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印度著名女学者米尔卡丹妮对中国情有独钟，她致力于研究华夏文明与人类起源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考古研究与成果（包括历史变迁中印度人种外貌的亚洲化、生活习性、出土的印章石刻属于甲骨文的一部分等等，同时结合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记载），米尔卡丹妮大胆提出学说：古印度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建立，跟现代印度关系不大。

    不仅如此，她的研究还显示华夏文明是人类文明唯一起源地。

    由于这个女学者言论大胆而犀利，故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印度这个事事都要和中国作比较的国家，她也被视作“印奸”。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她是虚构的人物，是专门用来哄骗中国网友的。

    不论其人是真是假，但这个学说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在她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对古印度文明进行深入的挖掘探索，经过100多年的考证，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古印度文明与来自中国的人密切相关。

    当然，这样的成果是断然不会得到该国政府承认的。

    印度目前有两本所谓的史书：《诸王世系》和《大史》。

    奇怪的是，这两本书居然都有神话故事，让人一时无法分辨哪些是历史、哪些是故事。不仅如此，上述书中居然没有统一的编年，——其使用的记年方式，高达二十多种，看得人一头雾水，就连印度人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些编年种类的准确性。

    卡尔·马克思在评价印度历史时曾指出：

    “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

    这是因为古代的印度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或者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记载体系与规范，仅存的少量史料不过是只言片语的铭文和充满了神话色彩的传说。

    印度因为没有史官记载历史的习惯，所以，古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书中主要采纳外国人的记载，一是欧洲人在18-19世纪撰写的几千年前的古印度故事，二是采纳来自中国的唐朝文献史料。

    可是，欧洲人凭借什么资料编写古印度的历史呢？

    印度人没有问，欧洲人也没有说。

    在欧洲人编写的古印度历史中，传说有个阿育王，曾经创建一个帝国，而这个故事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流传，那么，这样的神奇故事来自何处呢？

    原来，这个故事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根据这本书的记载，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侵占印度时，曾经遇到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的抵抗。这个旃陀罗·笈多，就是阿育王的爷爷。

    即便在英属印度时期，阿育王都不是一个被大众所熟悉的人物。

    笔者忽然想到了无锡灵山的阿育王柱。

    看来，它真的应该只是一个纯粹的旅游建筑。

    近代的印度学者们试图构建完整的印度史时，他们赫然发现完全离不开一部中国唐朝的古书，即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法师求法往返十七年后回国，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接见。

玄奘法师

唐太宗

    唐太宗迫切想了解西域的一些情况，便命玄奘法师将西行路途中的见闻汇成一书。后经玄奘口授、弟子辩机和尚执笔成文《大唐西域记》一书。

    《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内容虽不全是与印度有关，但在有关印度内容的第二卷时记载颇为详细。

    根据《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记载：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或云身毒、 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也就是说，“印度”这个名称实际上是玄奘法师确定命名的。

    除了印度名称的来源，书中还列出了有关古印度的疆域、衣饰、教育、文字、礼仪、病死等多达十七个专题，从各个方面记录和介绍了古印度的详情。

    关于古印度一些王朝和国王的记录弥足珍贵，因为对于没有历史记载传统的印度而言，他们的历史是模糊的，王朝更迭是模糊的，甚至连统治者是谁都无法弄清。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当时的古印度分裂成七十多个小国，详细到每个地区的小国谁强谁弱，谁臣服于谁。那时，印度西部最强大的是摩腊婆国，其役属有阿难陀补罗、索拉斯特拉等国。

    关于戒日国王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大唐西域记》是这么记述的：

    “每以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戒日王即位后）遂总率国兵，讲习战士，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统一北印度）”。

    玄奘法师只是淡淡说出这么二十多个字，却几乎重建了那个时代的古印度历史。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人也在研究《大唐西域记》，并考虑如何把西方伪史嫁接在这段真实的历史上，结果，他们在这方面大获成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对《大唐西域记》不吝溢美之词，他曾褒赞道：

    “无论怎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高捧《大唐西域记》呢？

    因为，英国人在研究《大唐西域记》时发现古印度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被入侵的历史，一波又一波入侵者纷至沓来。

    然后，18-19世纪才出现的雅利安人有了可乘之机。

    既然其他人都可以入侵古印度，那为什么雅利安人不可以？

    当然可以！

    当时，正在抓耳挠腮的英国军事工程师、考古学家、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忽然脑海中灵光一闪，有了创作历史故事的基础与模本。

