只黄羊和老乡换了黄米和红枣，做成年糕，另一只烤成羊肉串，用它们来招待客人。婚礼是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平房举行的，由周扬同志主持，武亭同志也参加了。鲁艺的同志们和一些热心的朝鲜同志装饰了松柏树，扎上五彩缤纷的纸条。正像某位教师书赠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几经周折，终于结合了。时间是1941年12月。

　　我卖掉了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回母羊喂养女儿小提

　　1942年2月，延安开展整风运动。5月，律成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8月间，他随武亭同志去太行山，那是在晋东南，离八路军总部不远的地方。虽然他患着肺结核，还是毅然地走了。那时他心情不太好，因为组织上一直怀疑他政治上不可靠，他也隐约感到有人在监视他。行前对我说：“我就是死也死在前方！”他走后，我们就断了音信，不知哪年才能相见。
　　次年4月间，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我在积雪的山坡间行走滑倒，摔了一跤，导致早产，我们的女儿未足月即降生了。本来我身体就不好，患有淋巴结核，每到春季就患感冒不止，加上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孩子生下来还不到五斤，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我与诗人何其芳的夫人同在一个窑洞休产假，何其芳每天都给夫人端来鸡汤补充奶水，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相形之下我感到十分孤单。不知律成现在何方？假如他在，又有一身捕猎本领，哪里会断了送羊肉、鸡汤来。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同志知道我的艰难处境，曾送了点饼干来，表示慰问。因为时值“抢救运动”，好友王东瑜正受审查不敢来看我，只把我存放在她那里的几小捆挂面托人捎了过来（我因为生育，才躲过了边区政府的“抢救运动”）。月子里，组织上为我另外找了间窑洞，又派了一位只有一只右胳膊的红军战士照顾我。他帮我打水、生火、煮面条，还端着盆到河边洗洗涮涮。这种纯朴、诚挚的革命同志的友爱和帮助，使我铭记在心，永难忘怀。40天过去了，我没有乳汁喂养女儿，无奈只好卖掉了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了一只带着羊羔的母羊。这只母羊伤透了我的脑筋。它要把奶留给小羊羔吃，所以必须把母羊与羊羔分开。隔离之后，母羊又不安静，冲开破栅栏满山乱窜，还要去寻找。挤奶也很困难，要用一只腿紧紧别住母羊的一只后腿，很吃力地把奶挤出来，稀释后喂养婴儿。为了纪念失去的小提琴，我给女儿起了“小提”的名字。上班后找了个当地的婆姨来带孩子。她正在闹离婚，工作又极不负责，经常把孩子反锁在屋里就跑了。我中途回来进不了窑洞只好破窗而入，可怜几个月大的孩子半睡半醒，屎尿一身。小提半岁时，我到边区政府行政学院参加整风审干。班上只我一人带着孩子。不久，孩子又得了百日咳，弄得我十分狼狈。我觉得带着孩子太影响工作了，正好班上有一对年长的夫妇没有孩子，又很喜欢小提，我就考虑把孩子送给他们抚养。战争年代，这种事情很多，为了革命工作，不少同志把孩子送给乡亲抚养。扪心自问，我们对第二代的确亏欠得太多了。
　　正在这时，律成出人意料地从前方回来了。他神采奕奕，腰间扎着皮带，挎着手枪。看到他，我真是喜出望外。我说：“我正要把孩子送人呢！你可回来了，小提就交给你带吧。”这已是1944年春天，孩子快满周岁了。
　　律成望着自己从未见过的小女儿，十分疼爱。我们互相倾诉了一段别后的经历。他告诉我，聚集在太行山的朝鲜同志，组织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队、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武亭同志任军政学校校长，他担任教育长。主要任务是培训从敌后来的朝鲜青年战士，有时参加战斗，有时做锄奸工作，还曾深入敌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律成对这一段生活印象极为深刻，多年后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个《敌后武工队》的剧本。他说朝鲜同志在前方作战十分勇敢，牺牲了不少人。党中央为了爱护朝鲜同志，保存有生力量，决定全体人员撤回延安，并把在延安和从前方回来的朝鲜同志集中在罗家坪，由他们自己发展党员，培训干部，整顿组织，发展革命队伍，积蓄革命力量。
　　据当年在太行山军政学校的朝鲜族同志回忆：就是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律成也没有停止乐曲的构思和创作。他谱写了《革命歌》等歌曲，在华北、东北朝鲜义勇队战士中广为传唱。他教大家唱《怀念着的江南》，歌词很美，大意说：春天来了，飞到江南的燕子又回来了。大家快走吧，到江南去。江南在哪里？谁知道。心里怀念已有十多年……他在教唱前，满怀深情地解释说：“现在我们的祖国被日本人统治着。但要不了多久，春天还会来到人间的。”他甚至还弄到一台唱机，在学习、战斗、生产的间隙，讲解一些世界名曲，以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律成的生活能力比我强得多，在勤务员的帮助下，他弄了两只母羊来喂养女儿。我则参加了边区政府组织的调查组，去安塞县进行调查，研究如何在陕甘宁边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耕三余一”的计划，即为了备战、备荒和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争取做到耕种三年要积蓄一年的粮食。调查组深入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正有成效的时候，律成托人捎信给我，说是女儿不行了，上吐下泻，奄奄一息，他希望我能回去看看孩子。记得是个清凉的月夜，我骑上马，一路快马加鞭地奔驰而回。从安塞到罗家坪，足有110里。到达律成那间简陋的窑洞时，我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在油灯下，看见孩子骨瘦如柴地躺在小床上，发着高烧，我的心一阵紧缩，难过得直要落泪。还不到一岁半的孩子，刚患过百日咳，又患痢疾，真是多灾多难啊！可我是调查组的组长，工作哪能丢得下？我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才好。律成安慰我说：“你去吧，我来管孩子。”第二天，我牵肠挂肚地上路，策马赶回安塞。我走后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注射器，把从敌后带回来的什么退烧针药打在孩子的臀部，小心地加以护理。说也奇怪，律成七弄八弄，居然把孩子救活了。
　　我们调查组所写的报告和提出的看法，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领导同志的好评。不久，我就被调到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工作。这才把女儿带到了西北局，由一位保姆帮助照料。律成则每个星期六来看望我们。
　　到了1945年春天，律成自己动手，在我房前的空地和山坡上种下了西红柿、西瓜。听说律成在太行山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平时只能吃些杂合面糊糊和南瓜汤。那时，他就自己种西红柿、辣椒，上山挖野菜，下水捞鱼来改善大家的伙食。如果只是为了生活，他走到哪里都能生存下去。

