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逝世，噩耗传出，举国哀悼。出殡那天，自动前来参加葬仪者，多至数万人。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来悼辞、挽联、唁电，数以千计。在挽鲁迅联中，曾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撰写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梦》，万众《彷徨》。此联用鲁迅先生所著书名及所主编之刊名缀为一联，不但含义深刻，而且构思精巧，实为少有的妙对联语，语言通俗、平实，几无修饰，匠心独运，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期望“鲁迅先生不死”的共同意愿。其时正在北京的国际友人斯诺和姚克联名写的一联是：“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此联情深意切，语带双关，将鲁迅的《彷徨》、《呐喊》两书，分嵌联中，但却不着一丝雕饰痕迹，可谓自然妥帖，精妙奇绝。上联的“译著尚未成书”，指当时姚克与斯诺译编的《活的中国》。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辞世，无疑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损失，栋梁已倒，大厦将倾；舵手辞世，方向难明，怎不令人忧心忡忡？

    毛泽东悼文曰：“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在一系列著作、讲话中都论及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而当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后，远在异国的挚友佐藤村夫甚是悲痛，也撰联以寄托哀思：“有名作，有群众，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官，不爱钱，不变节，是我导师。”挽联运用排比手法，用“三有”对“三无”，藉以歌颂了鲁迅的伟大功绩和高尚情操，切人切事，要言不烦。概括鲁迅先生伟大的一生。文字如同口语白话，款款言情，字字是实，既无雕琢之笔，亦无浮夸之词，读来感人肺腑而倍觉亲切。外国人能写得这样好，确实难得。

    在挽鲁迅联中，还有一幅反常规联，是北平风沙文艺社的挽鲁迅联：“偏偏在战的热望中，鲁迅死了！中华民族要大哭，无产阶级要痛哭，前进作家更是要狂哭！偏偏在降的阴影里，鲁迅死了！帝国主义会暗笑，专制恶魔会狠笑，落后文人也许会惨笑”。该联打破力避同字相对的戒律，以突出主题，既表明了鲁迅先生在当时中国文化战线上的重大影响，也表明了鲜明的爱憎及沉痛的心情。作家唐某有一副挽联，其辞曰：“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今年诚何年，四个月前流过两行泪痕，又谁料这番重为先生湿；言可传，行可传，牙眼可传；斯老真大老，三十载来打出一条 血路，待吩咐此责端赖后死肩”。 您确确实实是老而弥坚的斗士，三十多年来，为了民主和自由披荆斩棘，开辟出了一条洒满鲜血的道路，上联“四个月前流过两行泪痕”，是指同年6月18日，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逝世。联语写得沉痛，既表达了对鲁迅逝世深深哀悼之情，又表示了要继承鲁迅遗志，永远奋斗的决心，情词真切，脍炙人口。

    当时，在四川的浅草社诗人陈炜谟和小说家陈翔鹤，也曾各写过一副长挽联。陈炜谟写的挽联发表在1936年10月20日重庆《济川公报》上，联曰：“爱之深，言之切；苦口婆心，百万言小说杂著，抒写胸中垒块；漫诩愤世嫉俗，拚将怨毒攻仇敌；生也劳，死也哀；高瞻远瞩，数十载奋斗生涯，发扬民众意识；伤哉老成凋谢，举国凄怆哭斯人！”陈翔鹤一联则刊于同年11月15日成都《华西日报》，联云：“超时代以先驱，辛苦艰难，作风胜迦尔逊，精神似高尔基，遗杰作过五十种，其人其文具堪不朽；绝流俗而不顾，嬉笑怒骂，孤情比嵇叔夜，热爱继屈灵均，会葬者越千万数，此情此况足见人情。”上联的迦尔逊，为俄国作家。鲁迅曾翻译过他的小说《四日》《一篇很短的传奇》等，鲁迅在介绍后一篇时说，这是迦尔逊作品中“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这大概就是所谓迦尔逊作风吧。两联都写得好，只是因为发表在内地报刊，流传不广，而鲜为人知。鲁迅一生战斗，刚毅不屈，是青年先锋；满腔热血，慈爱至诚，为大众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