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又要“扫荡”了，我的假期也满了，但对姐姐很是放心不下，我忧虑地说：“你刚生孩子怎么办？”姐姐豪迈地回答：“不要为我过虑。”因为我要归队了，姐姐带我到小饭铺吃馒头，在那艰苦的年代，馒头就是最好吃的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姐姐告别，出了村走着走着，不小心一下子跌到水沟里，衣服全湿透了，只好又回到姐姐处多住了一夜。翌日经过姐夫魏健工作的行署时已是中午，吃了拌有干豆角的小米稀饭，就愉快地归队去了。

    我们在平顺县山区驻防期间，我的同班同学易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兵器情报所政治部副主任，于2013年去世）是队上的民运干事，在派出做民运工作时，突然遭遇日军追击，她誓死不当俘虏毅然跳崖而摔断腿，在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我们队上给她写了慰问信，还送了慰问伞。校长何长工挥笔题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大字表彰她。

    抗大毕业转战长治

    1939年秋后，抗大一分校由平顺县驻地转移到壶关县山区，我们女生队驻在神郊村大庙里。后来，副校长周纯全带抗大一分校去了山东，校长何长工留在晋东南的一分校留守处等待抗大总校来会合。

    姐夫魏健工作的专署位于距离抗大女生队驻地只有五里的树掌村，在开大会时，我常看到他和何长工校长坐在主席台上。此时，我已经抗大五期毕业，本来去山东的名单里也有我，但姐姐齐云愿我留在太行做青年工作。组织上还考虑让我去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工作，姐姐不同意，她认为我不成熟，去那里太复杂。后来长治县县长张燮堂到抗大一分校要干部，组织上即决定派我和王军到长治县干校工作，王军任妇干队队长，我做指导员。何长工校长亲自接见我和王军，并对我们说：“你们女同志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错误可是犯不得呀！”何校长语重心长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铭记在心。

    我和姐姐告别时，正值凛凛寒冬，在树掌村的行署见到她时，见她留着短发，穿一身比较新的灰军装，显得英俊洒脱。见姐夫还穿着草鞋，我就买了两双毡靴送给他们。姐姐也是临时来的，晚上他们睡在炕上，我睡在办公桌上，第二天我就去了长治干校。长治干校校长是个四川籍的老红军，有一教员也是刚从抗大一分校调去的。另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河南人，原任县妇联主任；另一位是文化教员，本地人。不久，何校长下达指示说，候补党员不能当指导员，我就改任队长兼教员。学员是从区、乡妇联主任中选派来的，还有的是放了足的小脚妇女，我带她们参加反“扫荡”时，她们背着背包，挂着手榴弹，急行军时没一个掉队的。我当队长兼教员，每天带领出操，经常在队前讲话，还教唱抗日歌曲。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小米或玉米稠粥。淳朴的妇女干部学员和我如同亲姐妹一般，我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很怕扎针，她们就七手八脚地一拥而上，把我按在用草或麦秸铺的地铺上，强制给我扎针，这些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1939年日军冬季“扫荡”时，王军早已调到县政府做秘书，我调去参加县政府的战地工作团。一天，我们随县政府到长治县的西火镇，该镇是陈赓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刚攻克的村镇，街上还贴着日伪汉奸的反动标语，其中一条：“打倒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张大麻子！”赫然在目，这是敌人在谩骂污蔑抗日县长张燮堂。

    我奉命到村妇联主任家布置召开群众大会，主人热情地让我吃了一碗糠糊糊，驱散了寒气。当我回到团部（县政府）时，他们正在用砖头架炉灶熬粥。忽然“啪啦啦、啪啦啦”响起了机关枪声，顿时一片混乱。通讯员报告敌情：“敌人骑兵和炮兵迂回包围！”张县长立即命令突围，当时幸亏有三八六旅的一个团用一挺机关枪在村口掩护我们突围。敌人的大炮声和机枪声响成一片，只听见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更危险的是打在地上的子弹，“突突突”“扑扑扑”，扬起了阵阵尘土，不时地还听到几声轰鸣的炮声，我们不成队伍地跑着，子弹密集时就跑得快些，稀疏时就慢些，地上散乱地丢弃着一些办公文具、复印蜡版等。

    我看到张县长在枪林弹雨中，牵着马用手枪朝着敌人的方向射击。我身处激烈的战场，不禁感到异常的激动和振奋，“宁死不当俘虏”的誓言在耳边回荡，完全没有恐惧，甚至还想回村拿我遗忘的挎包。突围中，我看到老乡儿子背着老母亲仓皇奔跑，还惊恐地喊着：“老黄来啦！老黄来啦！”（老黄是指穿黄色军衣的日本鬼子）。