亚历山大·卡宁厄姆

    在印度考古领域和历史重建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便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的亚历山大·卡宁厄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印度考古局的首任局长，亚历山大在印度进行考古发掘，却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收获，直到他得到了一本英译的《大唐西域记》，这才欣喜若狂。

    随后的25年中，是的，你没有看错，整整25年中，亚历山大都在不断翻阅《大唐西域记》。

    他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上，耗费无数心血，然后有了一个接一个的考古发掘重大进展：

    释迦摩尼第一次悟道的地方“”鹿野苑”；

    释迦摩尼成佛的菩提伽耶；

    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

    古印度诸如此类的重要历史遗迹一一问世。

    亚历山大在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在阅读中国人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对那棵著名的菩提树以及周围的佛像和庙宇，记载的都很详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的遗迹，书中的描述和发现结果非常吻合。”

    他很快在鹿野苑发掘出了所谓的阿育王石柱，言称该石柱上刻有阿育王的敕令。

    然后，一个以前从未听说的阿育王就此成为一位伟大帝王，而阿育王石柱上四只狮子的雕像也被定为印度国徽。

    阿育王的考古存在，是为了用以证明他爷爷旃陀罗·笈多的存在，旃陀罗·笈多的存在，则是为了证明所谓的亚历山大东征，并入侵印度，因为亚历山大在入侵印度时，遭到了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的抵抗。

    所以，从上述逻辑可以推断，亚历山大是“真实”的，那么，古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也是“真实”的。

    相应地，古希腊也是“真实”的。

    看出来了吗？

    为了造假，绕来绕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弄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唯有如此，方能达到最终目的。

    巧合的是，这位如此大费周章的印度首任考古局局长，名字就叫亚历山大！

    英国炮制古印度历史为了撇清中国长期的影响，故意制造出了印度河文明。

    然而，令人尴尬的一个事实是，印度河主要流域在巴基斯坦。而古巴基斯坦地区并不属于南亚印度，因此古代印度河文明其实是属于巴基斯坦的古代文明。

    而且，更令人尴尬的是，《大唐西域记》中的古印度所指主要地区——是今日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平原的古国。

    至于印度河东南方向的恒河平原（即今日印度和孟加拉国地区）？

    对不起，在古代，那里被泛称为“婆罗多”。

    这就是英国人的乾坤大挪移功法，非常了得，张无忌都得甘拜下风。

    一、王玄策的真实故事

    实际上，在英国殖民印度以前，整个天竺地区都长期受到华夏的影响，可以说，文明之火也是由东传入的。

    王玄策出使天竺遭到攻击，后靠借兵横扫天竺的故事，想必人尽皆知。

    根据《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六记载：

    “二十二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

    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

    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镈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

    《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中也有相关记载。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以右卫率府长史（正七品上）王玄策为天竺使节，蒋师仁为副使，唐玄奘弟子辩机和尚为翻译，一众五十骑，携重礼自长安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经由泥婆罗（尼泊尔），出使天竺。

    彼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经过多年征战，已经征服统一了北天竺，又称“戒日帝国”。

    根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之记载：

    “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

    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

    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

    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

    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

    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中国）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

    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

    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

    原来，尸罗逸多通过征战统一北天竺后，自称摩伽陀王，并向大唐遣使上书，后膜拜受诏书。

    王玄策出使时，是带着大唐天可汗的诏书前来的。

    然而，王玄策一行刚刚进入北天竺，就惊闻摩伽陀王（即后世所称的戒日国王）尸罗逸多在恒河晨浴时突然溺水暴毙，紧接着该国陷入一片混乱。其治下帝那伏国率先发难，控制帝那伏国的大臣阿罗那顺趁机篡权夺位，自立为王。

    王玄策率领使团来到北天竺时，得位不正的阿罗那顺担心阴谋败露，招致大唐和吐蕃的干涉，于是恶向胆边生，先下手为强，派出两千人的军队截杀大唐使团。

    大唐使团被截围后寡不敌众，纷纷战死，仅正使王玄策、副使蒋师仁与通事辩机和尚得以幸免。三人被俘，关入大牢，后在尸罗逸多妹妹拉迦室利公主的暗中协助下，王玄策、蒋师仁得以成功越狱。

