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壮勇敢的朝鲜勇士们，今天跨越华北，明天过满洲，冲破路上的障碍，向祖国前进……”

　　这是律成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万分激动地写下的急就章。从此朝鲜战士们早上唱，艰苦的行军路上唱，到达东北之后，几乎所有的朝鲜族人都唱，他们高唱：

　　“我们将勇敢地斗争下去，为祖国的解放，为人民的自由。”

　　在陕甘宁边区内，到哪里都有殷勤相送的陕北老乡，他们热情地把沙果和红枣等塞到我们的口袋里、行囊中。大队人马向北走过了棉桃累累的延川，走过了石板上流着清清溪水的清涧，走过了繁荣的古镇绥德，来到葭县停住了脚步。混浊的黄河水来势凶猛，正由北向南奔腾而去，就像冼星海在《黄河大合唱》中描绘的，风急浪涌，河水正在咆哮，大队人马列队等候摆渡，分乘若干小船过河，一只船仅能容下五人，加上牲口，水已齐到船舷。船夫紧张地摇橹前行，不时躲开漩涡。好不容易到了彼岸，一河之隔如同两重天。陕西那边是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西境内情况却极其复杂，既有日伪军的据点，又有哥老会等土匪出没。离开兴县后，我们在一个山坡歇息，已是下午4时，忽然通知大家紧急集合，说是哥老会正准备袭击我们，他们既抢钱也抢枪，很反动，就是要和八路军过不去。正值秋雨绵绵，大家又冷又饿，硬是顶着风雨前行，直到下半夜1点多钟，才到达一个安全的宿营地。
　　接下来是过仍由日本人把守的同蒲铁路。国民党下令只许日伪军向国军缴械，不许把枪交给八路军。为应付紧急情况，又给朝鲜义勇队补发了子弹，他们边行军，边准备战斗。为避免敌人发现引起不必要的损失，上边通知连夜过封锁线，事先通知大家不能出声，不准孩子哭叫，也不能让牲口嘶鸣，要牵着它们疾行。大家反穿了棉袍，白里朝外，以便后边的人识别，一个紧盯一个，鸦雀无声地急急通过。那一晚，我们一口气走了120里地。山西，真是名不虚传，多的是险峻光秃的高山。从界河到岢岚的路上，山路已崎岖难行，但是过代县后，接连几天都是攀登高山，偶尔遇到一二十里的平坦山路，也是极难走的碎石子路，整天翻过一个山岭又一个山岭。我骑在马上颠得都快散了架子，有时不得不下来步行。律成充当马夫，一路牵着驮着孩子的毛驴。在某些陡峭的地段，几乎要爬着前行，或是攀援着荆棘丛，或者拽着驴子的尾巴才能攀上去。某天翻越一座峻峭的高山时，又值狂风大作，寒气逼人。我和律成把所有的衣服都裹到了两岁女儿的身上，脑袋也被严严实实地蒙住。翻过山梁后，有位同志的婴儿竟被冻僵，所幸我们的孩子没出意外，但手脚已冻得冰凉。在另一处悬崖峭壁的狭窄小道上，驮着木箱的毛驴都难通过，一旦失足连人带牲口都将跌下山崖。律成和几个强悍的朝鲜战士，有的在前边拉着毛驴头的缰绳，有的在后边扶着孩子的木箱，一边抓住驴的尾巴，前后配合，终于走了过去。那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就在这艰苦的行军途中，郑律成又酝酿创作了两首歌曲，一首是《三一进行曲》，纪念1919年在光州爆发的“三一”运动；另一首是《朝鲜解放进行曲》，他讴歌

　　“敌人的锁链已被砸碎，祖国的河山重放光辉”。

　　一路晓行夜宿，到达察哈尔省城张家口市时，已是深秋季节了。张家口以皮毛与口蘑而著名，曾是伪蒙疆的心脏。日本投降后，它是八路军在华北最先解放的一个大城市。市内街道宽阔，路两旁矗立着高大的楼房。晋察冀中央局即设在这里。从晋东南来的一百多名朝鲜义勇队战士和我们这支队伍会合在一起。离开张家口时，在车站广场上，聂荣臻司令员与滕代远、肖克等领导同志还前来欢送并讲了话。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坐上八路军接管的火车向华北平原的怀来县驶去，再向东北方向疾行。过古北口时，看到了在城门上站有荷枪的苏联红军哨兵。再往下走是承德，由于日本鬼子在这里做过垂死挣扎，城里不少地方被夷为废墟。次日，我们搭乘苏联的军用列车向锦州开拔。当我们到达东北工业重镇、烟尘弥漫的沈阳时，已是寒风凛冽的冬季。沈阳被苏联红军从日本关东军手中解放出来已经几个月了，但是秩序仍然很乱，入夜常能听到枪声。在沈阳，我遇见了行色匆匆的王东瑜，老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我向她提及自己不懂朝文，将来到朝鲜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我也相信，只要下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沈阳南站的广场上，朝鲜义勇队参加了纪念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纪念塔的落成典礼。参加阅兵式的义勇队队伍，因为又会合了先遣队，人数已增至两千余名。但是苏军占领北朝鲜后的情况，也不能不让我们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排斥与中国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朝鲜义勇队，先头部队到达新义州后，又被他们驱赶回来。几经交涉，对方仅允许少数同志返回。11月10日，在沈阳郊区朝鲜学校召开的义勇队指战员大会上，武亭到会正式宣布少数老干部回朝鲜做党政工作，绝大部分留在东北，到朝鲜族聚居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力量，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贡献。他把义勇队分成三个支队，分别派往东满、北满和南满。我党组建东北民主联军之初，他们是骨干力量。东北民主联军的后身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不少朝鲜战士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以后又进关，随我大军一直打到海南岛。到1950年，金日成首相派人来和我方商谈，要回了一万余名朝鲜族战士，编入朝鲜人民军中，这是后话。
　　当我们离开沈阳经安东（今丹东）、新义州到达平壤时，已是1945年的12月了。

