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中国华北敌后抗战度过严重困难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先后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华南抗日纵队也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加强，变得更为主动。因此，在中日战场，日军作战日趋被动，战斗力日益减弱，到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毛泽东更加注意发展边区的建设。12月2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七人组成财经问题座谈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

    此后的3个多月里，父亲除处理日常工作外，从1月13日至2月11日连续近一个月的时间主持经济座谈会，并和高自立等边区干部谈话，了解财政、建设、生产和贸易等情况，以及1944年生产投资计划等；出席指导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听取南汉宸、霍维德等关于财政、金融、贸易、生产专题发言；听取贺龙关于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总结报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父亲撰写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准备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作报告。毛泽东阅后作了补充和修改并批示：(一)印五千本，发给五千个干部阅读，标明“党的高级干部读物，不得遗失”，送少数本到敌后根据地去；(二)在高干会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和中直可去三百人左右。另在中央党校第一部讲一次。

    1944年4月7日、8日父亲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讲演。

    父亲认为，目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已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逐渐地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

    为此，对边区经济工作他提出三个基本方针：一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二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三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在这里父亲特别强调，做好财经工作，“首先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要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旧的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快乐幸福的社会，那我们也一定会失败，不能胜利的”。

    在演讲中，他还主张边区现在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的干部，不仅是供给边区的需要，而且把有经验的干部供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各根据地党委也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使他们专门向这方面发展，以“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的不久可能召开的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在上述基本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工作更有章法。

    5月，父亲放下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研究指导，又接受了党的“七大”议案准备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亲眼见到父亲的忙碌，但从党的历史中我却不难看到父亲的身影。1940年3月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即开始投入筹备中共“七大”的工作，如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4年5月21日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召开，于1945年4月20日结束，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八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1944年5月21日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会议期间设立主席团，由中央书记处3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加朱德和周恩来5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并初步拟定了“七大”日程：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演讲，任弼时作党的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历史报告。此外，还安排高岗、彭德怀、陈毅3人分别作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三地区的工作演讲。

    七中全会开幕前11天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洛甫、彭真、高岗组成，19日增补博古参加，由任弼时负责召集。

    为了让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一成立，父亲立即投入主持起草工作。他不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且亲自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为了赶时间，秘书们都是连夜复写，据原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张树德回忆：“手指写得发疼，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我们背后看我们复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的蜡烛。”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写，终于在1944年5月七中全会开幕当月完成了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年五月)》。

    这一稿是在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基础上草拟的。

    这一稿共九千多字，分六个问题：

    (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

    父亲起草的稿子较《历史草案》有三点“新贡献”：第一，重新评价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指出：

    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

    第二，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未能因立三路线受着重大的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

    父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初步概括为：

    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

    第三，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父亲写道：

    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父亲及时地将草稿提交委员会，作为讨论和修改的基础。对此，胡乔木曾说：“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此后，胡乔木以父亲的稿子为基础又重新起草一稿，父亲修改了三次。最重要的修改，是对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加写了近500字一长段话。父亲写道：

    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具体分析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地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

    此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父亲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讨论意见，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他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点提纲式的意见在后来张闻天的改稿中得到展开论述。

    最后，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七八次。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和建国方针，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通过的《决议》改为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七大”闭幕后，七届一中全会一次会议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父亲为首组织修改，胡乔木说“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达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天后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父亲终于完成了党的重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在整风运动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4月23日，大会开幕。父亲以会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

    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艰苦斗争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是洪涛险浪中的舵手。

    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大会按预定程序热烈进行。代表们发言踊跃，父亲也忙里抽暇撰写了书面发言稿——《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谈四个问题：(一)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二)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三)建设事业的重要；(四)关于党的领导。

    父亲分析国民党内主要统治集团本质，认为“要实现联合政府来抗战建国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很可能有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同时存在，而逐渐达到统一的联合政府。一种是在长江或黄河以北无产阶级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府；一种是在国统区内暂时保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某些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一种是在这两者之上的中央政府，暂时也以国民党为主体，随力量消长之变化而逐渐使民主力量扩大，最终达到优势。他指出争取形势好转，取决于我们力量的更加增大。他说：

    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

    父亲大为赞赏毛泽东，他说：“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但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因此，必须扩大自己、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

    父亲在书面发言稿中，还特别强调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的思想准备。“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特别是进入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他说：

    建设事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中心在于经济建设……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他主张要善于争取和利用，加以优待和改造旧的工程师、技师、教员等，“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服务。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办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青年工人、农民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总之“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

    6月9日，父亲以全票通过当选为中央委员，是44名当选中委中4名获全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