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0年出版的《中医近现代史话》和《永远的大道国医》之中，谈到中医的历史辉煌、近代坎坷、现实作用、未来价值，得到很多学者、同道和领导的关注与重视。

    中医为什么由历史辉煌堕入“近代坎坷”？中医如何从几乎被消灭的状况走出困境，逐渐得到保存、缓慢发展？这些情况很多人并不清楚。

    其实，我也不乐意研究中医的“近代史”，这是一个充满歧视与打压的历史过程，就像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百年磨难，所不同的是，中国在建党百年的时候，大家都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相比之下，中医仍然处于谷底，远远没达到国家要求的与西医“并重”，它的指导理论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仍然被排斥在科学体系之外，说那不是科学语言，中医能被接受的只有“疗效”、方药和技术，仍然处于“废医存药”和“废医验药”的时代。

    因此，中医面临的时代考验，还很严峻，今后生存的空间很有限，传承发展的问题很多。

    我认为在“建党百年”的这个时候，重温“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很有必要。

    而落实“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任务很艰巨，需要学习薛和昉先生，敢做敢当，有措施，有策略。

    最近，我接到薛和昉之子，薛铁伦先生的著作《黄河边纪事》，进一步了解了卫生部第一任中医司长薛和昉先生，当年如何带领“中央文委”深入调研，才看出来卫生部的严重问题，这才为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后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办中医研究院、表彰中医成果、成立中医学院，让中医进入西医医院，建立中医院等措施，挽救了中医，保存了中医，为中医留下了火种。薛和昉先生于1954年8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他一上任就派路志正先生到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调查郭可明治疗乙脑的情况，后来在石家庄办学习班向全国推广这个经验，于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表彰了郭可明，已经刘贵珍的气功、浙江的腹水草和重庆第七人民医院痔瘘科（广安门外科的前身）四项成果，提振中医精神，也为党中央、毛泽东正确的中医政策提供事实依据。他于1957年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又于1959年初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他在首任中医司司长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岗位上，为进一步弘扬、振兴和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具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重要贡献。

    吕炳奎先生是于1956年12月底才接着任职的第二任中医司司长。这个时候，西医学习中医已经深入开展起来，中医研究院、四所中医学院等也已经建立了，当然此后的工作也很多。

    不了解这段历史，实在是太遗憾了。

    薛和昉先生为何能在危难之际，可以担当如此重任？这与他的出身、学养、经历密不可分。

    根据有关资料介绍，薛和昉(1908～1983）又名何爽、曼棠、河上、董丰，陕西韩城（司马迁的故乡）清水村人。曾就读于西安中山大学，民国16年（1927）赴北平求学学习医学，接受革命思想，不久，由辅仁大学医科肄业回乡，为救亲人的疾病研究中医学术。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高德辉办起两所农民夜校，自拟校门对联：“新青年快进来，老腐败滚出去。”后来，不断努力发动组织农民武装。1933年2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技术科长。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获释。1935年，薛和昉卖掉家中棉花及250两大烟土，连同油坊租金，一并交给组织，购买枪支。又与薛纪录等在清水村秘密造枪，先后造出10多支十子连手枪。翌年春，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成立，薛和昉任政委。组织了高家坡暴动。“番地事变”中，游击队受挫，薛和昉奉命赴苏区，任陕甘宁边区关电专署主任秘书，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等职。

    1948年4月，白水县解放，薛和昉任县长。率全县人民全力支前。1952年春，他调任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4年后，任中央文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他先到任，干了一段时间，才由周恩来正式任命）、任首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调来很多中医名家进北京，与很多名中医成为好朋友，为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团队搭好了架子。1956年后调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等职。文革被迫害，平反后任甘肃省常委、政协领导，筹建甘肃中医学院，对于中医事业有很大贡献。

    153年，毛主席收到一封告状信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1953年4月3日。”

    毛泽东这个批示犹如一声春雷，震破了笼罩在中医界上空的沉闷空气，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

    那么，这个打报告白雪光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写一个报告给毛泽东？

    白学光，1914年出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在地下革命、军事政治、新闻宣传、科技管理、党务工作等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曾任苏鲁豫边区书记、济南市、兰州市市委书记，《大众日报》、《解放军报》报社社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军委卫生部主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中科院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副部级待遇。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95岁的白老先生仍然捐款5000元关爱灾区。