　　日本投降后我随律成返回朝鲜，谢老赋诗送我远行

　　胜利的脚步声渐渐临近了。1945年8月，继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苏联也于8月宣布对日作战。毛泽东同志就此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并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8月10日，延安电台报道了日本通讯社发表的日本表示向盟军投降的消息。那天晚上12时起，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七号命令。其中第六号命令是朱德总司令于8月11日12时颁布的：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
　　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聚集在罗家坪的朝鲜同志紧急集合听了传达。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当即宣告停办，全体人员均按朝鲜义勇队编制准备进军东北。以金枓奉为首的朝鲜独立同盟与义勇队一起出发。郑律成也将随朝鲜同志一道回国。他兴致勃勃地到西北局来找我，告诉了我这期盼已久的喜讯。他征询我的意见：“咱们一道去朝鲜啰，怎么样？”他很怕我留恋故土，不愿与他同行。“那当然，还用问？”我的回答干脆、明确，使他欣喜非常。那时，我们都非常单纯，受党多年的教育，是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律成自小离家，到中国来参加抗日斗争，现在曙光已经来临，我难道不该跟他一块儿回去，迎接朝鲜的解放么？
我忙向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做了汇报。谢老（觉哉）闻讯特地赋诗赠我，颇多期许勉励之意。在这首题为《送丁雪松同志出征》的诗里，谢老写道：

　　十万横磨入海东，征驹远道女儿雄。
　　三韩待辟新天地，应识当年虬髯公。

　　这首诗记载在1945年8月13日谢老的日记中，这是后来谢老夫人王定国同志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