　　在朝鲜的日子

　　在江华湾边的海州，我们度过了一些安宁、温馨的日子
　　朝鲜是个气候湿润，风景秀丽的国家。它三面临水，只在北部与中国接壤。全境山地和高原就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平原仅有百分之二十多；整个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由于它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列强一直觊觎着它。早在20世纪初的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即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二战以后，它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两半。
　　1945年8月间，美苏双方商定，在朝鲜半岛以北纬三十八度为界，苏军在三八线以北，美军在三八线以南分别接受日军投降。这样，苏联武装部队于8月13日在朝鲜东北部的雄基、罗津、津津登陆，到23日解放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地区。原在中国东北的抗日联军后来转移到苏联抗日的金日成同志，也率部渡过图们江，配合苏军解放了朝鲜北部的国土。
　　当年10月，朝鲜共产党在平壤正式宣告成立。自从1928年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后，朝鲜人民一直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此前，在苏联和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们，都分别参加了各该国的共产党。越年，朝鲜共产党改称劳动党，它包括了分别从苏联、中国延安回去的以及原在北朝鲜的共产党员，后来又加进来南朝鲜的共产党员。从中国延安回去的不少朝鲜同志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我和律成回朝鲜后，也将中国共产党党籍转成为朝鲜劳动党党籍。在平壤稍事整顿后，律成被分配到朝鲜西海岸江华海边的海州市工作，任朝共黄海道委（相当于中国省委）宣传部长。我不懂朝语，只能帮助他整理些文字材料，如编写党课教材等。
　　1946年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规定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民族叛徒的土地，占有土地五公顷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及自己不耕种而租给别人的全部土地，无偿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我随律成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朝鲜的土改有自己的特色，完全是根据法令自上而下分给农民土地，勒令地主搬家，迁到远离本乡的地方，防止他反攻倒算，以解除农民的顾虑，没有搞批斗、挖浮财等。
　　在海州，我还应邀向朝鲜妇女们介绍过抗战中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土改后，我们又投入选举道、市、郡政权——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参加过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工作，多少有一些经验，就协助律成起草有关的讲话文章，再由他修改后译成朝文使用。记得我还就选举工作写过两篇文章，刊载在黄海道的报纸上。
　　黄海道首府海州是座美丽而安静的城市。我们最初住在一个经营紫菜生意的商人家里，日本投降后，商人已逃逸他乡。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抗日联军的一位老干部，他的夫人很会烹调，经常做些朝鲜风味的饭菜请我们品尝，如用紫菜包饭团，再配上泡菜、酱汤，味道十分鲜美。后来，我们又搬进接收来的一幢二层洋房里，同楼住的是道委副书记、从苏联归国的张铁同志，彼此和睦相处，关系十分融洽。他常常抱我们的女儿玩，并教她几句简单的俄语。家里又请了一位日本保姆，有文化，人也长得漂亮，少不了也教给孩子几句日语。我讲中国话，律成讲朝鲜话，结果从我们这个三岁多的孩子嘴里，能蹦出四国语言来，什么“啊闹内”、“列江，米兹交代”（日语阿姨，我要喝水）、“斯巴希巴”（俄语谢谢）。每当这时候，家里洋溢着欢快的笑声。孩子渐通人事，黄昏时分，常常跑到离家不远的路口，有时光着脚，一手提着袜子等候爸爸下班归来。
　　到了周末，律成有时骑上摩托车载着我到海州宁静的郊野去游览或狩猎；有时放声歌唱，旋律优美而轻松，这都反映了我们那时舒畅欢快的心情。
 　　到海州不久，我发现自己食欲不振，经查是怀了身孕，心想到朝鲜还没正式开展工作呢，再被孩子拖累住怎么行，执意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律成十分盼望再有一个儿子，但他拗不过我。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到海州的一个诊所做了手术。没想到为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手术没有动好，使我患了妇科病，经常流血不止。直到几年后回国到北京医院治疗，才发现已留下后遗症，并无法治愈了。回想起来，在延安那样艰苦的年代，丈夫不能在身边照顾，我还生下了女儿小提，现在怎么说都是和平时期，条件已大有好转，我却一意孤行，不顾后果，导致终身不孕。到了50年代中期，我又非常想有一个儿子，于是就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郑矛。他现在海军工作，已经成家立业了。

