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广受世人称颂，韩愈的生前好友刘禹锡在纪念他的悼文里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如山的辇金，赚的是死人钱。不是韩愈贪婪，按价索取，而是时人甘愿“奉献”，算作稿酬吧。韩愈确实写过不少纯粹的“谀墓”之作，言过其实也罢，一是对方的盛情难却，二是对方的润笔丰厚，真的让韩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事实上，尽管韩愈位高权重，友人众多，但还是遭到当时一些人的讥讽和贬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穿越历史时空，回望前尘，我们会看到身为吏部侍郎神采飞扬的韩愈，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屁颠屁颠的身影。一方面他要无愧于文坛领袖地位，推动古文运动，一方面他要当好民间写手，为死人说好话，赚足银两。名利兼得，是韩愈一生最大的成功。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然而他却有世人鲜为所知的一面，即为人刻薄。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韩愈诗选》中，舒芜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偏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在他的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舒芜的意见一语种的，是有道理的。韩愈比刘禹锡、柳宗元早一年中进士，又自恃才高，到顺宗即位展开改革时，他因上书遭贬，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地方政府属员)，而刘禹锡、柳宗元等新进却成为中央政府中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明星。以韩愈不服输的心性，对刘、柳等人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也是理所当然的。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　白居易和韩愈都反对朝廷弊政，但是对于力图改变弊政的永贞革新，却持有相反立场。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看到了诗人对改革者的同情与哀悼。这首诗虽然态度消极了一点，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辉，蕴含着批评皇权的进步思想。这样的内容，在韩愈杀气腾腾的《永贞行》里是找不到的。另外，韩愈还写了《顺宗实录》：“叔文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对永贞革新横加诬蔑，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都据此立说，使“二王八司马”成了千古罪人。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谭献曰：“《十七史商榷》于唐独表王叔文之忠，非过论也。予素不喜退之《永贞行》，可谓辩言乱政。”

    韩愈的个性，也使他的审美观念迥异于常人。他为人极争强好胜，尤喜标新立异。在政治上他梦寐以求出人头地，在思想上他大言不惭，以儒家道统唯一传人自居，在文学创作上则好为人师，力图开宗立派。“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接受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篡位行径令人哀叹。国家积累了深厚的功德，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岂容此等小人篡夺？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篡谋大位的“现行反革命”，巨奸大恶。在《永贞行》诗中说“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称刘禹锡、柳宗元是“侥幸欲速进”、“超资越序”等，用语颇狠辣。韩诗如此刻薄，连一些古人都看不过去。清代大学者何焯评论韩愈这首诗时说：王叔文欲夺宦官兵权，这件事不能因为讨厌王叔文这个人而否定。“九锡”、“天位”等用语，实在太过分，简直要把“谋反”的帽子扣到二王刘柳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