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为官者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者的确不少。该如何治贪惩腐，历代“明君”“圣主”都重。其视肃贪兴廉，惩治腐败的主要办法就是重典治贪，以严刑酷法惩贪。封建帝王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有时也大赦天下，但罕见赦免泽及贪官。

    史载：夏朝：“昏、墨、贼、杀,臬陶之刑也。”就是说贪墨之官是要杀头的。商朝：收受贿赂的贪官被列在淫风中之“货”罪，要处以墨刑,就是用刀子在贪官的额上或脸上刺字。西周：把官吏营私枉法贪污受贿等列为“五过之疵”秦朝：“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罚。”更是轻罪重罚。西汉时期：“凡官吏贪赃获罪一律处死并陈尸示众。”到了北魏法律有了具体条款：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唐朝定律、科罚日趋严谨。《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贪赃枉法，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１５匹加一等，１５匹处绞刑；只受赃不枉法的，一尺杖９０，一匹加一等，３０匹加处流役”。在当时，仗刑算是最严酷的处罚了，有的这１００板子下去没有挨完便一命呜呼了。

    唐皇李世民在位时，国力大盛，民风纯正，四夷臣服，于贞观4年下令大赦。赦令规定罪无轻重，包括死罪在內均皆赦免，但又特别申明：“官吏枉法受财罪犯不在赦例。”贞观9年，在水雨为灾，病虫为患，西戎又屡扰边境的情况下，唐皇再次颁诏大赦天下，但仍重申不赦贪官。唐玄宗于开元20年，鉴于天下大治，国泰民安亦诏令大赦：规定流徒以下皆赦免，但唯“犯贿贪赃，十恶大罪不予赦免”。天宝14年安禄山叛乱，唐王朝由盛转衰，唐肃宗以天下未宁，频申赦令，以示怃恤，一乾元年赦令明示：“天下囚徒，凡死罪者改为流放，流罪以下者一律赦免，但亦强调贪赃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纵观唐史，有唐• 宪宗强调赃官不在赦免之列，尔后唐•文宗(太和八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唐•懿宗(咸通七年)乃至唐•僖宗(光启三年)等颁布的大赦诏令中，均强调官典犯赃不予赦免，官吏贪赃属不赦之罪。其中太和八年，身首异处的贪官就有４０多人。宋朝：“对犯罪官吏实行连坐制，一官犯贪，上司和举荐过他的官员要连带受罚，甚至影响子孙的仕途”。

    宋祖匡胤惩治贪官污吏的律法更加严历。自建隆三年至开宝六年共十一年间就处死将军一級的贪官十多个，就连开国功臣赵普因庇护受贿官员，也被送交御史问罪，罢免其宰相之要职。但太祖在位16年中，曾先后两次颁布赦令，均明文规定：“官吏受贿者不赦”。不仅如此，还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至明朝：重典治贪最为典型。朱元璋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了贪官污吏、奸商地主的压迫和歧视，父母、长兄就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发誓：一旦当上皇帝，杀尽天下贪官。坐江山后，他经常告诫来朝的各地大小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刚学飞的鸟儿和新栽的树苗，拔不得毛，碰不得根。他组织人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因此，为警醒为官者，许多衙门公座旁摆着人皮，里面塞以稻草，做官的触目惊心。与此同时他还发动人民反贪，允许人民将“害民恶吏绑缚京师治罪”，各级官府“敢有拦阻者，全家当诛”，使贪官污吏处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不敢越雷池半步。当时震动朝野的两个大案“空印案”和“郭桓案”，连坐杀了七八万人。后来发展到贪官污吏随犯随杀，不管轻重全杀的地步，杀得无人敢做官。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始终没有减弱，决心大，力度强，措施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

    清朝的顺治皇帝，曾提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恶惩贪官。”并在三天之内连发四道圣旨，当场对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士国宝革职查办，随即有大小969名地方官员被革职、降职处理。公元1669年康熙亲政后，深感贪官污吏对社稷的危害，曾在谕旨中说“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亲政应从“惩贪以清源，奖廉以固本”两方面做起，为以后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可不是吗？那不可一世的大贪官和珅，也最终逃脱不了死罪。纵观重典治贪的历朝历代，有乱世，也有盛世。重刑惩治贪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国家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的活力和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借鉴的。尚有《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附例》等都规定，即使官吏在事前事中并未受财，而在事后接受当事人钱财也要判赃罪；即使官吏只是答应了当事人许财的请求等，尚未接受财物，也属犯赃。还有许多朝代都明文规定，对犯赃官吏重者取消继续为官的资格，除名不叙；轻者禁锢一二十年不得作官，或不得在重要部门和钱粮出纳部门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