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最根本的是做人,做人重在修身,修身重在时时处处从改变自己开始。要论述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国外的一篇“碑文”说起。
“碑文”中的大道理
在伦敦闻名世界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其实这只是一块很普通的墓碑,粗糙的花岗岩质地,造型也很一般,同周围那些质地上乘、做工优良的亨利三世到乔治二世等二十多位英国前国王墓碑,以及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比较起来,它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并且它没有姓名,没有生卒年月,甚至上面连墓主的介绍文字也没有。但是,就是这样一块无名氏墓碑,却成为名扬全球的墓碑。每一个到过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人,他们可以不去拜谒那诸如狄更斯、达尔文等世界名人们,但他们却没有人不来拜谒这一块普通地墓碑,他们都被这块墓碑深深地震撼着。
在这块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然而,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许多世界政要和名人看到这块碑文时,都感慨不已。有人说这是一篇人生的教义,有人说这是灵魂的一种自省。当年轻的曼德拉看到这篇碑文时,顿然有醒醐灌顶之感,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时,这个志向远大、原本赞同以暴制暴填平种族歧视鸿沟的黑人青年,一下子改变的自己的思想和处世风格,他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着手,经历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
碑是死的,碑文是活的;碑文是枯燥的,道理是生动的。碑文道出的是人生的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一句话:“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人人都想改变客观世界,而改变主观世界才是最重要的;人人都想改变别人,而改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幸运的是,这个碑文的主人公到“行将就木”时感悟到了这个大道理。我们的幸运在于现在读到了这篇碑文,但读到文字不等于悟得了其理,因之可能遗憾的是我们把它等同闲文,不与我们发生任何联系。毕竟有曼德拉那样上乘悟性和超常意志力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心向往之,总有收益。
我们不妨以此碑文的大道理为指引,以曼德拉为榜样,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去改变自己,从而优化我们的生命,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
讲了国外的“碑文”物品, 再来看看其它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大学》中的大学问
天道、地道、人道,古今同道;物理、生理、心理,中外一理。大道理者,天下之公器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伦敦碑文的作者所阐发的大道理,非其所创造,乃为其思悟发现者也。其实感悟及此“大道理”者,中外异曲同工,古今代不乏人。
曾经读到一则故事讲的是,穆罕默德说:“只要意志强大,可以让山移动。”然后就带领信徒默想让对面的大山移过来,很久以后,那山仍然没有过来。这时穆罕默德说:“山不过来,我过去。”这是“改变自己”的另一种解读和范式。
就中国而言,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家,对此“大道理”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挖掘最深刻、阐述最详尽者当数《大学》。
《大学》中有大学问。把《大学》与“大学问”联系起来的是王阳明。王阳明是大学之道的卓越实践者。
王阳明有三种著作,第一是《传习录》,第二是《阳明全书》三十八卷,又称为《王阳明全书》,第三就是《大学问》。《大学问》是他晚年时候的作品,晚年时他把一生实践心学的体会,全部融在《大学问》里面。《大学问》就是关于学习《大学》、实践《大学》的心得体会的问答,是非常精彩的一篇作品。
《大学》一书是古代大学教育的纲领,贯穿着儒家伦理教育的精神和义理,体现着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和济事情怀。因为它内容上的博大精深,所以,上可以教帝王,下可以教百姓,无论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应该以其作为修身处世的法则、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孙中山对《大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种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办的一次讲话中曾指出:“古人讲,‘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论语》中就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人所推崇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习总书记的论述可谓抓住了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枢纽。
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内圣外王学说的建立上。《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提出了内圣外王的理论,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亦称三纲领),又提出了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亦称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前四个步骤被视为内圣之学,后四个步骤被称为外王之学。“三纲领”“八条目”的有机统一,构成《大学》的基本内容。
“八条目”以“修身”为界,连接“内圣”与“外王”,并在修身的基础上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因此《大学》特别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即在“八条目”中,“修身”是根本,也是关键。如果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修身的方法,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目的。
“大道理”也好,《大学问》也罢,说到底讲的就是凡事都应遵循由事及人,由人及己,由身及心,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小及大的程序来实行,即凡事,尤其是修身,应“从改变自己开始”。在这点上,伦敦的碑文与《大学》的论述高度契合、异曲同工。
综上所述,得出一个结论:修身须从改变自己开始,那么要问:改变自己,应从何处下手呢?
改变自己的下手处
要改变自己,悠悠万事,头绪繁多。问曰:该从何处下手呢?答曰:从基础做起。问曰:基础者何?答曰:我们还是从《大学》的“大学问”中寻找答案吧。
《大学》的主要内容是“三纲八目”。“三纲”者,“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目标是“治国平天下”,方法是“修身”。“修身”的程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最基础的第一道程序是“格物”。可见,《大学》中所言“格物”极为重要,人欲修齐治平,明德于天下,“格物”是基础,是前提,是根本性的功夫,是大学之道的基石。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三纲八目”是一座八层大厦的话,那么“格物”就是其地基。那改变自己就应在“格物”上下手。
“格物”者何?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因而有不同的修身下手处。不同的解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外在之“物”下手,一种是由内在之“心”下手。主张从“物”下手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主张从“心”下手的代表人物是王阳明。“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修养方法论的核心。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王阳明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道德修养方法,如立志自信、克己省察、静坐、事上磨炼等。在他看来,普通人的良知往往受私欲遮蔽,所以要通过“格物”,才能达到良知。所以他的“格物”下手处于朱熹截然不同。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向外用功,以求灭绝人欲。王阳明反其道而行之,对“格物”作了新的解释,提出格物就是格心,即正心,要在心理上作去恶为善的功夫。“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也就是说,向内用功。
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崇尚理学,按朱熹格物的理论去实践,准备格亭前的竹子。他端坐在椅子上,对着亭前竹子看,看了七天七夜,大病一场,什么也没有格出来。于是王阳明说:“我不配做圣人,不能格物。”后来他在贵州龙场悟道,明白古人讲的“格物致知”不是向外求事理,而是向内求自身之良知。
综上所说,可见“格物”之“物”,即是心中之私欲,“格物”之“格”者,即格除、摒弃。人心中无有私欲,则知见自正,知见正即诚意、正心,即修身。
说到底,人修养的过程就是不断向上攀升的过程,就是不断与私欲作斗争,从而使私欲不断减少的过程,就是“明明德”的过程。这个“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名词。王阳明认为这种“明德”是源于生来就有的天命属性,它是自然光明而不暗昧的。所以说,致力于大人学养的人,也只是做去除私欲的障蔽,彰显光明的德性,恢复那天地万物一体本然仁德的功夫而已。
要做到“明明德”,要做摒除私欲的“格物功夫”,最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其实知行在本体上本是合一的,知行不合一,只为有私欲隔断了,所以要格除。一个正常人,何至不知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至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只不过知而未行是也,而未行却只是未知。若在这里下手,不让心中私念萌发,有发即“格”,不让口中恶言出口,有出即除,不让不善存乎行中,有不善即改,如此方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方是修身的功夫。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伦敦碑文的大道理也好,《大学》中的大学问也好,根本在修身,修身在于从格除私欲下手,在于从一点一滴做起。这个大道理、大学问并非到此为止,如果到此为止,它就不成其为“大”。所谓的大,就是不仅自己做,而且影响带动更多的人去做。自己做,即为“穷则独善其身”,影响带动别人做,即为“达则兼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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