    西火镇是一个盆地，当时处在日军炮兵、骑兵迂回包围之中，我们在三八六旅一挺机关枪掩护下，得以从村子的一个缺口突围，穿过敌人密集火力，绕道上山才得以脱险。我给姐姐写信叙述了这次突围的遭遇，并说，我们刚刚收复这个村镇，还不了解敌情就盲目乐观地布置动员群众回村，召开祝捷大会，多亏群众大部分躲在山里没回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信中还说张县长拿着手枪朝敌人方向打了几枪，并无目标，貌似勇敢，实是惊慌失措的表现。我当时的看法很幼稚，对张县长这样评价是不恰当的。

    我们从西火镇突围之后，来到离长治县城约60华里的荫城镇，刚把县政府的牌子挂出来，敌人又来袭击，我们就又立即转移，如此连续多日，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地。当时我和王军被称为“风云儿女”，随着县战地工作团在本县范围内和敌人近距离周旋。

    调回抗大

    1940年1月，我们被调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不久即和总校合并。当时抗大总校也已经转移太行根据地，校部驻地先是在武乡县蟠龙镇，后移到黎城县霞庄，罗瑞卿、滕代远先后担任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担任总校教育长。抗大总校后期，徐向前任代校长，何长工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一天，何长工通知我到他处，对我说：“你父亲作为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到八路军总部谈判，态度比较好，他说他是受骗的。”我马上表态说：“我和他断绝父女关系。”因为我认为我和父亲是两个阵营，决不能含糊（父亲后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于1956年逝世）。

    1940年夏，八路军在华北对日军进行百团大战时，天天有捷报传来，校部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开展拥军爱民活动，我和机要员小段合演拥军爱民小节目。

    我还教驻地群众唱拥军的歌曲，歌词是：“青天呀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叫一声老乡听分明，这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这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

    我在抗大总校校部总务科当文书时，曾住在一个观里，观里的住持是一位老道士，我常帮他扫院子，他还给我吃过当地最好吃的焖面，那是把豆角切成丝，和面条放在锅里焖熟，当地叫炉面。

    1940年夏秋之交，我被调到卫生处当文书。秋季日军又要“扫荡”了，为此，抗大总校也做了反“扫荡”部署，决定去山里背棉衣。我们卫生处整队去山里之后，因棉衣少，去的人多，我也没背得上棉衣，就跟着前面的几个人往回走。不料前面的人一转眼走进一个村庄不见了，我还以为他们仍在我前面，其实是到老乡家去买柿子了，我不知情，就更加快脚步往前走，越走天越黑，我的确有些心慌了，因为随时可能遇上武装汉奸，另外路也不熟悉。正在着急地走着，突然遇上校部总务科管后勤的许股长（是一位老红军），正在忙于备战布置粮草。他惊讶地发现了我，忙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让人给我做了烙饼炒鸡蛋，还让我先在热炕上睡一会儿，等天快亮时再归队，以免黑天半夜遇上武装汉奸。我在热炕上睡至天将黎明，才向这位敬爱的老红军告别返回驻地。回去后天已大亮，我因为中途掉队违反了纪律受到批评。掉队途中路遇老红军这件事在我记忆中是永不能忘记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

    我们抗大一分校在1939年冬曾唱过一首反“扫荡”歌曲，歌词十分雄壮：“烈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愤怒充满了我们的胸膛，鬼子们各路进攻来‘扫荡’，杀人、放火、奸淫又抢粮。山川震惊、林木震荡，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兄劝弟，儿别娘，来一个反‘扫荡’！”然后重复唱“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兄劝弟，儿别娘，来一个反‘扫荡’！”

    反“扫荡”开始时，在行军途中，曾遇见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同班同学绰号叫“李逵”的刘勇（因她说话嗓门大而起此绰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农业机械局副局长，于2006年去世），她在1939年初与八路军炮兵团（当时八路军只有这一个炮兵团）政委邱创成结婚。她看到我时，从马上下来，掏出一把炒豆子给了我。我还看到彭总爱人浦安修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站在马前，目送着我们的队伍过去。在急行军中，前面的同志传来一碗带泥汤的小米稀饭，前面的同志喝一口，再传给后面的同志，每人喝一口，一个接一个地传送下去，直到把这一碗稀饭喝完。