　　金日成同志给我一封信，嘱我交给中共东北局负责同志

　　1946年2月中下旬，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同志到海州来视察工作，我和律成一道见到了他。金日成同志当时30多岁，年轻有为，精明干练，很有政治家的风度和才华。他20岁左右即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边境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政治宣传工作，因而在朝鲜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日本投降后率部回到北朝鲜，即抓紧建党、建政、建军等项工作，为1948年9月9日创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金日成同志励精图治，待人和蔼可亲，很注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夏秋之交，我忽然接到让我去平壤的通知，原来是金日成委员长召见我，交代给我一项重要任务。他说，现在粮食很紧张，请你到北满去一趟，找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同志，支援我们一些粮食。
　　金日成同志向我介绍了朝鲜的经济形势，我也知道朝鲜的粮仓在南半部，像忠清南北道、全罗南北道即以盛产稻谷闻名。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农业区向北方工业区供应粮食，而北方则以丰富的矿产、水泥、电力等工业品支援南方。
　　金日成略为知道一些我在延安的情况，大约是从在延安呆过的朝鲜同志那儿听说的。他问我和东北局副书记高岗熟不熟，我告诉他以前在西北局工作过，高岗是西北局书记，归他领导，但并不很熟。他说：“我写封信给高岗同志，请你当面交给他。”
　　就这样，我和一位在延安就熟悉的朝鲜同志张继民一道北上，经图们走牡丹江市，辗转到了哈尔滨。当时东北战局十分吃紧，国民党大举进犯，我东北局刚自长春撤退到哈尔滨市。我见到了西北局的老领导、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高岗，也见了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和蔡大姐。具体交涉粮食的事情找的是李初梨同志。那时，我军一路北撤，还未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粮食也极感缺乏。尽管如此，东北局还是力所能及地对北朝鲜做了支援。我已记不清交涉粮食的具体数字。据后来出任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同志于1947年6月27日写给东北局的报告，提到在此之前，“经刘亚楼同志送了1万吨粮，由东北局送了200吨，连同物资交换等，合计在3万吨左右”。完成了传信联络的任务后，我又经原路回到了朝鲜，至平壤向金日成同志复命。
　　经金日成同志安排，出发和归来我都住在他家里。他笑容可掬，没有什么领袖架子，对我此行顺利完成任务表示满意。临走时，他赠我一个从日军那里缴获的降落伞作为纪念。那是用特制的白色丝绸制成，质地非常结实。我回海州后，把这只降落伞裁开，给律成做了一件衬衫，给我和女儿各做了一身白色连衣裙，还派了一些别的用场。至今我还保留着降落伞顶端最结实的一束丝绳以作纪念。
　　在平壤逗留期间，我还去拜访了金枓奉同志。回朝鲜后，他领导的独立同盟改称为新民党，不久与朝鲜共产党合并，改称劳动党。金枓奉被推选为劳动党中央委员长，后来又兼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金枓奉知识渊博，很有学者风度。他著述甚丰，对朝鲜语文很有研究，早年编著过朝语大辞典。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对我十分友善，他赠我一套薄呢西服裙。入乡随俗，朝鲜妇女多穿高腰长裙，我自入朝后也改穿西服套裙，不再像在延安老穿灰色装和列宁服了。后来我和律成被调到平壤，闲暇时还和金枓奉同志一家结伴到远郊江边钓鱼，共进午餐。我们将钓起的活鱼就地烹饪，味道十分鲜美。这时金枓奉打开一瓶香槟酒，当瓶塞启开时，只见香槟冲天而出，酒花四溅，增加了欢乐的气氛。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品尝香槟酒。