    顺利逃脱后的王玄策、蒋师仁非常气愤，想到自己作为大唐使者，居然无端受到此等欺辱，于是兵分两路，策马狂奔，一路由王玄策进入泥婆罗（尼泊尔），凭借大唐使者的身份、天可汗的名号，以及吐蕃国主松赞干布金字招牌，对泥婆罗（尼泊尔）陈述事实、晓以利害；一路由蒋师仁火速奔赴吐蕃，就近急搬救兵。

    随后，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泥婆罗（尼泊尔）借给王玄策一支7000人的军队，吐蕃则抽调1200人的精骑，交与蒋师仁。

    当8200人的军队征召到位后，王玄策又以一纸大唐檄文召令沿途各大唐藩属国派兵出战，终于东拼西凑，临时拼凑了一支万余人的“联合军团”。

    西域沿途藩属国为何听令调遣、派兵作战？

    因为王玄策乃是天子使臣，手上有大唐皇帝授予的信物。

    故《新唐书》曰：“（王玄策）檄召邻国兵”。

    整饬军备后，王玄策率领临时组建的联合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了北天竺，犹如神兵天降，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阿罗那顺闻讯大惊，急忙调兵遣将，组织七万象兵负隅顽抗。

    冷兵器时代，“象军”可谓陆战之王，一头战象往往身高3-4米，体重高达七八吨，战象背部是象舆，负载手持弓矛的七名战士，冲锋陷阵时如墙齐进，所向披靡。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事先探得军情的王玄策冷静分析，屡出奇策，针对战像笨重，行动迟缓，最为惧火的特点，设计了一套战术。

    王玄策想到了战国齐将田单发明的“火牛阵”。

    他提前征集了大量水牛，将兵刃缚于牛角之上，牛尾缚苇灌油，以火点燃，受惊的水牛于是不顾一切朝迎面而来的战象军阵冲了过去。战象惧火，一见“火牛”便乱作一团，急忙掉头逃命。

    王玄策一方则战鼓齐鸣，趁势掩杀，阿罗那顺溃不成军，抱头鼠窜。

    这一战，当场斩首三千，敌军丢盔弃甲，慌不择路涌向恒河，万人争渡中，当场溺毙者不计其数，另外一万一千人被俘。

    阿罗那顺惊慌遁逃，收拾残兵后退往中天竺帝那伏国的都城茶鎛（bó）。

    茶鎛（bó）墙高城厚，驻有重兵。阿罗那顺本欲凭借此城负隅顽抗，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攻城对于来自大唐的王玄策等人而言，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在王玄策的率领下，联合军团拿出了五花八门的攻城器械，譬如云梯、石车等等，还用上了火攻，仅仅过了三日，帝那伏国都城茶鎛（bó）彻底陷落。

    阿罗那顺走投无路，只得仓皇东逃，窜至东天竺王尸鸠摩麾下寻求庇护。

    尸鸠摩经不住阿罗那顺一番花言巧语的诱骗，借给阿罗那顺一支军队。

    王玄策向敌人示弱，故意败走，将敌军引入埋伏圈后悉数歼灭。阿罗那顺合散兵复阵，副使蒋师仁俘斩千计，一举擒获阿罗那顺。

    东天竺国王尸鸠摩闻讯后吓得魂飞魄散，火速臣服请降。

    故《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记载：

    “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馀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

    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

    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

    东天竺国臣服后，为防反扑、在撤退时遭追杀（因为都是借来的兵，都要还回去的），敌军余众尽坑杀，天竺震惧。

    根据《旧唐书》记载：

    “余众尽坑杀，远近城邑降五百八十所，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天竺震惧。”

    而后，王玄策押解着一万多人畜财物满载而归，回唐太宗复命：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云：

    “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

    有司告宗庙，帝（唐太宗）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 

    擢玄策朝散大夫。”

    唐太宗见到阿罗那顺后，当面说了一段非常霸气 的话：

    “你目玩声色，臭不可闻，道德败坏，婆罗门如果不劫持我大唐使者，你又何至于沦落为阶下之囚呢？”

    洛阳人王玄策借兵从北天竺横扫中天竺，又从中天竺攻入东天竺，一路所向披靡，锐不可挡，凭借此功，连升五级，被提拔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

    至于阿罗那顺，则老死长安。

    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记载：

    “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

    2002年发掘的昭陵北司马门西廊房遗址（ZLJIF4）平剖面图，十四蕃君长像和六骏像中的一半原先就安置于这座建筑内，发掘显示部分基座尚在原位。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