    在这次秋季反“扫荡”中，抗大总校分两个梯队突围，我们是晋冀鲁豫边区，回旋余地很大，时任总校教育长的何长工，实战经验丰富，由他率领校部等单位组成的第一梯队，较顺利地突围，由山西经涉县过漳河转移到冀西河北邢台地区校部驻地浆水镇；由总校训练部长王智涛率第二梯队（训练部、卫生处等单位组成）在山西黎城县小卧铺山上与敌周旋了40多天，我当时在卫生处当文书。王智涛部长留学苏联学过军事，对军事条例比较熟悉，但实战经验少，使我们经常处于紧急状态和急行军之中，且大多是在秋雨绵绵的夜间转移，在转移前要把白天的饭吃了，吃不太熟的玉米碴子饭。有一天白天在山底下遇到敌人追击，我看到背小孩行军的女同志艰难地走着，伤病员发出令人心碎的呼叫：“我要死呀！我要死呀！”那情景真让人心痛。夜行军中，秋雨淋淋，背的背包被淋，连背包里的衣裳都湿透了。天亮后，看到每个人都是一副泥脸，大家相视而笑。行军没有敌情时，前面的同志摔倒了，后面的就小声唱《国际歌》中的“起来！”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同志们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友爱。在行军途中，尽管肚子饿，也吃不上饭，但树上的柿子掉了下来，地下长的萝卜就在路旁，没有一个人去拿，我们牢记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一刻不松懈。

    在百团大战中，日军伤亡惨重，从此，日军把它在中国的主力调到华北频繁“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把抗日根据地变成“无人区”。我根据地军民则针锋相对，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在1940年秋季的反“扫荡”中，关家垴战斗是八路军炮兵和步兵在黎城关家垴配合作战的一次激烈战斗。我们在小卧铺山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战斗场面。我们所在山头的天是蓝蓝的，战场那边的山却是硝烟弥漫，枪炮声惊天动地。第一道防线上的伤兵一下来，我们马上拥上去致敬、慰问。敌人非常残暴，我们的野战军战士由于连续作战体力下降，拼刺刀时有时两三个人与一个敌人拼，那情景真是气壮山河！

    百团大战后，我们和敌人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上“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军民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后来，我们经过40多天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终于突破包围圈，经涉县渡过了漳河，向冀西邢台目的地前进。

    冬天脱棉衣渡河，全身麻木，不觉寒冷，过了河就跑步前进。快到目的地时，校部宣传队迎了上来，用快板热烈欢迎，唱道：“同志们，辛苦了，胜利了，前面不远就是目的地！”鼓励我们战胜疲劳奋勇前进。到达邢台抗大总校卫生处驻地一个距离总校驻地不远的村庄，我们终于和总校会师了。

    卫生处王指导员做了这次反“扫荡”的总结报告，表扬了一些同志，其中也有我，并正式宣布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我时年16周岁。

    在这段时间我睡的是石板炕。晚饭后，就搂树叶烧炕，前半夜烫得睡不着觉，后半夜冻得睡不着，这使我腰部疼痛，并留下了后遗症。当时环境艰苦，群众以柿子糠充半年口粮。我看到房东家里一大锅清水煮很少的小米，多以蔓菁或是萝卜充饥。

    奔赴延安

    1940年底，我被调到干训队学习，当时我们和张汶等几个同志，夜里合着盖被子，以便取暖。此时，总校决定疏散女同志到地方工作，并决定我和陈彤、王军、林毅、张汶、赤茜（郝治平）一同离校。张汶、赤茜留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我和陈、王、林四人原是抗大一分校的，决定去延安学习。离校前，何长工（时任总校教育长，原抗大一分校校长）对我们四人讲：“你们到延安去，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又会提高一步。”

    组织上决定我们四个女同志去延安后，我们即从冀西邢台地区出发，到了山西辽县（现左权县）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住在八路军前总招待所，那只是有一个大炕的大房间而已。当时，原总校校长罗瑞卿正在和赤茜谈恋爱，他来看她时，竟站在门槛羞怯得不好意思进房门。

    我在总部遇到姐夫魏健，他时任山西平顺县县长，正在总部参加县长会议。他穿了我姐姐穿过的旧棉军衣，虽然拆洗得很干净，但显得很短。他买了些花生、柿饼给我吃。我从总部回到招待所的第二天，就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出发前，我给姐夫写了一张便条说：“我们要出发了，我到延安学习两年就返回太行山，再会吧，1943年！”我们背着背包走出村一两里路，姐夫追上来，给了我一点边币，同时还介绍了几位在延安的东北大学同学和战友，如佟冬、王一民、林枫等，并叮嘱我要警惕坏人。

    我们到延安的队伍由几部分人组成：（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部分人，其中有前总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曾演过阿Q的赵品三及夫人、一位背着孩子做青年工作的女同志、一队日本俘虏和一个朝鲜人，他们要到延安去日本工农学校学习，还有我们四个抗大总校的女同志。（二）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的军政干部，他们大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去延安刚成立的军政学院学习。除了我们四个女同志和日本俘虏之外，其他人都骑着马。这一大队人马由野战军掩护。

