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父亲与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战前线之际，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原则分歧。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

    据说，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阵线”和“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交给国民党指挥，进行阵地战，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抗战。

    王明自1931年出国，在共产国际一住六年，既没有经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也没有参加长征。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非常不足。然而，他却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指责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传达和阐发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人民战争的路线方针。尽管毛泽东等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十二月会议也未形成决议。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致使中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同志产生盲目信赖，一时未能辨明是非，支持了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

    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父亲赴莫斯科。何以当此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作战重心转向津浦路，保卫武汉在即的严重时刻，抽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前往共产国际?我想这之中大约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父亲虽然因在前线，未出席“十二月会议”，但他不但在抗战思想上与毛泽东一致，并且他有山西抗战的实践，这在当时中共高层决策人中是不多的。因而，不论从抗战理论还是从抗战实践的高度，他的宣传当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二，父亲的个人经历与共产国际有着历史的渊源。他是1921 年中共筹建中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东大”学习的早期共青团员；旅莫期间曾任中国班支部执行委员；曾担任中国班“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逝世，他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活动；1924年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6年二次赴莫，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六次扩大会议……父亲的这些经历，有助于获得共产国际的信任。既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又与共产国际有诸多交往，这便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真正沟通的最好桥梁。

    1938年3月5日早晨，料峭春寒中，一辆卡车载着父亲、母亲及去苏联学习的蔡畅、陈正人、金维映、苏进和张太雷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等，驰离延安，准备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飞抵莫斯科。

    这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尚未叛变，这条路即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

    不料，西行途中，父亲突然接到延安转来的噩耗，祖母于3月18日在老家病故。父亲顿陷悲痛之中。祖父去世时，他就远在异国；此番祖母病亡，父亲又在出国途中。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啊！更何况，此番赴莫更肩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父亲自然无法奔丧，只能复电致哀，以寄对祖母拳拳的思念。

    大约3月底，父母一行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自王明回国后，就由在苏治病的王稼祥暂时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父亲一来，一心想回国参加工作的王稼祥当即准备返国。

    1938年4月14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一份15000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全文分五部分：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四、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五、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报告》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说明自“七七”以来，8个月的抗战中，中国虽然遭受了一些失败，但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有着很大的发展，增加了敌人的重大困难。八路军在敌占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在山西，建立了广大的游击队伍，时常截断、扰乱敌交通运输线，打击敌运输部队，使敌人感到极大的困难和威胁。这些游击队不仅战斗力逐渐增强，而且逐渐形成军队，建立了政权。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敌占区无法巩固；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的绝对领导，说明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种制度均无改变。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日持久战的胜利，中共须以最大的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在一切敌占区内，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并选择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创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

    5月17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就上述书面报告又从四个方面做了口头说明与补充：

    (一)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父亲说：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抗战中部分的失败与挫折是暂时的，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解决；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对持久抗战的方针是动摇的。因此，目前中国党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父亲说：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指出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各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国民党则对中共怀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既以自大主义、非平等地位与共产党合作，又惧怕中共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及其统治地位，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以期借“统一”之名，将中共纳于“他的控制之下”，或逐渐削弱共产党，或使中共“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面对国民党的态度，“要使国共两党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就必须使国民党的“机构进步”，才能完成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父亲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积累了十年内战中“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从敌侧后制胜，建立根据地。为使其逐渐在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中共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要提高，使之成为现代化军队，成为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父亲还指出：“由于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因此，目前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人及汉奸的破坏等’。”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父亲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父亲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勇敢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否认并包含着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去巩固共产党本身。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斗争的基本保证”。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特别是7月，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父亲，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公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如今人们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在此后不久相继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

    王稼祥回国后，9月14日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半个月后，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最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父亲自1938年7月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1940年2月底离任。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父亲不但担当起一座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功能颇强的桥梁重任，而且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留下历史的一页：

    (一)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报纸杂志上宣传中国抗战、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

    1938年7月6日，他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署名陈林(父亲在共产国际使用的化名——作者)。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文章指出：一年来的卫国战争表明，日本欲在极短时期内占领全中国的计划破产了。中国军队在南京失陷后，认识到把阵地战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目前，游击战在中国的各条战线和日军后方已广泛展开。同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署名陈林，向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回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唯一正确的条件。文章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

    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9月，父亲就在《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父亲又在《真理报》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

    同时，父亲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并应邀参加各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二)将世界信息及时反馈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资料与分析。

    1938年秋，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远东。继英、法、德、意四国首脑背着捷克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之后，日本再次对华诱降。西方帝国主义虽同情中国抗战，但为维护其在中国的原有利益，企图与中国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的“太平洋会议”，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搞“远东慕尼黑”。对此，父亲主持中国代表团成立研究组，搜集资料，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并将资料与分析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次年6月，毛泽东即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德军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舆论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很不理解。父亲立即把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9月28日，毛泽东就此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英美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上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国的投降派借机煽动反苏的当。父亲立即将此文用俄文译出，分发给各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澄清了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