    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院（祭坛）的“十四国蕃君长石刻”中就有一尊为阿罗那顺雕像，《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有记载昭陵内有“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的石像。

    2002年-2003年，在昭陵的考古发掘中，阿罗那顺像的底座出土，文字虽残缺不全，但是可以比较清楚地辨别出“国”与“顺”字，与“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 （共12字，从左至右，每列四字）相应，印证了这段历史。

    身材较矮小的人像躯干残块应是南亚某国君长，必是阿罗那顺或范头黎中的一位（详见：巫鸿、郑岩、朱青生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五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

    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8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8页），阿罗那顺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帝那伏帝国被王玄策所破后被俘至长安的，唐太宗（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驾崩时，他显然在长安。

下图源自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

下图源自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

    王玄策横扫印度后，古印度诸国无比对大唐的强盛崇拜不已，纷纷遣使来朝。

    根据《唐会要》卷一百记载：

    “天授三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逻其跋逻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来朝贡，及中宗睿宗两朝。并献方物。”

    五天竺国的国王全来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来访，而是作为藩属国来入朝觐见、来朝贡的。

    “开元三年二月，遣使瞿云惠成来朝。八年五月，南天竺遣使献豹皮、五色能言鹦鹉，又奏请以战象兵马讨大食吐蕃，求有以名其军，制书嘉焉，号为怀德军。

    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枝摩为国造寺，上表乞寺额，敕以归化为名赐。

    十一月，遣使册利那罗僧伽宝多为南天竺王，遣使来朝。

    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王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

    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摩遣大德僧来献方物。

    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国王李承恩来朝，授游击将军，放还。天宝中，累遣使朝贡。”

    由此可见，唐朝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之间，古印度各国来华朝贡现象十分普遍。

    南天竺自己出兵征讨大食、吐蕃，都要向唐王朝讨个军队名号“怀德军”，建个庙都要上表乞敕寺庙名称“归化寺”，而且中天竺国王来朝，还授以游击将军，这一方面说明古印度各国对大唐的向往和景仰，另一方面说明五天竺国皆是大唐藩属国。

    其实，包括王玄策等人在内的诸多使团，在出使古印度时，几乎都配专职的画师负责绘制地图，为分置州县军府做准备。

    唐高宗乾封元年，朝廷组织大批人手完成了百卷《西国志》（其中60卷文字介绍，40卷图画），并据此设立了西域属地的区划和军民管理机构的设置：9个都督府、80个州、133个县、147个折冲府。

    至此，完成了对五天竺国的规范治理。

    而五天竺国一直都对大唐十分恭顺，直到唐朝末年。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曾多次停靠印度科钦港（明代称“柯枝”，Cochin，又名Kochin）。

    时至今日，在这个海滨城市，仍旧常常可以在海边看到一些奇怪的渔网，而这种渔网恰恰是印度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科钦本地印度人称之为“中国渔网”。

    实际上，这种特殊的捕鱼方式在江南一带颇为常见，是郑和下西洋时传授给当地渔民的。现在，这已成为科钦当地的标志性旅游景观。

    除此之外，有意思的是，印度奶茶的发音“Chai”与中文的“茶”一模一样（印度的茶也源自中国）。

    在印度，还有无所不在、极具中国特色的“炒面”，例如，“素炒面条”（Veg. Fried Noodles / Veg. Hakka Noodles）或“鸡蛋炒面”（Egg Fried Noodles / Egg Hakka Noodles），印度部分地区发音至今仍是“Chow Mein”。

    在印度佛教史和印度密宗中大名鼎鼎的萨罗诃（Saraha），被誉为“第一悉陀”（First Siddha）、“第二佛陀”，其所创的印度密宗萨哈伽派吸收了中国道教“一切非阴非阳、全系虚空”思想和主张，详见《印度通史》培伦版P273页。

    大英博物馆中陈列的萨罗诃唐卡，印度也有唐卡

    鲜为人知的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泰姬陵（Taj Mahal），作为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居然也潜移默化受到了华夏文化的影响

    泰姬陵的布局如下，从泰姬（Taj）到太极，从黑到白，阴阳相生，难道真的仅仅只是巧合？

    不，这些疑问在中国的史书中可以找到答案。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中描写的榜葛剌国，即今日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地区：

    “榜葛剌，即汉身毒国，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

    宋仍名天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