    这支队伍临时指挥部政委是陆定一，司令员是尹先炳（一二九师旅长）。我们白天走了60里山地，下山前召开了军人大会，动员大家不要掉队。下山后就是敌占区，夜间在平原上紧急行军120里，通过了敌人控制的同浦路、汾河、白晋公路几道封锁线。我们走得很快，同浦路封锁线一闪而过，然后又渡过汾河和白晋公路。在公路上，是四列纵队跑步前进，敌人的探照灯从碉堡打出来照得公路明晃晃的，不时地还打出冷枪。因为日军出兵“扫荡”晋绥根据地，我们通过以上封锁线时都较顺利，然后宿营在游击区的一个村子里，村子马上封锁了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去。白天走了60里山地，记得下山时一丈多深的沟，竟一跳而下，夜间又跑了120里平地，脚腕非常疼痛。

    我们四个女同志在被封锁的村子里，得到暂时的休息，为了取暖，我们把身体埋在老乡的麦草堆里，只露出一个头，也只是打个盹就又出发了。我们由交城游击区进入晋绥根据地时，遭遇到日军的“扫荡”。我们队伍没带电台，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敌人，途中都是露营，经过日军“扫荡”制造的“无人区”，看到很多被烧毁的房子和黑咕隆咚的窑洞。老乡都跑到深山里去了，锅都砸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口锅，就去河里破冰打点水，捡些被烧毁的房子零碎木头烧水洗脚，以便继续行军。我们在老乡的地窖里找到一些土豆，便写个条子说明原委，并留下足够的钱给老乡。煮了土豆除当时吃，还要再留几个做第二天行军的干粮。夜间，捡些小木柴烧一堆火，我们四人围坐在火堆旁，坐在背包上打盹、睡觉，还要不时添柴以免火熄灭。那时正值十冬腊月，脸都冻坏了，就把我的毛衣拆了，每人织了一个脸罩御寒，到延安后陈彤还为拆了我的毛衣而惋惜。

    一天傍晚，还没有到达当天预定的宿营地，因为天太冷，陆定一让我们提前十里宿营。第二天到达原定宿营地时，才发现敌人昨晚就住在那里，看到到处都是丢弃的罐头盒和香烟盒，大家庆幸陆定一决策英明，幸亏昨天提前十里宿营，否则必然和敌人遭遇上了。我们在行进中，有时前卫尖兵看到敌人，有时后卫与敌人接上了火。一次我们正准备进一个村子，敌机忽然轰炸了那个村子，接着敌人步兵就抢占了该村，尹先炳司令员机智地指挥我们绕过村庄上山脱险，山上刺骨的朔风钻进我们的毡军帽，像针扎一样，但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我们又一次避开了敌人。

    我们到达黄河岸上，看到被日军蹂躏过的村庄，家家户户室内空空，一无所有，门上贴着白纸（家里有被杀害的亲人），一片凄凉。从山里躲避回来的老乡控诉着敌人的暴行，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敌人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惨状。

    渡过黄河，到了陕甘宁边区的葭县，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纺线织布生产忙，一派生机，和黄河对岸的景象截然不同。当地的人们热情款待我们，让我们住在暖窑热炕上，吃热腾腾的小米干饭和酸菜。入夜，我们放心地睡了一觉。到了米脂县，陆定一总结时，指出全体同志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做得很好，还表扬了我们四个女同志。我们女同志住在县妇联，孙克悠、文漪两位妇联干部接待了我们。

    在欢迎会上，那位朝鲜人代表日本战俘上台讲话，说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迫使他们离开父母妻子，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们以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表示也要参加革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日本战俘中有两个与我们接近过的，一个叫阿布，一个叫村山。阿布是到村中找花姑娘时被俘的，村山是小贩出身，这是他俩亲口向我们介绍的。

    后来到了绥德，那是绥德地区的中心县，是该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安排我们这支队伍休整，请我们吃饭，看了话剧《雷雨》，还召开了军民大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反共暴行。

    我们在绥德过了春节，就迈开大步奔向延安。到延安后，我们四人都分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柳文和我谈话，说：“你们几个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就不必再上一般的学校了。虽然你入党不久，为了培养青年干部，也让你上中央党校学习。”这时是1941年春一二月，我17岁。从此告别了抗日前线的战斗生活，掀开了我革命生涯中新的一页。

    我于1939年至1941年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投身革命并直接走向抗日前线，经过战争的考验，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矢志为革命事业贡献毕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经历是我人生中永远的丰碑，它影响和鼓舞了我以后整个的人生道路，对此我永远珍视并终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