　　利民公司所见——北朝鲜成为我东北战场隐蔽的后方

　　我离开哈尔滨回到北朝鲜的时候，正值我东北战场的形势处于紧急状态。国民党依仗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从空中和海上大批运兵进占东北。苏联也因为与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决定把苏联“从日本手中占领的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我军在进行了艰苦的四平保卫战后，放弃了长春、吉林等城市，直到撤至松花江以北。这样西满、南满的广大地区，尤其是交通干线尽皆沦入国民党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持北满与南满、旅大及华东解放区的联系，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其次，我军自南满撤出时，相应撤出了大量物资，还有大批伤员及家属亦须保存和安置。
　　1946年6月，东北局研究了战场的严峻形势后，确定了“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持南满作战”的方针。在征得朝方同意后，特派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肖劲光和北满分局秘书长朱理治赶赴平壤，与朝鲜共产党中央商谈设立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事宜。会谈结果由朱理治同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平壤的全权代表。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朝鲜由苏美双方共管，中国的国民党又得到苏美两方的支持，东北局在平壤的办事处采取了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对外挂出了“平壤利民公司”的招牌以作掩护。公司地址在平壤大同江西岸钗贯里104番地。这之后，为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利民公司又在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黄浦和罗津设置了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作“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
　　我回平壤后见到了朱理治同志和他的夫人苏菲同志，并在利民公司小住了几日。朱理治气宇轩昂，风度儒雅，是党内知识分子型的高级干部，资历相当老。他192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即加入了共产党，30年代曾历任江苏省团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陕甘省委书记。后来在陕甘宁边区任银行行长。聊起来，朱理治对律成的音乐作品很熟悉并十分喜爱。他也很爱护知识分子，我们后来调到平壤，常常进出利民公司，有什么苦恼的事情也爱向他倾诉。他很关心我们，并能理解和同情律成的处境。
　　我调到平壤后由于受朱理治同志领导，并参与了利民公司的部分工作，耳闻目睹朱理治同志领导的平壤办事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东北局交给的任务。朱理治同志的工作得到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金日成同志曾诚恳地对我们说：“你们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还说“朝鲜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由来已久。
　　利民公司所做的工作包括：安置我军自安东、通化撤退的1.8万余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到朝鲜境内，转移两万余吨战略物资。按北朝鲜当时的条件和处境，在经济上吃穿用都很匮乏，在政治上又有国际舆论的压力，能容纳如此众多的伤病员长期分住在朝鲜老百姓家里实属不易。在转移战略物资时，为避免暴露目标，朝方党政机关动员了沿江大批劳动党员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隐蔽地点存放。
　　——借用北朝鲜通道，南北满的物资交流得以畅通无阻。当时北满的粮食、棉花、煤炭源源运往大连；大连的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和工业原料又为北满所急需。据不完全统计，仅1947年头7个月就运送过境物资21万吨，1948年全年转运30万吨。
　　——南北满之间借道北朝鲜的过境人员数目也相当可观。仅1946年下半年，我方过境人员即达3000人；1947年，1948年过境人员均在万人左右。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党于1948年从香港接来不少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海外华侨的知名人士。他们也是经由北朝鲜，辗转再去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中有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几十人。至于因事途经朝鲜的我党领导同志则为数更多，其中著名的有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等同志。1948年，李富春和蔡大姐来朝鲜，我还参加了接待工作。
　　——向朝方求援及采购作战物资。朝鲜在沦为殖民地后曾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朝鲜解放后留下不少战略物资，经联系，我们接运了两千多车皮日本人留下的陈货，其中有朝鲜无偿支援我们的，也有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金日成同志甚至还主动帮助我们向苏军索要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接收的战略物资。
　　——建立和发展中朝经济贸易合作往来。朱理治和朝鲜党政领导人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就鸭绿江共同航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先后签订了二十几个协定。一年一度的贸易协定，保证了双方互通有无，进行物资交流。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后勤部长的李富春同志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有时亲自到平壤来领导谈判并拍板定案。
　　——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还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北朝鲜的华侨工作。因为我承担了这方面的任务，下面单独叙述。

