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同志于北京 摄影虹霓

作家虹霓与齐心同志于陕西 摄影 姚小合

1999年，习仲勋同志参加建国50年大典  摄影：俞惠毅

1999年国庆大典结束回到深圳（摄影虹霓）

    几年来，我曾接到过一些报刊编辑同志的约稿信，希望我能撰写有关仲勋同志的文章。怎么说呢，对于宣传报道我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一来，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所尽的党员义务和责任；二来，仲勋同志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总之，基于多种原因吧，我一直没有如约付稿。前不久（1998年7月）在编辑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还是心允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虹霓摄于1998年秋:习仲勋与齐心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了两起案件——“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后来听白炳书同志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同志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他正从杨滨同志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对此，地委书记习仲勋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同志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同志把学生家长邀请到绥师，安排他们住下来，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逼供信、假坦白成风的形势下，仲勋冒着风险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是多么及时和难能可贵啊！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 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这年冬天，就在习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希望我从政治上考虑，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同志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齐云亲自送到抗大一分校（当时在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女生队学习，半年后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我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40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因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我要求学习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43年春天来到绥师。1943年8月14日入党，因在1939年夏季反扫荡运动中表现勇敢、坚定，尽管不够年龄，组织上还是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8岁才能入党），40年秋季反扫荡后，我被提前转为正式党员。”

1947年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延安花石砭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也是我们的介绍人），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曾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上述那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的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历次不眠的火热斗争，特别是从46年到48年，边区政府组织的历次土改我都幸运地参加了。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

    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时曾到一家一户做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工作，他说：“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县地委、县委重点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这一次回延安，仲勋同志为我带来了姐姐齐云的信，那一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仲勋同志见到我们尚未起名的孩子时，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端详了好久好久，望着女儿稚气的小脸儿，我看到仲勋的脸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同志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就连桥儿的像片也多是由爸爸亲自拍的。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同志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抱着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儿，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韦曲），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职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了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同志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怎么说呢，我那时的感受，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仲勋同志为了照顾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我们的小女儿安安是靠吃奶粉长大的。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取名为近平、一个取名为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仲勋照顾。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风趣而又豪迈地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与解放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农村、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又远，和家人在一起活动时候特少有关系，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仲勋同志对我不关心，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但是，作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是鼓励我自强自重，希望我能成为对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春，胡宗南蒋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同志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基础。安塞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时，我正在绥德工作，进行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参加了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了安塞，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同志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为有这样的一位严于律己的丈夫而暗暗地自豪。

    50年代，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仲勋说了，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总是仲勋同志最为开心的时候。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同志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同志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们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竟然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一时间被广为流传。

    那时，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人顿时就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同志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山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们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也就是仲勋同志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但仲勋同志并不安于优越，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同志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在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7年。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勋同志受迫害的时间加起来长达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勋同志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也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当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为后劝阻说：“难道革命就是为了抢几部汽车吗？”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并上书毛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因此仲勋深得一些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

    仲勋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令他终生难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同志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久。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姐姐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一见习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帮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不仅安排我们一家人相见，还解冻了一部分存款，并指示有关单位为我们一家解决住处。当我们获悉总理的批复后，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有如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同志，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同志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他竟然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同志，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阳，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把我们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在两间房子里，度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更坚定了他在有生之年回报党和人民的信念。

    这时的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口。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天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们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其中有一位是附近农村大队支书李政的父亲，他过去以挑货郎担为生，与仲勋同志结下的友谊最深。仲勋特爱和看水库的邓老头开玩笑，每次一见面，总像个淘气的孩子一般跟老人开玩笑：“怎么我刚才在南村果园见到你啦！”那老人听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有些迷信，心里忌讳这么说，好像见鬼了。但是他又很矛盾，既想早见到仲勋同志，又害怕他说那句话。可是仲勋同志偏偏一见到他就说，像个顽皮的小老弟，让老人对他无可奈何。为此，我和女儿桥桥经常伴在一旁偷笑。有时候早上散步时，我们还到老货郎李老头家里去，如果赶上他家吃早饭，我们就吃上几碗红薯大米粥，那米粥的香甜至今令我难以忘却。

    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们也是深受感动的。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勋下放该厂当过副厂长，在下车间劳动时拜的师傅)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