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响得很近的机枪声，律成为志愿军谱写战歌

　　考虑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国内决定立刻在平壤筹建大使馆。原拟到民主德国任职的西南军区情报处长柴成文（原名柴军武）同志，被临时改派到平壤任政务参赞。我后来得知，周总理于6月下旬找他谈话时指出：“朝鲜打起来了，美国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连结在一起，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首相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现在要你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总理还对有关同志嘱咐：“他去的时候，可以用我的名义写封信给金日成同志，介绍一下，便于工作。”
　　柴成文动身前，周总理又再次找他和使馆几位官员谈话。据柴成文同志回忆，总理叮嘱他们见到金日成同志时，首先要祝贺朝鲜人民军在劳动党、金日成首相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还要感谢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在我们困难时期对我们的帮助。
　　总理特别提到1946年、1947年东北战场的情况。讲到当国民党向我南满解放区连续进攻并占领了大部分地区时，“南满我军家属都不得不撤到朝鲜北部，他们受到了朝鲜党和临时政府以及人民的亲切照顾。不仅如此，在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下，朝鲜又成了东北战场同关内交通联络的重要通道。”总理交代他们，使馆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
　　柴成文等同志一行是7月10日晨到达平壤的。朝鲜外务省副相朴东楚亲往车站迎接。我和商业代表团的文士祯、倪蔚庭同志以及平壤华联总会的负责人也到车站欢迎他。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柴成文即拜会金日成首相，并递交了周恩来总理的函件。从这时起，我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开始办公。一个月后，我首任驻朝大使倪志亮将军也抱病到任。
　　随着大使馆的建立，我原东北行政委员会驻平壤商业代表团宣告撤销。除少数同志如倪蔚庭留任商务参赞外，代表团大部分同志撤回国内。我也面临一个去留问题，是继续留在平壤工作呢，还是回到祖国去？我离国已久，对国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向往却又有一种生疏感，深感已落后于形势。我在延安和重庆的一些战友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了吧？故乡的亲人们可都好？还在平壤时，我收到了经过许多人转手的一封家信。母亲和兄嫂们见了熟人就打听我的下落，直到听人说我去了朝鲜，才贸然把信寄来，因不知具体地址，信封上只写“韩国丁雪松收”。这封家书越过千山万水居然送到了我的手中，真让人感慨万千。满载亲情的家书不能不勾起我的乡愁，我是怀念故国了。
　　我和律成的关系很费思量：他是从延安回去的，又有一个中国妻子，自调平壤后先后与朱理治、文士桢等中国同志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好，以致朝鲜方面早就对他产生了一些看法；特别是在他敬若兄长的武亭被降职之后，他也受到一些影响，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加之后来我从华侨联合总会调到商业代表团，随之党的关系也由朝鲜劳动党转回中国共产党，人们更对他产生戒心。前面说过他原来在人民军担任俱乐部（相当于文化部）部长，亲自筹建了人民军协奏团，并兼任团长，他还谱写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歌曲，干得相当出色，连续几年都得到共和国的奖状。而在我的工作变动之后，人民军政委金一找他谈话，明白无误地通知他：“你爱人是中国人，你在人民军中工作不合适。”就这样，律成被调离人民军，安排到朝鲜国立音乐大学当作曲部部长。这不仅是降级使用，实际是政治上不被信任而调离了要害部门。
　　如果我继续作为新华分社社长或中国使馆的外交官留在平壤，律成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他很难融入朝鲜的主流社会。即使我下决心做一个朝鲜人，加入朝鲜国籍，并再转成为劳动党党员，一切从头开始，老老实实做郑律成的妻子，根据后来发生的情况看，也未必有好的结局。或者我和郑律成分手，从此离异，各自东西，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可是我们的感情如此深厚，千难万苦都经受过了，能割舍得开吗？