    2005年，白学光先生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为人们作了题为《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着眼，从提高党员素质着手，搞好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党课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委党组于1953年检查了卫生部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调查组长是薛和昉先生。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委的汇报后，对卫生部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指出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54年春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卫生部门的错误。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医界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极为兴奋，他们联想到蒋介石当年对于请愿的中医代表，多次耍两面派，忽明忽暗地支持取消中医，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医的命运。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不但亲自过问中医问题，而且对于阻碍中医事业的错误政策，大刀阔斧地予以割除。因此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地说：“现在中医可真正得到解放了。”纷纷表示，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1954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署名朱莹的文章“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并发表了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社论》文章回顾了轻视中医的历史，尤其是在政策上的轻视中医，“是根本性的错误”。王斌的错误在于“他创造了消灭中医的理论”。

    《健康报》的社论揭开了批判王斌错误认识中医的序幕，一些中医杂志进行了转载，批判文章时见报端、杂志。1955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情况的综合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

    1955年，上海名医张赞臣在《健康报》发表了《要肃清王斌歧视中医的思想必须追朔历史根源》一文，文章追朔了余云岫等人歧视、攻击中医的历史，认为歧视与限制中医，是一股由来已久的邪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邓广仁也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一文，以大量数字说明，限制中医政策给中医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这场批判斗争愈演愈烈，至1957年的时候，王斌的错误已经被“拔高”成“反动言行”了，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

    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可见这场批判斗争的烈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脚下。贺诚诚恳地说：“我单从形式上去看中医技术，只看到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部分，忽视了中医的医疗效果和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由于没有坚持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而是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就表现出看不起中医、不尊重中医，不愿了解中医的长处，甚至夸大了中医的某些弱点，抹煞一切。过去卫生部所公布的管理、考试和进修办法，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措施，正是宗派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起了破坏团结中医政策的作用，使中医继续处在被轻视和被排挤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

    被免职的贺成，曾被授予将军军衔，但是文革之中也受到迫害。他于1972年，在太原市北郊的干休所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席：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央派我去您领导下的红军工作的任务。您曾指示我，大量培养红色医生，要争取俘虏医生留红军工作。我都做了。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极端缺乏医生的局面。您的指示，成为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良好卫生传统之一。这是我的过去。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作的情况下过生活。这使我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贺诚的信，唤起了毛泽东难忘的回忆。毛泽东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老革命，在自己的晚年仍然壮心不已地说：“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毛主席读完了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提笔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1974年底，中央考虑国务院组成人选时，周恩来总理确定贺诚担任卫生部长，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也未实现。1975年，贺诚女儿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把情况回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在1972年批过的信调过来，重读一遍，写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贺诚、王斌作为具体的个人，有功有过，需要正确评价。中医药事业如果摆脱近代以来的不幸命运，就必须有一个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进行推动，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在这个扭转的变革之中，或许难免要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是一件“祸福依存”难于避免的事情，也是一个复杂事情的复杂过程，真是一言难尽。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建国后，为了推行“中医科学化”而大力开办中医进修班，让中医学习西医，其思想根源在于当时普遍认为西医是科学医，中医则不够科学。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毛泽东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再是中医学习西医。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属于旧学，而西医属于新学，让西医学习中医，就等于让科班出身或者留洋归来的西医，拜拉抽屉跟师学艺出身的郎中为师，这样做不仅属于奢望，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反中医人士汪企张，在建国前的《新医与社会》杂志138期上，曾经撰文《想和旧医赌一赌》，其中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原注：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汪先生崇尚日本取消汉医的做法，他把西医细菌学说的长处拿来，与中医的热病病因相比较，可谓别出心裁；他的“人体试验”想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医学院院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地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汤尔和不愧是熟知西医知识的专家，他用西医解剖、生理的方法来衡量中医，中医理论里可以讲得通的内容大概没有几条了，所以就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需要取消了。

    傅斯年先生尽管不是医学家，他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中西医学知识的比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之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取舍态度。

    中医与西医对于人体的认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成论与构成论上。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人体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成的，时刻依靠自然物质来充养，因此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而且要不停地升降出入，否则就会“气立孤危”不久于人世。西医看人体，从解剖切入，由器官而组织，由细胞到分子，分别按照结构求功能，因此能切除的就可以切除，能替代的就可以替代，可阻断的就阻断，需补充的就补充，不用考虑发生学的“过程流”派生理论。

    中医与西医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既是不同的技术支撑的结果，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

    1954年10月29日,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在《健康报》上，发表了“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文章。他说：“过去我们曾经提倡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还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如果单纯强调中医学习西医，其结果是使中医完全变为西医，也就是丢掉中医，只要西医。”