　　调我到平壤去做北朝鲜华侨工作

　　1946年秋天，我接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发的调令，让我到平壤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
　　做华侨工作，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正式向我东北局全权代表朱理治同志提出的，我东北局很重视，于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先后派遣了几批干部去朝鲜做华侨工作。经朝方与朱理治同志商量，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由劳动党的有关负责同志担任侨委会主任，中国同志任秘书长，负责领导华侨工作；还决定在平壤设立华侨联合总会，在华侨比较多的道和郡成立华侨联合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总会和道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中国同志。朝方决定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朴一禹同志担任，秘书长一职，指定由我来担任。
　　我到平壤后首先向朴一禹同志报到。朴一禹又名王巍，曾是中共党员，担任过我解放区的县委书记，参加过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我党对他很信任。回到朝鲜后，他当选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出任干部部部长、内务局长；1948年建国后出任内务相。朴一禹同志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人也豁达大度。他很热情地叮嘱我：“你只管放手去干就行，不用事事请示。”
　　北朝鲜华侨工作，受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我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双重领导，实际工作与我办事处的关系更加密切。1946年11月，继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北朝鲜华侨联合总会（下称华联总会）也宣告成立，由王静野同志任委员长，王斐同志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他们原是我华东解放区的干部，由利民公司推荐而来。总会还缺少宣传部长等一些骨干，各道分会也缺乏领导干部。我向朱理治同志汇报了华联总会和各道分会急需干部的情况后，朱理治同志果断地决定：“你去趟大连吧，找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同志，跟他要几名干部来如何？”当时许多从关内调到东北来的干部，多半经由大连转道朝鲜，再分配到北满等地去工作。
　　既然建立了新机构，配备好干部自然是当务之急。朱理治同志为我写好了介绍信，我即离开平壤乘车西去，到达镇南浦乘上了一艘不过三五百吨的小轮，驶向波涛翻滚的黄海。这一路晕船晕得一塌糊涂，我又吐了个昏天黑地，最后总算在大连上了岸。
　　大连山清水秀，是座安静的海滨城市。日本人在这里经营了40余年，城里的中心地带以及滨海的风景区，筑有不少漂亮的洋房，那是日本人给自己修建的安乐窝。日本投降后，这里由苏联武装部队实行军管。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将在旅大地区驻军30年。
　　我找到了韩光同志，他答应从路经大连的解放区干部中留下彭光涵、吴昭、蔡去非等几位同志，分配到平壤，出任华联总会的宣传部长、平安北道分会的领导等职务。
　　公事办完，承东道主、旅大地委同志的热心安排，我还到旅顺去参观一番，在那里看到形势险要的旅顺口。40年前，日俄两国强盗就是在这里大打出手，抢夺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良港的。
　　干部配齐之后，北朝鲜华联总会和各道分会相继成立，北朝鲜的华侨工作从此开始走上正轨。
　　那时的朝鲜半岛，约有五六万华侨，其中北朝鲜有两万余人。他们多以种菜和开饭馆为业。也有少数人经营杂货店、裁缝、理发等行业。以前，他们也有自己的行业团会等组织，但多各自为政，互不关连。如商人有中华商会、菜农有华侨农业公议会、苦力有华侨苦力帮会等。由于长期受敌伪反动宣传的影响，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单对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存在许多错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更缺少认识。他们把国民党视作正统，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战胜国民党持怀疑态度，其中某些人还同设在南朝鲜的国民党机构保持联系。加之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多次制造排华事件，如吉林“万宝山惨案”和“平壤惨案”，并在华侨和朝鲜族人民之间挑拨离间，彼此存有很深的敌对情绪和民族隔阂。这样，做好华侨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无论是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还是对支援我国的解放战争，都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上述情况，侨委会、华侨联合总会决定在华侨中开展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宣传朝鲜的形势，教育华侨热爱朝鲜，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积极参加朝鲜北半部的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和国内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教育华侨热爱祖国，积极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同时，宣传中朝人民之间的革命传统友谊，促进华侨同朝鲜人民友好相处，消除隔阂，在华侨之间教育他们加强团结，相互友爱。
　　我们先从培训干部和师资入手。约在1947年春夏之际，华联总会分别办了两个训练班，在华侨进步青年、店员、雇工中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在华侨小学教师和少数知识分子中办教师训练班。请朝鲜劳动党负责干部讲授朝鲜革命史，介绍朝鲜劳动党当前的任务和政策；同时由我解放区来的中国干部讲解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战争的性质、任务和当前形势。然后结合当地华侨的思想情况组织讨论，以求取得正确认识。我也给他们讲过课。
