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七年，壬戌（1802）夏，清代融县教渝蒋励常与友登融县独秀山，并作有《独秀山记》文曰：

    融城西里许，有山名独秀。颠崖峻削，崛起平坡中，盖众山之特立者。山半石台数处，邑人构屋其上，凿石通径，护以短垣，曲折以登。其中为佛堂，循崖而西为大士阁。佛堂东附崖筑小亭，东上近颠，则文昌阁也。屋仅数区，布置天成，雅饶逸趣。山之外，群峰环峙，若拱若揖，远近无虑千百。而其东南，则环以融水，山色波光，遥遥辉映。所以登高而远视，游目而骋怀，真胜境也。

    壬戌夏，偕同人登焉。遍历诸胜，还憩亭中。客有询余者曰：“此山与在桂林者孰胜？”余曰：“桂林者奇特，此山周正，两不相上下也。”曰：“形家谓桂林人文之胜，钟由独秀，今融之人士，英明而秀发无异桂林，非此山之灵使然耶？”余曰：“是则在人，非山之灵也。使融而有人，奚事此山；使融而无人，虽有此山数十奚益哉？方今重熙累洽，文教覃敷，融之人士方日孜孜焉，争自濯磨，以仰副圣天子作人之雅意，而渐臻于人文之极盛。议者不察其所以致此者，由国家涵濡之久，与邑人感奋之深，而独归功于此山，恐此山不任受功也。”客复难之曰：“崧生岳降，载在诗篇，此山既与众异，宜有以钟其秀于人。洵如子言，是山之块然者徒具。此形耳，于人何补焉？今吾子司教导于是，士风之劣者，惟吾子得新之，文教之，颓者惟吾子得振之，然则人文盛否，责将在子，乃独为融之人是望，是又何异山之块然徒具有此形乎？”余闻而自失者久之，继乃避席谢曰：“善哉，子之为是言也。余敢勿兢兢以勉从吾子之箴！”归，即书其言于厅事之左，用以自警焉。

    蒋励常记事写人最大的特色在于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笔者网上有幸与资深学者古钟先生交流，其有译文专注为证：“融城西里许”之西，疑为四，因独秀山处融城之北。袁志成《<蒋励常诗文集>校注》亦如是，愚疑为刊刻之失；注“壬戌夏，偕同人登焉”蒋氏在乾隆四十五年中省试副榜第一，1802年间任教谕第二年，辛酉（1801年）51岁，是年遇大挑，列二等补融县训导一职，携带子启徴、启敭、启奂诸亲赶赴融县初任。其喜好修心养性之术，著有《岳麓文集》、《蒙养编》、《类藻引注》4卷、《十室遗语》12卷、《医学纂要》、《湘皋集》等书，在《清史列传》卷七五《循吏列传》有传记。

    盛世光环下的文坛异葩蒋氏，为桐城一派。然此文清丽自然，如此借景抒情之作亦未见拳拳与考据，颇有欧公遗风，其文错落有致。字斟句酌，觉得此是为融城一隅的独秀山量身定做，与史料对于此山的介绍有多处的吻合：“此文名写游记，实写性理。写融城独秀山之巅峭削，山顶文昌阁布置天成，饶有雅趣，然亭中休息时与友人的问答则笔锋突转，阐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文之盛才是山灵的必备因素”。游山如读史，看水如观画，古钟先生曰：“文章，唯一的亮点在于“客”偷换了概念，之前仅言山之孤峰兀立，后竟以山喻人，且是引经据典，谈得头头是道”。

    无独有偶《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九•广西四》载独秀山：“挺然秀发，上干云霄”。让人为之倾倒、为之陶醉。又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博士生讲师袁志成文曰：“寥寥几笔即描绘了融城独秀山的全藐，由山之巅崖到半山石屋、佛堂，再写山外群峰、融水波光潋滟、相互辉映”。说到这里，就有个问题，蒋氏仅仅是因为朋友的小滑头，就对他大赞其言么？蒋励常的《独秀山》虽未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但笔端流淌的意韵还是让人念念不忘。无牵无延没有半点的伏笔突起，这实在算得上一种品格了。对独秀山的描叙非常精彩，让人知道了以前独秀山的全貌，也令人神往。

    当然，事情不会如此简单。辛酉年（1801年）蒋氏到融州任教谕，他本人有才又有家势，携家带口的来融任职，肯定是自以为怀才不遇，心中很是不爽，不爽之后便有些情绪，那必然就是工作上不作为，不给力了。待到1802年，他的朋友，就是借此游独秀山，来暗暗劝道他，要好好干活，如此可见，他朋友说话的水平还是不错呵。果不其然，蒋氏仅在融呆了六年。他是不甘沉沦，不甘平庸，不肯行贿蠹吏，愤而辞去融县训导一职，回归故里全州龙水，后入主清湘书院，从此以教书终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