　　最后似乎只剩下一条出路，就是律成和我一道返回中国。他在中国生活过十多年，用中文会话、书写都不成问题；他在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交了不少朋友；并且他在中国的乐坛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解放战争时期，他谱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在我军攻城陷阵的队伍中，提起《延安颂》来，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论从哪方面讲，律成来中国，比我留在朝鲜要好得多。我们都想得很天真，就像律成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无论在朝鲜或是在中国，都是一样干社会主义。”
　　以前，朱理治在平壤时，我和律成就找他谈过心。在听到律成遇到的磕磕绊绊的事情后，理治同志十分关心地说：“我看你们俩索性回国去吧！”后来在一次非正式场合中，他还向金日成同志试探过让我们回国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一口应承，十分大度地说：“调郑律成回中国？可以嘛，中国共产党给我们培养了那么多干部，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律成，不成问题。”
　　在我大使馆成立后，我通过使馆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回国，说明去国5年对国内情况已很生疏，希望回国学习，同时还提出郑律成和我一起回去，转回郑律成的党籍并加入中国国籍的要求。总理百忙中很快批复，并亲笔致函征得了金日成首相的同意。
　　9月初，我带上商业代表团的同志送给郑律成的那架旧钢琴，到安东接上女儿小提先行回国。临别前，律成面色严峻地对我说，你带着孩子先走吧，我以后再过去。记忆里，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应召临时回国述职，和我一路同行。
　　我走后，律成带上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关于调他到中国的来往函件到外务省办理回中国的手续。在外务省的地下掩体内，他交上了双方领导人的批复函件。办理护照的同志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用毛笔书写的给金日成首相的信，内容是为使丁雪松和郑律成团圆，想把郑律成调回中国，请金日成首相批准，以及金首相的批文等。律成这时的心情非常复杂，口气迟疑地对办理护照的同志说：“我的同胞现在正在受难，在这个时候离开朝鲜，心里非常不安。你看我现在走合适么？”外务省的那位同志曾在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早就和律成很熟，就劝他：“既然周总理亲自来信要你回去，你切莫放过这个机会。说到心里不安，你回中国去还有机会弥补。你还可以以一个中国音乐工作者的身份，再到朝鲜来，做援助朝鲜的抗战工作，不也很好么？”曾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鲁明同志，当时在朝鲜外务省工作，停战谈判时，为李克农同志当翻译，后随李回中国在中调部工作。他告诉我郑律成来中国的情况，并写了一个材料。
　　9月中旬，美军从仁川登陆，李伪军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大举进犯。平壤处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10月1日，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携带金日成首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飞到北京，当面向毛主席、周总理恳请中国人民出兵支援。此时，战局急转直下，人民军或北撤，或陷于重围。10月10日，中国大使馆根据朝鲜外务省的通知，做紧急撤退。
平壤眼看就要失守了，人们乱做一团，纷纷向北撤离。律成备下了火柴，盐和干粮袋，也准备背上77岁高龄的老母亲撤离平壤。正在这时，中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特地派一辆吉普车来接他们撤退。事隔多年，据当时护送律成的使馆司机、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李再文同志写信告诉我：