　　接着大力兴办华侨中小学教育事业。北朝鲜原有华侨小学二十余所，日本投降后停办。我们把恢复和兴办华侨学校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仅用两年时间，在各道、郡恢复和开办华侨小学四五十所，深受华侨各界人士的欢迎。教学课本是我们从东北解放区联系运来的。说到中学，以前仅在汉城有一所华侨中学，北朝鲜没有。我们采取在华侨中集资的办法，在平壤普通江畔的大驼岭创办了北朝鲜第一所华侨中学，通过考试从北朝鲜各地招收了近百名学生。学校条件不错，有能容百人住宿的三个集体宿舍、百人就餐的食堂，有六个大教室，学校还拥有两辆车，后来东北人民政府还赠给他们一架钢琴。中学校长姓崔。开学之日，我也前往参加，出席了他们的开学典礼。在进步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第一批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在1948年到1949年回国参加了革命。学校还组织学生多次深入到华侨居住区进行形势宣传，使华侨得以了解祖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以这所中学为中心，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教唱革命歌曲、舞蹈，排练革命话剧《血泪仇》等，并到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华侨的欢迎。
　　我们还注意抓舆论工具，创办了北朝鲜华侨唯一的报纸《民主华侨》，并在上面刊载过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土地法大纲》等。同时，我们又和北朝鲜中央广播电台联系，增加华语广播节目，经常报道国内外大事和华侨活动情况。华联总会还派人到朝鲜通讯社，协助他们编写有关中国的新闻，使朝鲜人民和侨胞能及时了解中国解放战争的战况。
　　除对华侨进行宣传教育，华联总会及各地分会还动员组织华侨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如帮助转运伤员和装卸战略物资。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南满大部地区及交通要道，我方从辽南以及山东战场上撤下的伤员，不得不从海上运至朝鲜南浦港，再由那里分流，或入住朝鲜百姓家里，或经平壤、南阳辗转运至东满和北满。每当船只入港，南浦和平壤两市的华联分会，即组织华侨用担架把伤员从轮船上抬下，进行适当的护理，再运至火车上。这项工作直到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才告结束。战略物资的运输，华侨也尽了力。如1947年，朝鲜支援山东的几百吨炸药运至南浦港，当地华联分会从华侨中挑选出可靠的青年负责警卫和装卸。
　　华联总会还动员华侨出人出力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在华联总会的教育、鼓动下，不少华侨青壮年回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新义州市，1947年即有百余名青年华侨报名参军回到国内。华联总会和分会还组织华侨妇女和裁缝，为解放军做鞋缝被，既支援了祖国的解放战争，也让他们有些进益，使生活得到改善。
　　随着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到1948年春，国民党军队已被我国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里。北朝鲜华联总会决定组织华侨回国慰问。消息传出，华侨们争献礼品，纷纷赶写慰问信，制作锦旗、锦像及慰问袋。慰问团一行四十余人带了四个车皮的慰问品经图们市直抵哈尔滨，受到我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哈尔滨市政府为此召开了欢迎大会，市长朱其文亲临讲话。慰问团到医院看望了我军伤病员，并听取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报告。这次慰问活动，使代表团成员受到了深刻教育，并大大激发了北朝鲜华侨的爱国热情。
　　通过上述各项工作，广大华侨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华侨中，从拥护国民党的占优势转变成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占优势，华侨和朝鲜人民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大多数华侨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朝鲜的建设事业。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不少华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向导和翻译，有的还参加了志愿军。
　　东北全境的解放日渐临近，华联总会的几位主要负责干部王静野、王斐、彭光涵等同志于1948年5月前后奉调回国，我又兼任了华侨联合总会的委员长。10月间，朱理治同志离开平壤，奉命带领部分干部回国。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完成了历史使命，于当年底宣告撤销。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留驻朝鲜的同志又奉命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平壤商业代表团，主要任务是继续加强中朝友好关系，负责中朝双方经贸协定的谈判、签署和执行，接待过往人员等。
　　约在1949年初，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动，由华联总会调到我商业代表团任代表，党的关系也由朝鲜劳动党转回中国共产党。我的调动没想到对律成也产生了某种影响，这一点后面还将谈到。商业代表团的代表共有四人，依次是文士祯、倪蔚庭、我和齐光同志。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还忙于培养朝文翻译。先从华侨中学中挑选一批优等生，再请朝鲜最好的一位语言学者亲自授课，对他们进行正规训练，上课地点就在我的寓所里。在这批学员中很快涌现出几个人才，有的后来成了我驻朝鲜大使馆的得力翻译，有的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的骨干，有的回国进入外交部，日后成为驻外大使。

