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6日，父亲一行平安抵达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邓发、李富春、博古等人的热烈欢迎。

    此番回延安，开始了父亲直接协助毛泽东的历程。

    1940年3月底父亲开始直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并受命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这时，延安集中共中央、留守部队及边区地方政府三大系统于一身，却缺乏统一机构与管理，难免出现协调方面的困难，因各行其是而影响工作效率。

    父亲做事一向有条理，从20世纪20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30年代率军转战，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接触到各种背景下的管理工作方方面面。因此，父亲立即着手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兼任办公厅主任，调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并建立了行政、供给、财会及文档保管等各种制度，明确了各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中央、部队及地方三大系统工作协调运作，逐渐走向正规化。此后两三年中，父亲进一步调整各部委领导集中办公于杨家岭一带，各单位的工作也逐渐正规化。

    5月，父亲开始党的“七大”筹备工作，除亲自勘察大会会址，最终选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外，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审查代表资格。

    “七大代表”有的来自全国各地几十块大小不一且处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分割与包围中的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敌占区、战区，异常残酷而复杂的斗争，信息闭塞等，都为资格审查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此，专门成立了审查代表资格的小委员会，有父亲、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自1940年5月29日始，父亲主持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直至1941年4月，每隔一两星期召开一次，先后召开了20余次会议，审查了252名代表。

    审查工作是极严肃而复杂的。既要考察代表对敌斗争及政治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又要考察其个人及社会关系等种种；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细致。本着对党负责与对个人负责的一致性的原则，父亲认真听取委员工作汇报，仔细分析现有资料，并设法寻找充分旁证，可能的话，直接与本人交谈，力求准确掌握被审查者的全面情况，作出正确结论。

    有一次审查一位曾在白区担任省委书记的代表，师哲陪父亲一同与之谈话。谈话中，师哲发现这位同志在撒谎，就有些着急。而父亲却不慌不忙地耐心听着。之后，为核实他是否曾经被捕过，父亲又和陈云、王鹤寿一起找到曾与之有过工作关系的同志核实情况，再找本人谈话，平心静气地指出问题所在。师哲说，“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对任何一位遇到不幸的同志，不论他的困难有多大，犯的是什么错误，问题多么严重，或他的思想上、精神上有多么沉重的负担，弼时总是，首先不加重他们的包袱，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讲清道理，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和改过自新之路”。

    “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工作继续进行，父亲在为胜利地召开“七大”扎扎实实地工作着。

    这年9月下旬，父亲又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父亲代表中央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

    这时的边区，经济上面对着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政治上面对着根据地建设中一系列民主政权建立与完善的问题，需要制定大量的政策条例。为此，1940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会上，毛泽东指出：要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阶级利益，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为预防和检查实际工作中的过“左”行为，要本着客观、谨慎和讲道理的精神“总结过去的政策，写成条文”。会议决定成立以父亲为首，包括博古、凯丰三人组成的政策委员会，以及在延安的有关负责人王明、康生、王若飞、李富春并先后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晋察冀分局的彭真等，以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2月发表的《论政策》为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总结经验，制定出劳动、土地、军事、文化教育、锄奸、三三制政权、财政、经济等各项政策条例。自1941年1月11日政策研究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1941年4月下旬，近4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此，先后主持了9次政策委员会会议，对各项政策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变化着的社会现状，提出新思路，补充新内容。

    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草案)，更是组织政策委员会逐条宣读和讨论。

    还是在父亲刚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途中，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在陇东、绥德两分区实施，并推广至全边区。父亲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原则，作了许多指示，并亲自主持讨论和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父亲认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三三制”原则的新型政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在全国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所以把这个后方建设好了，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可以推动国民党区域政权的进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根据形势变化，对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时期施政纲领》作了许多补充。在政权组织上，“三三制”原则被纳人新的施政纲领之中，它要求政府在候选名单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并保证政府成员中“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在人民政府方面新的施政纲领不仅保留了原施政纲领中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民主等自由权利，还进一步规定要保证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对享有上述权利的“抗日人民”的范畴作了明确规定，即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在经济方面，新的施政纲领注意调节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如土地政策规定，要保证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地主不能搞“秋后算账”，不能向农民收回土地，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方，未分配过土地的地方，要保证不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取消债主的债权，“地主要减租，债主要减息，同时佃户也一定要缴纳应缴的租子，借债人也一定要缴纳应付的利息”。在讨论中，父亲还主张在新纲领中把正确对待外资政策单列一条。

    这些重要的补充是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大纲领的发展，有利于党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最后，由毛泽东修改，政治局通过，于1941年“五·一”颁布。

    对边区的文化政策，父亲提出：应把吸收利用、培养知识分子写进去，要把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文化写进去；要估计到戏剧在文化事业中的作用；对封建落后的文化，应以唯物主义的立场反对其唯心主义思想；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可以参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团体，同时对国民党的错误文化政策必须作必要的批评。

    对锄奸政策，父亲提出：现有些地方党委对日本特务的破坏作用估计不足；对抗日根据地内进行破坏活动有真凭实据的外国人，可以驱逐其出抗日根据地；对于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及有反共行为的国民党公务人员也应驱逐其出抗日根据地；对受敌人或其他特务利用收买、而后来又诚心向善的共产党员，应分别情况由地方党务委员会予以处理。

    对劳工政策，父亲提出：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工人有了意见，主要是经过调解解决，调解无效政府可以仲裁，不服仲裁可以罢工。

    在上述诸多政策讨论制定中，讨论经济政策次数最多。为发展边区经济，在2月17日讨论《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条例》草案时，父亲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面，应该使资本家相信根据地不会没收他们的财产。同时应明确地指出过去我们财政政策一些过左的地方。

    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出现濒于破裂的危险。1941年2月下旬，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父亲第一次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强调：不管时局如何发展，“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时局好转，它是我们的后方，把这个后方建设好，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假使全面破裂，那边区就更重要了，我们党就要在西北创造一个大局面，那时我们就要消灭蒋介石的主力，继续支持抗战局面”，因此，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很大的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

    接着，父亲又提出边区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首先，明确经济建设“主要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建立自给性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其次，由于边区近三分之一区域与国民党统治区犬牙交错，有着必然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在贸易往来关系上建立经济的统一战线；再次，“要有远大的目光，长期的计划”，重视技术，培养干部，改变工作作风，由“比较粗枝大叶转到细密精致”。

    另外，父亲认为驻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人员由半自给自足过渡到完全自给自足是可能的，在过渡时期为克服困难而节省经费是对的，但把解决边区财政经济方针放在节省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要从积极方面解决问题。为此，又提出三项具体办法：一是整理税务，增加税收；二是增加生产，通过发展生产，加强公营事业以实行自给；三是要加强边区政府财经部门干部配备，各机关要健全生产组织。

    上述一系列政策方针的一一制定，不但为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提供了原则依据，并且为党的“七大”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为了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继理顺办公厅工作职责与程序之后，父亲又协助毛泽东改革中央机构。在1941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父亲作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会议确定中央机关的任务是：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会议决定由父亲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的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

    此后，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工作，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

    (一)同意任弼时的提议，在“七大”召开以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二)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兼任中央财经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