    傅先生在文章里，也提到可以通过西医学习中医，最后形成“一个医”，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他还说：“中华医学会总会虽然曾号召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并没有组织西医有计划地学习中医。我以为，今后中华医学总会应该协助卫生部，把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这一任务，积极地担当起来。西医学习中医的主要思想障碍是瞧不起中医。这种瞧不起中医的想法必须打破。”

    傅连暲先生说：“现在，北京有些医院已经开始正式聘请中医临诊，而且担任讲授。我深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全国性的学习中医的热潮必将来到，中西医的团结将有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医学也必将获得健全的发展。”被毛泽东称为“现代华佗”的傅连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曾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傅连暲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但是到了1968年3月，他再次被抄家，并遭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于3月29日去世。

    1955年11月4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社论，为西医学习中医呼吁，社论说，在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各种思想障碍。“据我们了解，很多人虽然在口头上批判了轻视中医的思想，但在思想深处，仍以为‘中医终究较西医落后’，‘中医治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能不能学得什么，是否值得学习还有疑问；也有很多人，对于接受祖国医学遗产的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想学习中医，但看到中医书籍数量多，文字难，畏难却步。另外还有许多人片面地认为中药是有效的，但中医靠经验治病，中医书不值得学，跟中医临床学习又费时费事，得不偿失。”

    《光明日报》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必须耐心解释、逐一解决。“应当特别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能体会和理解的问题，应当反求诸己，努力推敲钻研，以求了解，不应急于求成，一味质疑。我们知道，当中医有许多学理一时还不能做解释的时候，并不能就武断地批评中医不科学，也许这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具有的科学水平还是有限的缘故。科学是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真理知识，中医治疗疾病既有很好的效果，那就一定有它的科学道理，只是未被认识罢了。”这样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学的“科学观”是非常正确的，也正因为当时有了这样的科学观，才推动了当时的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海中医陈苏生也撰文指出：“向中医学习的关键是一个思想问题”，他列举了许多人在思想上想不通的问题，有人说“中医值得学习吗？”有的说“我们是科学工作者，熟悉中医学的‘权威’余云岫尚且说‘中医不科学’，而今叫我们向不科学的中医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向‘无学’的中医学习，是不是科学的浪费？”如此等等，由此看来西医学习中医的阻力是很大的。

    1955年11月4日的《光明日报》社论《积极地推动西医学习中医》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

    195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为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情况作了介绍：“现在中医研究院第一批聘请了各地著名中医30多名参加工作，它特设的中医研究班，第一期吸收了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师120多名，来院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学习中医，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中医研究班的设立，对于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成绩极大地影响着中医研究工作的发展。因此，加强研究班教学工作的领导，是开展中医研究工作的关键。在中医研究班里面，中医是老师，西医是学生。教学成绩的好坏，决定于教与学的态度，刻苦钻研，把中医成就全部接受过来，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加以整理。中医老师的责任是：很好地总结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学生，共同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努力。”西医学习中医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展起来了。

    《中医杂志》1955年第九期，刊登了“中华医学会总会为加强学习中医给各地分会的指示”，指出本会共41个分会，其中只有4个分会建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12个分会的总结没有提到“中医工作”，这是很不够的。由于当时很多地方没有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是中医与西医共同的学会。中医入会之后，才体现出中西医的地位的平等。因此，总会提倡“吸收中医入会”，当时已经有196名中医入会。已经有一些分会开展了“祖国医学讲座”，总会希望这个方法要“制度化、经常化。”

    中华医学会总会与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市公共卫生局联合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第一期，于1955年7月13日开班，傅连暲先生到会讲话。15日的《光明日报》，16日的《健康报》、《北京日报》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当时的第一课准备讲《伤寒论》，考虑到初学比较困难，结果第一课改成了《医学心悟》。参加学习的有北京各医院有临床经验两年以上的西医，一共261名，超过了原来预定的200名。其中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方石珊、医学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查理、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徐诵明、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以及部分市立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科主任等，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经过认真细致的动员，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逐渐步入轨道。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在困难中继续开展并不断扩大规模。1955年底到1956年初，除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班外，还在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成立了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3人，以两年半为期，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1955年底还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学习班，参加学习者共4000多人。