　　律成筹建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并创作了许多乐曲；

　　他接来了母亲，家庭生活琴瑟和谐

　　就在我调到平壤的时候，律成也奉命调到平壤，出任朝鲜保安队（朝鲜人民军前身）俱乐部部长（相当于我军文化部部长）。
　　到平壤不久，律成不知怎么得了黑热病，脸色黑黄，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并伴有不规则的发热，症状很像伤寒病和白血病。我到大连出差，特地为他觅到了几瓶专治此病的德国进口药，仅仅注射了一两瓶药，即见奇效，病体霍然而愈。律成非常高兴，他感谢我的一番情意，特地留下一瓶没用完的药以作纪念。
　　律成病愈之后，全力以赴地投入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筹建工作，从挑选歌唱和舞蹈演员、乐队指挥，到团的组织领导、创作乐曲，花了不少心血。协奏团有一个正规的乐队，乐器是通过利民公司到大连购买的。协奏团组建并培训成功后，律成经常带着他们到北朝鲜各地巡回演出。在我的印象里，1947年、1948年之际，律成呆在家里的时间不多。金日成同志也很关心协奏团，我还保留有一张金日成同志及其他党政领导人与人民军协奏团的合影，那是在湖边拍下的，照片上总共有一百多人。
　　在这段时间里，律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军民谱写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朝鲜解放进行曲》、《图们江》大合唱、《东海渔夫》大合唱等十余部作品。他还将在延安时写就，未及演出的《抗日骑兵队》大合唱改写后，在平壤和各地演出并广播了两百多场次。在谈到《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时，中国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唐柯同志曾评价道：“两个国家的两首军队进行曲，均出自一位作曲家之手，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朝鲜人民会议、人民委员会、文学艺术总同盟等机构先后四次向他颁发了奖状与奖金。1948年，他还荣获共和国“模范劳动者”的光荣称号。
　　在家庭生活中，律成是个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我还记得1948年夏天，他托人把母亲从汉城辗转接来平壤。婆母到达之日，律成激动非常，急忙从人民军协奏团赶回。见了母亲二话不说，立刻把母亲抱到钢琴边说：“我给你唱首小时候唱过的歌。”儿时，婆母曾教他唱过许多民谣。律成一边深情地弹奏着曲谱，一边唱起来：“哦咳呀，帆张起来了，就要出海了。我走了，我走了，没有预定的新世界。”他一连唱了许多歌。律成自到中国后就断了家乡的音讯，常为不能报答母亲养育之恩而深感愧疚。母亲的到来，填补了他感情生活中的一大空白。
　　婆母一直随我们由平壤辗转来到北京。老人家勤劳俭朴，十分贤惠，乐于助人。邻居们都很喜欢她，亲切地称她为“哈尔姆尼”。1963年，老人不慎摔了一跤，经积水潭医院检查拍片，所幸没有骨折，但卧床不能下地，我们请来中医为她诊治。律成常常抱着她帮助她活动身体，说多活动才能好得快。即使他要外出开会，临走前也不忘再帮老人翻翻身。老人渐渐地恢复了健康。1964年，婆母终因寿终而安详地辞世，享年91岁。我第一次看见律成大颗大颗地掉下了眼泪。他向我念叨：把妈妈骨灰保存好，等将来南北朝鲜统一时，把老人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后来由律成的侄儿郑祥勋将他祖母的骨灰送回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安葬了。
　　律成很爱我们的孩子，女儿小提对他感情也很深。在平壤时她只有四五岁大，即一个人摸索着跑到距家相当远的人民军协奏团去找爸爸。回到中国后，律成把教女儿弹琴当做一个大乐事，使女儿终于继承父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律成不但教育孩子要追求事业有成，还注重对她进行品德教育。他给孩子讲故事，教育她要孝敬父母，尊重老人；遇事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犹豫不决。他从不溺爱女儿，很小就带她到郊外去捕鱼打猎，让她在风雨中经受磨练。晚年，律成在为毛泽东同志诗词谱曲的过程中，得到女儿的大力支持。女儿为他配器，父女俩通力合作，相得益彰。我为家庭生活的和谐而感到莫大幸福。