    在完成上述主要任务的同时，父亲及时地发现，认真地调查，负责地解决了被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延宕的干部的工作与生活。

    顺利地安排被“挂”了三年的吉合回国；

    及时地解决了师哲的工作问题；

    与到莫斯科治臂伤的周恩来共同努力，终于撤销了王明、康生强加给陈郁的处分……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父亲回国。25日，父母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及陈郁、师哲等同车离开莫斯科。

    自此，中国共产党没有再派代表团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的说法是：“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上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毛泽东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的政策，“任弼时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

    传达和阐发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人民战争的路线方针。尽管毛泽东等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十二月会议也未形成决议。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致使中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同志产生盲目信赖，一时未能辨明是非，支持了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

    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父亲赴莫斯科。何以当此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作战重心转向津浦路，保卫武汉在即的严重时刻，抽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前往共产国际?我想这之中大约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父亲虽然因在前线，未出席“十二月会议”，但他不但在抗战思想上与毛泽东一致，并且他有山西抗战的实践，这在当时中共高层决策人中是不多的。因而，不论从抗战理论还是从抗战实践的高度，他的宣传当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二，父亲的个人经历与共产国际有着历史的渊源。他是1921 年中共筹建中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东大”学习的早期共青团员；旅莫期间曾任中国班支部执行委员；曾担任中国班“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逝世，他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活动；1924年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6年二次赴莫，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六次扩大会议……父亲的这些经历，有助于获得共产国际的信任。既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又与共产国际有诸多交往，这便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真正沟通的最好桥梁。

    1938年3月5日早晨，料峭春寒中，一辆卡车载着父亲、母亲及去苏联学习的蔡畅、陈正人、金维映、苏进和张太雷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等，驰离延安，准备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飞抵莫斯科。

    这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尚未叛变，这条路即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

    不料，西行途中，父亲突然接到延安转来的噩耗，祖母于3月18日在老家病故。父亲顿陷悲痛之中。祖父去世时，他就远在异国；此番祖母病亡，父亲又在出国途中。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啊！更何况，此番赴莫更肩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父亲自然无法奔丧，只能复电致哀，以寄对祖母拳拳的思念。

    大约3月底，父母一行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自王明回国后，就由在苏治病的王稼祥暂时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父亲一来，一心想回国参加工作的王稼祥当即准备返国。

    1938年4月14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一份15000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全文分五部分：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四、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五、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报告》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说明自“七七”以来，8个月的抗战中，中国虽然遭受了一些失败，但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有着很大的发展，增加了敌人的重大困难。八路军在敌占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在山西，建立了广大的游击队伍，时常截断、扰乱敌交通运输线，打击敌运输部队，使敌人感到极大的困难和威胁。这些游击队不仅战斗力逐渐增强，而且逐渐形成军队，建立了政权。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敌占区无法巩固；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的绝对领导，说明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种制度均无改变。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日持久战的胜利，中共须以最大的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在一切敌占区内，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并选择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创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

    5月17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就上述书面报告又从四个方面做了口头说明与补充：

    (一)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父亲说：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抗战中部分的失败与挫折是暂时的，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解决；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对持久抗战的方针是动摇的。因此，目前中国党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父亲说：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指出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各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国民党则对中共怀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既以自大主义、非平等地位与共产党合作，又惧怕中共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及其统治地位，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以期借“统一”之名，将中共纳于“他的控制之下”，或逐渐削弱共产党，或使中共“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面对国民党的态度，“要使国共两党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就必须使国民党的“机构进步”，才能完成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父亲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积累了十年内战中“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从敌侧后制胜，建立根据地。为使其逐渐在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中共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要提高，使之成为现代化军队，成为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父亲还指出：“由于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因此，目前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人及汉奸的破坏等’。”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父亲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父亲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勇敢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否认并包含着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去巩固共产党本身。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斗争的基本保证”。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特别是7月，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父亲，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公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如今人们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在此后不久相继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

    王稼祥回国后，9月14日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半个月后，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最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父亲自1938年7月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1940年2月底离任。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父亲不但担当起一座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功能颇强的桥梁重任，而且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留下历史的一页：

    (一)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报纸杂志上宣传中国抗战、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

    1938年7月6日，他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署名陈林(父亲在共产国际使用的化名——作者)。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文章指出：一年来的卫国战争表明，日本欲在极短时期内占领全中国的计划破产了。中国军队在南京失陷后，认识到把阵地战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目前，游击战在中国的各条战线和日军后方已广泛展开。同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署名陈林，向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回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唯一正确的条件。文章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

    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9月，父亲就在《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父亲又在《真理报》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

    同时，父亲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并应邀参加各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二)将世界信息及时反馈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资料与分析。

    1938年秋，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远东。继英、法、德、意四国首脑背着捷克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之后，日本再次对华诱降。西方帝国主义虽同情中国抗战，但为维护其在中国的原有利益，企图与中国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的“太平洋会议”，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搞“远东慕尼黑”。对此，父亲主持中国代表团成立研究组，搜集资料，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并将资料与分析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次年6月，毛泽东即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