“从平壤撤退那天，上级指示我开一辆吉普车拉三位客人撤到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其中就有郑律成同志和他的母亲。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中没有星星，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孔。我摸黑驾驶着汽车，很难辨别前边的方向，两眼都快贴到挡风玻璃上了。郑律成坐汽车前排座位上，也帮我看路。车上的人一声不吭，心情都很沉重。偶尔能听到敌机低空盘旋的轰鸣声和远处闪烁的照明弹光亮。”
　　“汽车开出城区，公路上都是撤退的人流和蠕动的牛车。人们默默地走着，沉闷无声，一切都那么寂静。汽车只能跟着人流缓慢前进。下半夜，撤退的人群稀少了，天空也微露星光。”
　　“天大亮时，我们到达一个小村庄休息。郑律成同志帮我伪装隐蔽好吉普车，又像兄长似的照顾我吃饭和休息。白天，由于敌机肆虐，根本无法上路，也不敢住老百姓的房子休息，只能分散在野外找个隐蔽的地方睡觉，这样一直挨到日落。”
“黄昏时又出发。这一夜，天空没那么黑，心情也没那么沉闷，偶尔大家也交谈几句。路过的一些村镇，已被炸成废墟，有的民居正在着火。再经过一夜的颠簸，我才在清晨把郑律成和他的母亲送到新义州市。”
　　律成回北京后到新华社来找我，得知我已住进了医院，他急忙买了一束鲜花赶来探视。我正惦记着他和婆母的安危，见他们风尘仆仆地归来，悬着的心总算安定下来。他关切地问起我的病情，而后告诉我他已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将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前线。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的，到当年的12月，志愿军已胜利完成了第二次战役，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的成员，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凌子风、李瑛等同志一道去了朝鲜。他们拜会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据凌子风同志回忆：“那是在一座断墙下边的二三层楼深的地下室内。我们作为从中国来的客人，受到劳动党中央的热情接待。尽管外边炮火连天，平壤已被敌人的炮火夷为废墟，但地下室内却宁静温馨，窗上垂着窗帘，小圆桌上摆着花束。我们在这地下室内小住几日，每天都和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共进午餐或晚餐。朝鲜东道主很熟悉刘白羽和郑律成，餐桌上宾主交谈甚为融洽，金日成和郑律成还不时用朝语攀谈，彼此开开玩笑。”后来他们又到君子里，访问了设于矿井深处的志愿军司令部，了解了志愿军参战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转年的1月上旬，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9天连续作战，把敌人赶到了三七线以南，再度解放了汉城，并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律成一行冒着枪林弹雨，随志愿军一直打到汉城，那正是元旦过后不久。在一片瓦砾堆里，他捡回一堆朝鲜宫廷音乐的乐谱，一共有两大部共十八套古典乐曲。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冒着风雪交加的严寒，律成和他的战友们露宿在岩石边，或在防空洞里，用体温暖开冻成冰的钢笔水为志愿军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战歌。他有一张在防空洞里映着暗淡的灯光谱曲的照片，背面有他自己的题字：“听着响得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其镇定和自若的神态溢于言表。
　　在汉江南岸的白云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互相配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保卫战。有感于两国军队的大无畏的气概，律成要求作家刘白羽：“作一首歌给奋勇作战的同志们唱罢！”就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他和刘白羽合作写了《歌唱白云山》，副题是《献给汉江前线的英雄们》。这支歌高亢激越，抒发了中朝两国战士的激情，一经谱就，由他亲自教唱，响遍正在奋战的白云山火线上；他和魏巍同志合作谱写的具有浓郁朝鲜风情的《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后来在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他和欧阳山尊同志合作谱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和《志愿军十赞》，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汉江前线，他和凌子风同志共同创作了旋律明快的《汉江小唱》，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如今这支名曲的乐谱醒目地展示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大厅内。
　　继郑律成赴朝之后，我也于1951年4月间，以随团记者的身份，随以廖承志同志为团长，田汉、陈沂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这是一个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庞大的代表团。我们先到平壤西部的一个山村会见了金日成将军，到4月底，又到志愿军领导机关慰问，受到彭总和总部的热烈欢迎。廖承志还把他母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何香凝画的一幅《猛虎图》交给彭总，并高兴地说明：“这是何香凝同志让我带给你的礼物，猛虎是一种勇敢和威严的形象。人们称赞你是虎将雄才，具有虎的胆量和雄才大略。见到你彭大将军我十分高兴。”彭老总回答得也很感人：“朝鲜有句民间俗语，说虎离山无威，鱼离水难活，我彭德怀的靠山是祖国人民、朝鲜人民、毛主席的教导。没有这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铁老虎，我一百个彭德怀也难生存下来和打垮他们。”在志愿军总部举行的座谈会上，都讲到要打破美军的空中优势，志愿军最需要飞机、大炮。廖承志同志当即表示，我们慰问团回国以后，开展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彭总听后说“我双手鼓掌赞成！”后来廖承志同志这个建议得到党中央的赞许，并在全国人民中开展起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总计捐献了1000多架飞机，源源送往朝鲜。那次我们在朝鲜战场慰问，还和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一起在缴获的美制坦克上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后来长期陈列在王府井街头的橱窗里。
　　归国后，慰问团兵分几路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美国侵略军的光辉业绩，宣传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我也到西南地区去做过传达，并且顺路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重庆巴县木洞镇，和母亲、兄嫂们畅叙别情。
　　时代的歌手
　　“《延安颂》唱遍华夏，《进行曲》势若狂飙”；