　　新中国诞生前夜，我奉命筹建新华社驻平壤分社；朝鲜战争爆发

　　新中国诞生前夕，我奉命回国联系工作，来到刚刚解放的古城北平。当时新华社总社编辑部为报道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并迎接开国大典，刚刚由香山搬到城里的司法部街。新被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任命为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同志和副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同志先后找我谈话，要我在平壤筹建新华社平壤分社，这是建国前新华社在国外较早建立的分社之一，仅次于伦敦、布拉格等分社。乍听到这个消息，我着实吃了一惊。以前组织上交给我新的任务，我总是二话不说，接手就干。我搞过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可是新闻工作却从未涉足过。见我犹豫，领导明确交代：“你只需负责筹建并担任分社社长就行，具体业务另派专人协助你。”我回平壤不久，中宣部即于9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丁雪松同志为新华社驻朝鲜特派员，刘桂梁为记者，前往朝鲜工作。”我先接来了刘桂梁等同志一行，把他们安顿到平壤的旅馆里，然后找华联总会帮忙，在市区觅到一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9月21日即挂出新华社平壤分社的牌子，开始正式办公。
　　商业代表团有两处驻地，一是第一代表文士祯同志的驻地上盛园，距分社较近，平时分社的同志就到那儿用餐。另一个驻地在大同江边，是一幢用石头砌成的三层楼房，原是华侨饭馆“中华园”的旧址，离分社有一段距离，分社的几个党员通常到这里过组织生活。
　　创建初期的平壤分社，除我懂一些朝语外，其他几位同志没有学过朝语。主要记者刘桂梁同志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英语很好，但朝语不行。为尽快开展工作，我找了几个华侨青年到分社协助工作并充当翻译。分社几位同志也开始努力学习朝语，没过多久，刘桂梁同志即掌握了一些基本口语，采访得以较顺利地进行。
　　经查资料，平壤分社发回总社的第一条消息是《朝鲜人民欢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间为1949年9月28日。这条三百多字的消息，简明扼要地向国内介绍了朝鲜各阶层人民以极大的注意力和欢欣鼓舞的心情，关注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我们还报道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和朝鲜人民政府机关报《民主朝鲜》连日大篇幅地刊载我国政协开幕及会议进展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平壤分社发回了《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与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电中共中央祝贺》及《金日成电毛主席祝贺》、《金枓奉电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祝贺》等稿件，把朝鲜党、政、各阶层人民及朝鲜华侨的喜悦心情及时传回国内。
　　新中国诞生刚刚一个星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朝鲜很快派来了它的首任大使李周渊。我国驻朝首任大使倪志亮是1950年8月13日到任的。看到朝中两国建立邦交，律成心潮澎湃，怀着高昂的热情谱写了《朝中友谊》表示庆贺，讴歌“朝鲜和中国人民亲密像手足一样”，又写了《歌颂新中国》，以庆贺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的当天，朝鲜内务省发布了第一条战报，提到“南朝鲜伪政府的所谓国防军，于6月25日拂晓，在全38度线地区，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开始了出其不意的进攻”。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击退入侵敌人，并警告南朝鲜当局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否则要对一切严重后果负责，等等。次日，平壤显得非常紧张。金日成首相发表广播讲话，他号召全国人民为正义战争而奋斗，要求全体官兵在保卫北半部、解放南半部、统一祖国的战争中，发挥无比勇敢的精神，直到献出最后一滴血。他还呼吁南方的游击队打击敌人后方，破坏通讯，摧毁桥梁、道路。他总结说：“历史告诉我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必定胜利。统一我们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
　　我们立即将金日成首相的讲话发回总社，同日发回的还有《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南朝鲜伪军连日来的挑衅情况》等6条消息。接下来，分社每天都要发回数条有关朝鲜战况的稿件。
　　战争打响的第三天，朝鲜人民军一举解放了汉城。北朝鲜洋溢在胜利的欢乐中。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西方一些进步报纸纷纷派记者到平壤来捕捉最新消息。朝鲜战争成为当时全世界人民瞩目的焦点。在这前后，我和律成一起去拜访过延安的老相识、共和国内务相朴一禹。一进他的办公室，即见墙上挂满了大幅的军事地图，他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们关心地问起战局，他踌躇满志地说，形势非常好，反攻进展顺利。估计再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会解放南半部。我提到制空权的问题，他很有把握地说，没问题。从他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满有把握的。后来金日成元帅果然发布命令，号召8月份解放全部朝鲜国土。受朴一禹讲话的影响，我们也以为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1950年8月15日，朝鲜解放五周年，郭沫若率中国人民代表团访朝，李立三为副团长。我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随李立三同志冒着战火，乘吉普车至汉城采访。只见这座城市遍地狼烟，四处堆着沙袋。
　　我在汉城一家饭店住下不久，忽然有一个中年男子带一个少年来访。他自称郑义恩，说是郑律成的三哥，又介绍那个少年，说是他的儿子。我感到愕然，不敢贸然相认。但是坐下后打量他，眉眼的确和律成相似。他说他是汉城职业同盟的总务部长，得知我到了汉城，所以特来拜望。他很兴奋也很激动，说和自己的弟弟富恩音讯断绝，已有近20年了。我蓦地想起，从前律成和我说过，他是1933年由三哥带领离开家乡到中国南京求学的。但是我知道南朝鲜情况复杂，所以言语十分谨慎，未敢做更多的接触。在我即将离开汉城之际，律成三哥郑义恩又来热情相邀，我勉为其难地到他家小坐片刻，吃了顿便饭。郑家的亲戚兴高采烈，以为随着南朝鲜的解放，全家团聚有望。
　　这次和律成的兄长相见，想不到竟是最后一面。仅仅3个月以后，南朝鲜军队在美国支持下重新攻陷汉城。郑义恩因为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李承晚政权逮捕并长期关押，听说他出狱后不久即离开人世。律成的三个兄长就这样先后为朝鲜的独立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出动美国空军、海军进行干涉，同时出动第七舰队，阻止我国解放台湾。与此同时，美国又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干涉朝鲜战争。我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庄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的侵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也发表声明，谴责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的海军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美国空军对北朝鲜的轰炸自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我商业代表团的第一代表文士祯和第二代表倪蔚庭同志因事滞留国内，我和代表团的齐光等同志商议，决定把代表团和平壤分社的妇孺老弱紧急疏散到边境城市、与安东仅一江之隔的新义州。商业代表团和新华分社只留下我一个女同志和其他男同志，在大同江边的驻地挖防空壕留守。我给文士祯同志去电报，大意说我们做最好的争取，同时做最坏的准备。后来听文士祯同志告诉我，周总理看了我发回的电报，认为“争取好，准备坏”的想法很好。
　　文士祯、倪蔚庭同志很快从国内赶回平壤。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在新华社平壤分社的工作上，必须尽快让国内知道朝鲜战局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国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已无法在分社原址工作，只能与代表团的同志一起，转移到平壤北郊的一个山间小镇顺安躲避，那里有一座不大的教堂，还有几间民房。但是要往国内发稿，还得等晚上回到城里才行。为安全和保密起见，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窗户都用黑布遮挡得严严实实，不能让一丝亮光泄漏出去。正是夏天最热的季节，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大家捂着一身汗水写稿、发稿，用电报发回总社，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待天刚蒙蒙亮，就得马上撤离以躲避轰炸。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就是在拂晓乘车上山途中，被敌机扫射中弹身亡的。
　　经过整整一宿的紧张劳作之后，那些疲倦至极的小伙子们，回到山上的隐蔽地点倒头就睡，我却干瞪着两眼怎么也睡不着。严重的失眠困扰着我。现在想来真傻，当初如能吃上一片安眠药，美美地睡上一觉，一切疲劳皆可消除，那该多好哇！可是当时代表团没有医生，也从未听说过什么安眠药，对失眠硬是找不到任何对付的办法，只能干熬着。就这样，一段时间下来，我的记忆力明显下降，神经也变得麻木起来。加之三年前在海州做人工流产留下的后遗症，经常流血，我的身体渐渐衰弱下来。
　　律成这时已被调离人民军，在平壤国立音乐大学任作曲部部长。战争爆发后，他几次要求参军到前线或到新解放区去，都未被允准，他还很有情绪。在敌机轰炸声中，他怀着满腔热情，创作了《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我们是坦克部队》、《战士的誓言》等歌曲。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建立，我和律成何去何从，很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