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勋离开我们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与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样，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着我的冷暖，关心着儿女们为党为国尽忠、为人民服务的情况。在仲勋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写一些和仲勋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达我对仲勋的无限怀念。

    仲勋在与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谈起他的家世。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习氏和中国其他姓氏一样源远流长。1369年（明洪武二年），习家这一脉始太祖习思敬携家带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县）逃荒要饭到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落户。仲勋为该族西户习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勋的曾祖父习玉策生子三人：习永盛、习永山、习永厚。习永盛为长子，是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与张氏夫人在河南邓县育有一儿一女。1882年（清光绪八年），因家境贫寒，习永盛不得不再次举家逃荒，来到陕西富平淡村落户，后相继生下仲勋的父亲习宗德、叔父习宗仁。在淡村定居下来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勋祖父还挑着货郎担赶集串乡挣钱补贴家用，终因贫病交加，冻饿而死在富平城郊的圣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乱坟场内。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在外当兵的大伯回到家乡，给了家里一锭银两接济，加之祖母及仲勋父亲、叔父日夜辛勤劳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勋父亲和叔父这两房子女陆续降生，仲勋为习家迁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长孙。仲勋的父亲于1928年40岁时病故，母亲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仅35岁。苦难的家史对仲勋一生产生极大影响。“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他在家里常说的一句话。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难中出生成长的仲勋，从小就向往光明进步，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13岁的仲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15岁时，因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关押。在狱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4月，仲勋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之后，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道，投入艰苦卓绝的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仲勋当选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勋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才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勋先后在关中、绥德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北大门”。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和作出的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赞誉。1943年1月，毛主席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我第一次接触仲勋是在1943年。当时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简称绥师）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我是主要带队人（党支部书记）。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组织关系时，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看到墙上贴着崭新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作风”等，这时我才知道仲勋是新任绥德地委书记。由于绥德地区是1940年刚开辟的新区，加之绥师一些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学校发生了“贴黑头贴子”（写匿名信贴在校内墙上）、“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等案件。而此时正值陕甘宁边区开展防奸运动，绥德地委对案件十分重视，不仅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作为地委书记的仲勋还亲自来绥师作相关报告。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仲勋。我和仲勋的直接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雕山书院女生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来，突然看到迎面走来的仲勋，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便走了过去。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受“抢救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的阴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着绥师，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学生家长对此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这引起了绥德地委和仲勋的重视，决定把绥师作为领导绥德地区整个部署的重点来抓。为了加强领导，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来校任党总支书记，党总支派学生党员代表到地委请示汇报工作。这时，仲勋亲自接见了我和白树吉。在仲勋宿舍兼办公室的窑洞里，我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谈话中，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他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协助党组织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党组织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仲勋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同时，仲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校内外3000人干部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了稳妥健康的轨道。随后，顺利地转入审干整风阶段。

    在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地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仲勋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诚，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就会起到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写报告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停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实属不易。

    在绥师防奸运动中，我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运动后期参加绥师党总支工作，担任总支委。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起婚姻大事。他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他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介绍他的情况。仲勋还告诉我，何长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和抗大总校工作时的教育长）曾写信向他介绍我。仲勋让我写了一份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写得相当简单。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都被父亲追了回去的叙述时，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还不了解。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我和仲勋举行了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抗大总校负责人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等。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照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关照。这一年夏天，我从绥师毕业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来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一段时间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并在那里经历了全国解放战争。我参加了绥德县1946年至1948年“义合会议”前后几个时期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对西北局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干扰，有了切身体会。仲勋领导土地改革的正确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他在仲勋提出的关于纠“左”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和各县的土改工作。”

    仲勋高度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回顾当年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斗争中党和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并说：“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仲勋的教诲，使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工作的决心。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居两地，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运用“蘑菇”战术，在取得延安保卫战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我母亲给她取名“桥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刚刚起义过来的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1952年秋，仲勋奉调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里，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我带着桥桥和二女儿安安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城里家中，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得意洋洋地笑着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还是个好丈夫。”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我们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里也没有请保姆。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仲勋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他甚至要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视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打心眼儿里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要求和教育子女。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总是哄他说：“染染穿一样。”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50年代末，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回家后，我说给仲勋听，他哈哈一笑对我说：“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党校，家住东城区，只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车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要赶回单位上班。这样，我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总理十分关心仲勋的生活，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就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这么年轻，哪里像35岁，四个孩子的妈妈呀！”他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此后，我只陪同仲勋在北京参加过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夫妇和在广东接待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的活动。直到今天，我还未跨出过国门。

    1962年秋，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确对待，尽管他自己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毫无心理准备。关于仲勋与《刘志丹》小说创作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仲勋曾参加过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了解了小说的写作过程；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明确表态说，陕甘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部小说的初稿都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根本没有看过。

    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但他内心却倍受煎熬。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公所）学习。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时间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当然，收获多半是交公的。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毛主席让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回复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仲勋拆洗被褥，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不禁让我潸然泪下，感慨万分！

    1967年1月3日深夜，西北一所大学的红卫兵突然闯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冲进仲勋的宿舍，强行把他带走。1月4日，仲勋在这所大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在被批斗中，仲勋不畏强暴，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他还写信给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尽管身陷磨难，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当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难时期的关心照顾，我们早都饿死了。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纵下仍然不肯放过仲勋，准备把他拉到兰州、延安继续进行批斗，最终还是被周总理制止了。此时的仲勋，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受到了株连。“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受到审查。仅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就被审查了7年之久。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设兵团劳动或生产队插队落户。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也被剥夺了升学上高中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去工厂当上了一名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请假回京探亲，得到批准。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请求解决居住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终于见到了监护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在临回干校前，经我请求，组织上又批准我们见了仲勋一面。借见面的机会，我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换成了新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