　　晚年为毛泽东诗词谱写歌曲再创辉煌

　　当我追溯往事，回顾律成一生所走过的路程时，不禁想到：他没有进过音乐学院，没有受过正规的作曲训练，他到中国后，仅仅在从事抗日秘密活动之余，学过一年半的声乐，为什么后来他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作曲家？
　　律成在一次对业余音乐爱好者讲话时曾提到，一个作曲家必须表现时代的感情，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唱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只有这样的歌曲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律成生活的时代，祖国朝鲜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来到中国，中国也正处于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东三省已经沦陷，日本侵略军正向华北、华东大举进犯。国破家亡的悲痛，促使律成很想用歌声唱出人们的愤怒和希望，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战斗。
　　律成在写《延安颂》和《八路军大合唱》时只有二十四五岁。他自己说，是延安那个抗日的环境促使他那么写的。他有一股强烈的激情，要讴歌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革命圣地——延安，歌颂抗击日寇的中坚力量——人民的子弟兵八路军。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音乐家的使命感，促使他谱出了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反映出中国人民面对强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他曾对作曲家时乐濛说过：“如果我们不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战，不写部队，不用音乐来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时代，就会使我们的音乐史留下一大空白。”
　　1938年到1940年间，是律成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他的大量有影响的作品都是这个时候问世的。其中有明朗优美的抒情歌曲，如《延安颂》、《延水谣》、《寄语阿郎》、《新山歌》、《生产谣》、《小布谷》、《黎明曲》、《北方行》、《草原曲》，等等，描绘了延安生活艰苦朴素却又生动活泼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受欢迎的要算是《延安颂》和《延水谣》。律成创作《延安颂》时，还是鲁艺的学生，到延安不过半年，就很快爱上了这座充满青春气息、朝气蓬勃的城市。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日夜琢磨着，想写一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因为歌颂延安，就是歌颂革命，虽然当时我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写了《延安颂》的音乐主题，并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莫耶同志写了歌词，在歌词的基础上我发展了原来的主题，写成了《延安颂》。”这支歌一经谱出，即在延安迅速流传开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流传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一次，我在路易？艾黎家和几位国际友人一起喝茶，谈到了郑律成。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二战中，《延安颂》还传到了美国。在纽约，每当为抗战中的八路军募捐时，总要演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郑律成的《延安颂》。他还诙谐地补充说，他从来都把郑律成呼做“啊延安”，而不叫他的真实姓名。我还听朱子奇同志说，他访问美国时，曾到住在旧金山的老朋友、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先生家做客。到过延安的谢伟思用半中半洋的单调哼起《延安颂》来，说他在高兴或忧伤时，往往爱哼哼这难忘的曲子，它会给人安慰和力量。这支名曲解放后成为许多影剧中的主题音乐，几乎成了延安的代名词。1993年，它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之一。
