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节于1873年首创于美国，世界上很多国家纷纷仿效。目前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有了植树节，皆因地域季节关系时间各不相同，使得一年中每月都有植树节。我国植树造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３０００年前。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真正成为国家建设的战略任务，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绿化建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曾号召“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１９５６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１２年绿化运动”。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初。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３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提议，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加快绿化祖国，决定每年３月１２日为全国的植树节。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植树造林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说。相传轩辕黄帝曾带头植树，陕西省黄陵县至今还存有一株“轩辕柏”仍枝繁叶茂，据有关志载，是轩辕黄帝亲手所栽。。隋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在开凿洛阳至扬州的大运河同时，在新开的运河两岸开大道，“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御书赐栁树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栁树便有“杨柳”之美称。凡植树有功者给予奖励。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因此，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现在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清朝名臣左宗堂在任陕甘总督时，率军民整修的从西安至乌鲁木齐驿道两旁植树，长达数千里，被世人喻为“左公柳”。古往今来诸多名人有许多崇尚植树造林的趣文佳话，至今广为流传激励后人。

    左传•襄公九年》有晋国军队曾“斩行栗”的记载，说明春秋时期的道路植树相当普遍。到了秦代，洛阳的东方、东北方、西方车马大道，每隔三丈（今6.9米）远植一棵松树，也就是西汉贾山在《至言》中所讲的“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代大道旁栽植桐梓之类的树木。三国东吴名医董奉，医术精湛，济贫善施，为人治病不收财礼。只要求治好一个轻病人，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病人，种５株杏树。天长日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１０余万株杏树，人称“董林杏仙”。后来，每当杏子成熟，董奉把它换成粮食。赈济穷人，这就是历代传为美谈的“杏林佳话”。从此，“杏林”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齐民要术》记载，生儿育女，要给每个婴儿栽２０棵树。等到结婚年龄，２０棵树成材了就够结婚费用。为婴儿植树，是当地盛行的风俗。现在贵州花店的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为出生子女种女儿杉的习惯。相传楚霸王自幼爱树。相传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里看到一个老人持斧要砍桂树。楚霸王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口’字。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了‘困’字，不是很不吉利吗？”楚霸王听后，灵机一动回答说：“照你这么说，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老人觉得楚霸王言之有理，于是放弃了砍树的念头。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由欣佩。

    据《燕京时餐记》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贫，经常挨饿。有一天，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树正熟，就摘下了一些果子美餐一顿。后来，他当了皇帝，忘不了柿树的功劳，还念念不忘植树造林，于是下令有五亩至十亩地的人，要种柿、核、桃、枣、梨等还下令安徽凤阳、滁县等地百姓每户种两株柿树，不种者要罚。从此，安徽等地广种柿树。路旁植树制度始于周代。河南洛阳是最早施行这种制度的城市。周代，洛阳各干线车马大道上都有绿化。当时规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树，置庐舍并藏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最初的道路植树，是作为道路的里程标志，尔后发展成为绿化道路。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小雅•采薇》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中颂扬召公的《甘棠》中写道：“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从《甘棠》三章中，说明路旁草木盛茂，人人爱护道林，也可以看出笔直的周代车马大道的两旁，植树很多，管理得很好，人民也倍加爱惜道旁树木。至元代，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树木者，由“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条治罪。”道路植树制度就这样沿袭下来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却明文规定不烧“种树之书”，还下令全国“无伐草木”。并大力提倡在城镇街巷和大道两旁种树绿化，开创古代城镇绿化之先河。唐太宗下令所有驿站之间种上行道树，城乡植树之风也是年盛一年。宋太祖为鼓励植树，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于积极劝百姓植树成绩卓著的官吏，晋升一级。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诏书天下，规定每人必须种植桑枣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栁，但均以种活为标准。明代以农桑为立国之本，号令天下广植桐、漆、棕树50万株。规模之大，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