    1955年11月4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老老实实学习中医”，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顶出具体的措施和奖励办法，搞好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而且不能一开始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辨别精华与糟粕，只有在认真学习之后才能做到。文章说：“任何学科都是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该怎样学习呢？在开始学习中医时，就要怎样讲就怎样学，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把中医学通，既掌握其特点又了解其复杂性，既了解其基础医学的知识，又懂得了临床道理。当然在学习中医医疗理论上有些困难，但从近年来西医学习中医的许多心得中来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方面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巴甫洛夫学说，更容易体会中医道理。”“必须虚心地诚恳地向中医学习，中医无保留地教给西医。特别在学习过程中，以学生的地位就要虚心的听，讲什么听什么。只有这样老老实实的学习，才能有所收获。”文章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实在令人感动。

    1955年12月23日，《健康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其中说：“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使‘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的方针顺利实现。所指系统学习，是按照学习中医的一般规律，先选择重点的经典著作学起，然后加以博览和专修，并结合临床研究和科学实验，加以总结提高。全面接受，是主要指全体卫生科学工作者，不懂中医的人，都应该学习，先全盘接受下来，经过钻研、分析、整理、批判，吸收其中一切精华到医学科学宝库中来，应用到人民健康事业上去”在此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学习中医的“十二字方针”。

    在1957年反右的过程之中，卫生部总结了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武汉、广州六个城市一年来西学中的工作，六个班共有学员299人，其中有科主任、主治医、住院医师、讲师、助教等，大都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高级西医师。”通过对中医政策的学习，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通过临床实践，特别是用中医的方法治愈病人之后，“对中医的疗效更是欣然信服，多数学员，愿意终身为中医学术事业而奋斗。”“一年来，学员对中医学术的努力钻研，体会到中医学术的确有丰富的内容和很高的科学价值，从根本上打消了‘中医没学头’和‘中医不科学’的错误思想，一般都经过‘由不通到通，由通到热爱中医’这三个过程，证明党的中医政策是正确的。”

    协和医院的史济招先生事后回忆说：“1955年我院成立了中医科办公室，名老中医袁鹤侪、施今墨两位老师进协和，这是我院的一件大事。党委派我半脱产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我的任务是每周接送老师，陪同临诊。由于我的受旧社会‘轻视中医、蔑视中医和中医不科学’等思想的影响较为严重，并且当时我对中医还是个白丁，虽然遇到了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却没有学进去。自己不干又怕影响不好，‘人在心不在’。一年过去了，我的收获不大。

    1955年后，两位老师相继离开，我乘此机会向领导要求全部时间回内科。记得我被批准时，我非常高兴，好象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我把《内经知要》一丢，再也不想翻了。1958年4月，领导又决定派我外出脱产学习中医，时间要两年。得悉这消息时，心里真不舒服，沉重的包袱又背上了。后来看到一共派出近20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年主治医师及基础医学的研究人员，心想这次不同于以前了，党委决心要大搞中西医结合了，我没有理由拒绝，应该服从需要”。史先生由此踏上了中西医结合之路，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西学中行政措施的大力推动，她是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卫生部于1958年1月17日以（58）卫教字第41号文发出“关于在高等医药院校增设中医药课程的通知”，要求医疗、儿科、卫生、口腔等专业开设“祖国医学概论”，药学专业开设“本草学概论”。这样以来，新入学的西医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就接触到一些中医知识，为将来的研究中医学术打下初步的基础。

    1958年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个“三年制脱产中医研究班”毕业了，7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会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等为25位学习特别优秀的同学分别授予金奖、银奖和铜奖。

    卫生部于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为此撰写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

    中医进医院“袖里春秋”大家看

    中医历来是以“走方”或“坐堂”的形式，进行医疗活动的，他们观察病情的方式，是把病房开在患者家里，即使是皇亲国戚有病，也是“家庭病床”式的医疗。也就是说，尽管中医历史上曾经有过集中收治病人的病室、医院，但是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建制，或者成为主要诊治疾病的模式。因此，中医几千年以来擅长“个体行医”，即使是不同中医之间有会诊，也是在患者家里相聚，不是在医院里讨论，不是集中收治病人。这也是个体经济式的行医方式，因此，容易形成不同流派，出现各家学说，而难于出现统一的“规范化”。

    西方所以出现医院，主要是从教会办的修道院接受被救助者开始的，当然，西方医学教育学院化之后，也需要实习、见习的场所，因此，逐渐出现了医院的诊治模式，并且有了不断完善的、一系列的管理规范。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教会医院在中国登陆，生根开花，不断发展壮大。加上检查仪器日渐增多，个体诊所已经无法与大医院相提并论了。值得一提的，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澳门“镜湖医院”之内，开了一个西医诊所。这个镜湖医院是一个中医医院，他开的是一个“院中院”，是中医院里的西医诊所。