　　延安时期，律成创作得更多的还是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律成关注着抗日战场上的每一片风云。那正是全民抗战，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时期。他用极大的热忱讴歌八路军在敌后战场所创造的辉煌：“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也讴歌了彭老总指挥的“百团大战”；他还注视着国民党战区的变化，当武汉危急的时候，他写下了《保卫大武汉》；当他得知国民党空军驾驶员顽强向敌舰俯冲下去的时候，他写了《肉弹勇士》，歌颂他们为国殉职的浩然正气。他写了《十月革命进行曲》、《五月进行曲》、《百团大战进行曲》、《我们的进行曲》（又称《反内战进行曲》）等歌曲，其中最有影响、最著名的要算《八路军大合唱》了。律成那时已自鲁艺毕业，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因为早就有了创作冲动吧，他请抗大宣传科的同事、诗人公木为他写一组歌词歌颂八路军，并点出题目，要求有“军歌、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等。公木写出歌词后，律成高兴得眉飞色舞，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公木说用虎比喻不大恰当，律成理直气壮地笑道：“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果然他们的歌像猛虎下山冈，由后方扑向前方，在有八路军的地方，几乎无人不唱进行曲，无人不唱军歌。由于这组曲子在激励部队斗志上所起的无与伦比的作用，部队的老同志、老首长都很喜欢和尊敬律成。朱老总知道他喜欢打猎送给他一支步枪；毛主席听说一批朝鲜革命同志从苏联来到延安并分到359旅，特地叮咛王震同志：“让鲁艺那个有才华的作曲家郑律成和新来的朝鲜同志讲讲话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同志专门邀请公木和郑律成吃了一顿红烧肉，并敬了三杯酒，他高兴地说：“一杯酒祝你们继续合作并取得更大战果；二杯酒祝你们更认真地向工农群众学习；三杯酒祝你们再接再厉写兵，并且为兵写！”肖向荣同志的这番嘱托，可以说律成服膺了一辈子，直到他逝世的那天早晨，他还对家人说准备写纪念建军50周年的大型作品。《八路军大合唱》在后来延安举办的“五四中国青年节征文评奖”活动中，荣获“音乐甲等奖”。
　　《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不只在抗日战争中传唱在我军的战场上，它还跨越时空，在解放战争年代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发挥了更大的威力。数以百万计的解放军战士就是唱着这支歌攻城陷阵，击垮蒋家王朝的。辽沈战役中，我军解放东北重镇沈阳时，入城的战士们唱的就是这首歌；进军西藏时，伴随我部队前进步伐的，也是它刚健有力的旋律。律成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创作这一歌曲的情形：“我们八路军那么大的一支队伍，开向前方和日本鬼子作战，得拿出点气魄来，就加上了：向前，向前，向前！……一下子抓住了主题，气魄就出来了。这么写是因为生活里有那么一股激情。”无怪乎，有的同志评价说，他塑造的不是游击小部队的形象，而是大兵团的形象，有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就像律成在《黎明曲》中预言的，“黑暗氛围总要消散，严冬过去就是阳春”，终于迎来了祖国的黎明，新中国有如一轮旭日，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律成从朝鲜回到中国后，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足迹踏遍了中国各地，从云贵高原到白雪皑皑的东北边境，从西北地区到东海之滨，他长期地深入到农村、工厂、林区、营房，体验生活，寻找新的创作原料。到1964年，律成创作了二百多首音乐作品，题材涉及得相当广泛：有讴歌工人、农民的，也有歌颂解放军的；有写给儿童的欢快明朗的歌曲，也有涉及国际风云的乐章。他在兴安岭体验生活时谱写了《兴安岭组歌》，其中由他自己作词谱曲的《兴安岭上雪花飘》蜚声中外。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同志称赞它像一首抒情诗，又像一幅水彩画，认为它可以作为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材。
　　他还为组织起来的农民歌唱：

