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毛泽东看来，严光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的主张也是重要的。严光是一个在当时能正风俗的人。他功成不居的风节，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作用。

    其三，毛泽东认为严光还具有不屈于帝王的抗争精神。严光没有依从刘秀的意旨，坚决不出来做官。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在毛泽东看来，严光与刘秀之间虽然不存在真理在谁手里的冲突，但是在那个专制时代，严光不屈于上的勇气，在封建士大夫之中确是高尚不可及哉。

    当然，在青年毛泽东眼里，严光也并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历史人物。在如何评价严光的问题上，与同学萧瑜发生过争论。当时，萧瑜写了一篇名为《评〈严先生祠堂记〉》的文章，对范仲淹的这一名篇表示异议。萧瑜认为，光武帝请自己的朋友帮忙处理繁杂政务，未必是求贤若渴；严光拜访光武帝并与其同床共眠，表明其爱慕虚荣。毛泽东不同意萧瑜的这种见解，对严光坚辞不仕的态度却不以为然，认为严光应当如同早他200年的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出任光武帝的辅相。为此，两人争论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这一观点的形成，绝非一时有感而发。毛泽东认为古代贤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还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对于这三类人，都是加以肯定和推崇的，然而他认为更可贵更可佩的是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严光虽然能够正风俗，然而却没有出来办事，不能不令人憾然。

    总之，毛泽东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他认为，能传教而不能办事的严光虽值得推崇却并非尽善尽美，而既能办事又能传教之人才是最值得推崇的。毛泽东是千古少有的历史伟人，他的这一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颇也很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