    建国初期，新型的西医医院逐渐遍布各大城市，各个西医医院里没有中医，而且也不允许中医到西医医院里“会诊”病人，即使是病人家属请求也不可以。这里仍然可以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加以说明。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孙中山接受邀请，决定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由广州启程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当夜病发，只得留津医治。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自津抵京。

    鹿钟麟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候》，载于1956年11月5日的《团结报》，文章回忆说：“当时，我是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奉冯先生（冯玉祥）命令，欢迎孙先生，并负责保护孙先生。”孙先生病情已经很严重，面容憔悴地躺在车里。然而，欢迎他的民众并不知道他的病情，“三万人欢呼、五色旌旗漫卷和二百五十六万传单漫天飞舞的景象不需想象，而更让人难忘的，或许是一个重病领袖的亲民和慈蔼。”3个月后，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2月6日，协和医院开始用镭锭治疗，以减轻孙中山的病痛。2月18日，镭锭治疗四十余小时仍无效果，西医断为绝望。于是，大家劝他再找中医试试，据说，他一开始并不同意，并且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有人推荐曾为胡适治过病的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疗，但又怕孙先生拒绝。于是，他们把胡适搬出来现身说法。为了救治国父，义不容辞的胡适，乃偕陆先生一同前往。胡适入卧室进言。孙先生态度很坚决：“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好言相劝：“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当时协和医院的态度是，要服中药必须出院，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院长，也一点不能通融。

    又有消息说，孙中山本人也想请中医来看看，“先生以在院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是不以诚待人也，坚主出院始服中药，乃决议出院，迁居行馆”。是日，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往铁狮子胡同23号行辕（原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宅）,改由中医治疗。

    后来，孙中山的病经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诊治一周。

    1954年7月3日, 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提到中医进医院的情况说：“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增设中医部病床50张，使新旧医联合医疗，首先从北京医学院创造经验，再推广到各医学院校，从而收容治疗需用中医药治疗的各级干部，并作该院中医进修班的实习机构。”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把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当作改进中医工作的措施之一。报告说：吸收中医参加医院工作，“开始时应重点试办，待取得经验后，然后逐步推行。必须防止盲目铺开，以免造成混乱和被动。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中央人民医院和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准备实行和开始实行；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准备选择个别医院，重点试办。”这种积极审慎的态度是很必要的，不然就会产生许多不理想的后果。

    《报告》建议，大医院吸收中医参加工作时，务须本着中西医密切合作的精神，相互取长补短，提高医疗效能，特别是必须注意发挥中医专长，并组织西医向中医学习，“决不可将一切疑难病症都推给中医去治，以为难中医。”

    这是担心中医疗效不突出，会给中医政策带来负面影响。同时，由于一些临床水平较高的中医，长期私人开诊，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联系，所获报酬相当高，又没有参加医院工作的习惯。因此，“在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时，应本自愿原则，并注意多采取兼职的方式，使他们能以一部分时间参加医院门诊，一部分时间在家应诊。对参加医院工作的中医，应给予相等于或较高于医院中一般医师或专家的待遇，为了照顾到开始时评比的困难，可以先采用发给津贴的方式，然后再逐步评定各人的等级。各地大医院聘请中医的人选和人数，应由省市卫生行政部门统一掌握，避免乱聘和重复等毛病。”这样细致耐心的工作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其具体措施也是颇有可行的。这与此前卫生部门用西医知识考试中医的做法，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的措施。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陆续在市立第三医院、儿童医院设立了中医部，在市立第七医院设立了中医门诊部，并成立了300人门诊量的第二中医门诊部，作为指导中医业务的核心，原有中医机构也予以充实扩大。至1955年10月北京市市属中医医疗机构，共有中医共48人参加医院工作。

    上海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陈泽霖教授，早年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日后在舌诊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成就突出。他回忆说：“我本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先父耀堂公为上海名医（曾受业于近代中医教育家丁甘仁先生）。由于中医在旧社会倍受排挤，因此我虽从小也学过一些《汤头歌诀》、《药性赋》之类的中医书籍，在我高中毕业时，先父却叫我去报考西医院校。我考入了当时的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正想在西医方面大展宏图之时，组织上又让我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报道，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以后就一直在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

    现实生活往往阴差阳错，并不如人们的愿望那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