　　春天到来百花鲜，
　　铁犁到来好耕田。
　　合作道路万人走，
　　劳动歌声飞满天。

　　律成热爱人民的军队，建国后他又持续不懈的热情到海军基地、空军部队去体验生活。解放军海陆空等各军兵种几乎没有他没讴歌到的。1954年，他到舟山群岛去体验生活。在那里，他和舰队政委李志明同志一起登上舰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他约请李志明同志写一首歌词，由他自己谱曲。当他读到对方的歌词时，惊喜地说：“词句的节奏和我心中想的旋律节奏几乎完全一致，太巧了，太好了！”这就是那首著名的《强大的舰队在海上进行》。部队的同志评价说，他塑造的音乐形象具有鲜明的海军特色，生动地描绘了我强大的舰艇乘风破浪向前的图景。他歌颂轰轰隆隆地行进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的高射炮兵。他把战斗在高山的雷达兵比作祖国的眼睛。他又乘上银燕在高空中飞翔，赞美保卫祖国蓝天的哨兵。据空军同志反映，他谱写的《飞行员之歌》，“颇有银燕翱翔长空的轻捷之感，较独特地捕捉到了某种‘飞’的节奏”。在空军基地体验生活期间，律成还关心部队的建设，向空军领导同志提出加强飞行员节奏感训练的建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十分重视，亲自写信回复表示感谢，说：“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飞行员的节奏感训练的建议，我们作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您的意见甚好。如果真能把飞行员的节奏感、协和感培养出来，肯定会大大有助于提高驾驶和射击等等的效果。”司令员希望律成能推荐几套这方面的教材，并责成有关同志和他经常保持联系。
　　律成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热爱我们祖国的花朵——儿童，为他们谱写了《星星歌》、《绿色的祖国》等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歌曲。他曾感慨地对词作者金帆同志说：“你看，现在的孩子多么幸福，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建议你写一首这样的歌词，不写过去，只写今天。”现在50岁左右的一代人，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曾唱着他的歌健康成长，直到现在，有些歌还受到广大儿童的喜爱。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将郑律成和金帆同志合作创作的《我们多么幸福》评为一等奖，并颁发了奖状。
　　波澜壮阔的时代和党的培育促使律成成为人民的歌手。但是仅有战斗的激情，仅有对人民满腔的热爱，也还不能决定一个作曲家就能唱出人民的心声。律成曾经付出过艰苦的劳动，到处注意采撷民间音乐这颗“珍贵的种子”。他刻苦自学，背诵过许多世界名曲。俗话说，“操千曲而后知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律成还在少年时期即酷爱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在故乡，他为了能到舅父家里去听世界名曲唱片而废寝忘食。他的舅舅和姐姐都曾希望他长大了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律成在这方面也很有抱负。来到中国后，为了表示他决心献身于音乐事业并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人民的心声，甚至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富恩改为律成。后来在中国的南京、上海，律成又背诵了大量的世界名曲。直到晚年，他的听觉和记忆力都很强。某次在中央乐团创作组，有个年轻作曲家弹奏穆索尔斯基一首变化音相当多的歌曲，律成竟能一个音符不错地从头唱到尾，使这个青年大为惊叹。
　　建国后，律成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1951年下半年，作为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的成员，他到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访问东欧等国，他将自己领到的一点外汇津贴，用来观摩欧洲古典歌剧，购买世界名曲乐谱和音乐书籍，几乎没有购买个人的消费品。50年代初，国家曾派一批音乐工作者到苏联留学，他向领导提出希望能去学习，却不知什么原因未被批准，使他深感失望。1956年，尽管他在乐坛上早已有了一定声望，他还像少年时代奔走于沪宁道上一样，又奔走于京津道上，每周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去听苏联专家的作曲课，学习和声和配器。律成深知钢琴是作曲家的必修课，只要在北京，他每天总要练习三四个小时的钢琴，弹奏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肖邦的《第一叙事曲》等有相当难度的钢琴作品。
　　我手头上保存着一个律成在1954年到1956年使用过的灰皮笔记本，上边打了许多小方格，规定每天弹钢琴几小时，作曲几小时，试唱练耳多少小时，完成了计划，就在小空格里打下×。这许多小××，说明了他的勤奋，说明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造诣，付出了多少劳动！
就在这个笔记本上，律成用朝鲜文写下誓言一般的句子：

