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出现很多开国英明的和中兴之君，也出现很多治世能臣，明君如何使得国家安定，很大原因在于任用贤臣，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才能和品德修养，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强大和兴盛。当然统治阶级的君臣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的好坏，也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强盛。

    一、中国古代是以礼乐治国和以道德治国的，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

    周公旦通过系统化的礼乐制度构建社会秩序，将政治伦理与文化仪式深度融合。他制定的礼乐体系涵盖祭祀、婚丧、朝聘等社会活动，如《礼记》记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通过《诗经》雅乐规范君臣关系，以“尊尊”“亲亲”原则强化宗法制度。例如，周代婚礼被设计为“合二姓之好”的家族庆典，需遵循“六礼”程序，既巩固家族纽带，又传递“夫妇有义”的伦理观念。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不仅是音乐器具，更是礼乐制度的物化象征。其“一钟双音”技术暗合“礼别异，乐和同”的哲学，配套的编磬、礼器与乐舞场景，完整再现了先秦礼乐仪典的宏大场面。隋唐时期，随州刺史隋文帝以“修明堂，定礼乐”为治理纲领，通过礼乐重塑道德秩序，推动“礼法合一”。

    舜帝以孝悌为本，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德治传统。他耕历山时“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时“雷泽之人皆让居”，通过自身德行感化民众。摄政后推行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形成“只为苍生不为身”的治国理念。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统治者应以道德教化为治国核心。他反对“不教而杀”，主张通过礼乐教育培养人的道德自觉。例如，孔子在《大同》篇中描绘的理想社会，以礼法共治实现社会和谐。

    汉代吸取秦亡教训，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将儒家仁政与法家刑律结合。如《春秋繁露》所言“阳为德，阴为刑”，汉武帝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德治主导地位，同时以法律约束行为，形成“礼法合一”的治理模式。唐太宗李世民虽尊崇儒家，但实际治国中融合道家思想。他采纳魏征“主静去奢”的谏言，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同时注重道德教化。《贞观政要》记载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政策，与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思想高度契合，最终实现“米斗不过三四钱，外户不闭”的盛世。

    这些案例表明，礼乐治国通过文化符号构建秩序认同，道德治国则以顺应自然实现社会休养生息，二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道”的治理智慧。

    二、选拔贤臣、任人唯贤是国家兴盛的重要保证，选人用人是政权存亡的核心。

    中国古代历史上，选拔贤臣使得国家兴盛的例子不胜枚举，春秋时期，齐桓公在鲍叔牙的推荐下，重用曾与自己为敌的管仲为相。管仲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燕昭王为振兴燕国，筑造黄金台，广纳贤士。乐毅、邹衍等贤臣的加入，使燕国从衰败中复兴，成为强国。 秦孝公发布求贤令，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的改革使秦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增，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促进了汉朝的繁荣与稳定。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重用魏征、房玄龄等贤臣，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明宣宗朱瞻基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贤臣，推行仁政，关心民生，促进了明朝的繁荣，史称“仁宣之治”。

    中国古代历史上，亲近小人导致国家灭亡的也有很多。

    汉成帝荒废朝政，宠信佞臣淳于长。淳于长通过谄媚上位，大肆收受贿赂，导致朝政腐败，最终引发农民起义，加速了西汉的崩溃。诸葛亮曾提醒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但刘禅后期听信宦官奸臣，导致蜀汉政权腐败，最终被魏国所灭。夏桀任用赵梁等奸臣，残酷压榨百姓，最终被商汤推翻，夏朝灭亡。秦二世胡亥重用宦官赵高，赵高结党营私、指鹿为马，最终导致秦朝迅速灭亡。唐玄宗晚年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导致朝政混乱，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

    三、政府是要以民为本的，重视民众利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

    黄宗羲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太宗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孟子·离娄上》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都说明政府要重视民众利益，与民为乐，制定政策要利益人民，这样国家才能昌盛。

    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田租。他将田租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全免田租。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民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废除了连坐法和一些肉刑等严苛刑罚。例如，缇萦救父事件后，他下诏废除肉刑，这一举措体现了对民众生命和权益的尊重，缓和了社会矛盾。汉景帝延续了汉文帝的政策，进一步减轻田租，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同时，他还减少了百姓的徭役负担，让百姓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景帝时期，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他下令劝课农桑，允许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的地区垦荒，并且兴修水利工程，如治理黄河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将民众视为国家根基。他推行均田制，按照贵族品级、人口等因素分配土地，使农民有田可耕。减少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让百姓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和生活。例如，在贞观年间，他尽量减少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避免过度役使民力。积极兴修水利工程，改善灌溉条件，提高粮食产量。同时，他还注重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社会秩序和保障百姓生活。他下令减轻农民的赋税，禁止地方官吏随意增加赋税和徭役。鼓励垦荒，对新垦荒地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税政策，促进了耕地面积的增加。同时，他还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百姓的苦难。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一方面，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规定田赋为“三十税一”，并且严惩贪污腐败官员，防止官员搜刮民脂民膏。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规定开垦的荒地归农民所有，并且长期免税。同时，兴修水利工程，如对都江堰等水利设施进行修缮，提高了农业灌溉效率，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

    因此，国家强盛由于多方面的，只有选拔贤能的人做官，我们的政府清正廉洁，真正为人民做事，我们的政治就会清明。以道德法律治国，加强道德教化，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盛世。行正道，正义必胜，让中国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