　　集中一切精力突击学习和创作！
　　不会弹钢琴是作曲家的耻辱！

　　还是那个顽强的律成，认定一个方向就决不拐弯，决不回头，就像他当年谱写《抗战突击运动歌》的那股劲头：
　　突击，向前！突击，向前！
　　战斗的突击啊，
　　向工作，向学习，向一切的困难！
　　战争年代，他不能安定地学习，如今他花大量的时间研读乐理，弹奏钢琴。我晨出暮归，闯入耳际的经常是丁丁冬冬的琴声。
　　他又十分注意从群众中汲取取之不尽的养料。他到陕北后即很注意从当地的民歌、民谣中汲取营养，写出具有黄土高原气息的《延水谣》等，建国后他更注意四处采风。在岷江边的一个客栈里，他遇到一群歇脚的船夫，就虚心讨教江上的号子，和他们一起唱啊唱啊，船工们争着唱，律成做着记录，鸡叫三遍都未停，直唱了个通宵。他见到一个善唱川江号子的歌手，就随他顺流而下，行程七天七夜，写下了《江上的歌声》。这首无伴奏合唱，在建军70周年音乐会上演出，效果很好。他先后四次深入云南大理等地去体验生活，根据白族美丽的民间传说写出了歌剧《望夫云》。可惜好事多磨，很长时间未能公演。律成不屈不挠地为演出而斗争，直到反映到陈毅同志处。1962年，陈老总在著名的广州讲话中给律成以有力的支持。他说：“郑律成同志作了一个乐曲，五年没有给人家批准，还在那里打官司。这个同志也很硬，他说‘我要斗争到底’，一个乐曲就让他上演，很简单嘛！他错了，你再来批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意见改，你这样改，他那样改，那就完了。”《望夫云》上演后，反映相当不错。有的评论说：“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传统题材进行创作的大型歌剧来说……能够做到目前这样的程度是难能可贵的。”（见《人民音乐》1962年第12期）管桦同志写信给律成，热情地祝贺《望夫云》演出成功，信中说：“它是真正的歌剧，而不是话剧加唱。它有相当的艺术魅力，而且通体是和谐的。”
　　学无止境，艺无止境，律成不满足于过去取得的成就，不满足于仅仅创作些群众歌曲和合唱曲。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前期，他醉心于写歌剧，除《望夫云》外，他还构思了《雪兰》、《卢蒙巴》、《多沙阿波》等歌剧，并已与诗人合作写成剧本。70年代，他热切地想创作器乐曲，还想写交响乐作品。回忆起他那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雄心壮志和干劲，我感到十分惋惜，惋惜他去世过早，壮志未酬，不然他能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谱写多少激动人心的乐章啊！
　　创作已成为律成生命的一部分，不论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他都毫不停歇。他的好友李序同志告诉我，在他们一起出门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只要他一闭上眼睛，李序知道他又在构思了，便不再打扰他。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去注意休养生息，而是一头扎到湘赣地区写了《秋收起义》大合唱。后来，在“文革”初期，他被关进“牛棚”，他没有写检查，却酝酿构思乐曲。他看到墙上的一张画，突然对同时被关的人说：“我有了！”问他“有什么？”，他说他找到了毛主席诗词《答友人》一诗的旋律：

　　谱例1

　　有了旋律，他就伏在一个随便找到的木板上谱写下来。
　　律成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一般谱曲都酝酿很久，写出后不马上拿出来，用他形象的比喻：“就像制作钢琴的时候，把木材伐下来，放在深山老林里，经风吹日晒多少年，不变形了再拿来做钢琴一样。”在创作上，他追求写“有分量”的作品，不写“轻飘飘”的东西。在“牛棚”里，他曾为毛泽东同志公开发表的诗词谱写了乐曲。为写交响合唱《长征路上》，他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去体验生活；为谱写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一曲，他多次冒着风雪攀登八达岭。诗人乔羽同志评价他晚年为毛主席诗词写的乐曲：“是作曲家在他成熟以后所取得的一个创作高峰。律成这部分作品，本来应该是冲天而飞的大鹏，但却被人一下折断了翅膀，遭到幽禁。”著名指挥严良堃同志在谈到《忆秦娥•娄山关》一曲时，认为音乐深沉挺拔，格调高迈。在这首乐曲中，律成用音乐形象地表现了遵义会议后，革命回到正确道路上，又准确地描绘了环境的险恶，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挫折的情景：

　　谱例2

　　接下去，他以沉着、坚定的调子，表现了掩埋好同志的遗体，红军队伍继续前进的坚定不移的步伐：

　　谱例3

　　他用优美而又深沉的旋律表现出前途光明，但前面还有艰难的历程，不能仅仅用一个简单的肤浅的欢快调子来收尾：

　　谱例4

　　原音协主席吕骥同志评价说：“郑律成同志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写了八路军军歌，更主要的是他谱写了毛主席诗词，达到了他作品中相当高的水平。”原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同志认为，郑律成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曲子，“分量很重，写得有感情，有性格，很丰满，与毛主席诗词描绘的情景比较切合、贴近。曲调气魄很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少有这么好的，不少为毛主席诗词谱的曲子都比不过。我认为他谱的那几首最有特点”。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在听过音乐会后对我说：“在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上，还没人能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