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百年以来，中医历经技术性颠覆、制度性根除。

    全民健康宏伟目标，为优秀的传统中医药全面复兴创造机遇。

    中医历史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就形成了“医者必亲试针尝药的行规”。《黄帝内经》更是洞悉对生命的认知，提出“健康长寿之道”，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被称为“医之始祖”，奠定了中医发展的基础。

    到了周朝开始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医官医事制度”。《周礼·天官》记载了当时设立医官制度的情况：“医师上士十二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有关医官的职责，郑康成的《周礼注》说：“医师，众医之长。”即由国家设立医官，管理全国的医疗工作。周朝医官医事制度，是在巫与医分离，医人取代巫师的主要地位的条件下正式建立起来的。它一方面体现了对医药的社会性功用的重视，一方面又是对医人职业工作的强化和规范化。医人的社会身份，由此得到了权威性的确认，他们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普遍尊崇的人。客观上周代的医官医事制度，促进了医人技艺的传承，有利于中医水平的提高。

    自此以后几千年，中华民族虽历经改潮换代，但医官医事制度一直延续，中医的运行与发展相对稳定。直到清末民初，中医的生存开始遭遇严重危机。

    1879年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发表《废医论》，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主张。俞樾的主张是“中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同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实施了“废医存药”的政策）。可以说俞樾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中医陷入存废争论之中，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检视中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实施新政。护佑中医几千年的医官医事制度正式谢幕，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西方医学理念和标准为底层逻辑与架构的医疗制度——自此，西医逐步取代中医成为主流，中医走上多事之秋，遭遇“技术性颠覆和制度性根除”的双重危机。

    中医——历史的拐点从此开启，历经百年的“颠覆与根除”、“修正与挤压”。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爆发了著名的“教育部漏列中医案”事件。当时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这个《法令》前后两次颁布，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列了西医。这种制度性法令就是动摇中医的根本。

    伴随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遭到猛烈抨击，中医作为“旧传统、旧文化”的一部分，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否定。

    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医废止案”，实质上是进一步的制度性根除。提案主要内容：第一，中医注册截止到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以后不在注册，逐渐消除中医）。第二，取消所有的中医学校。第三，取缔所有相关的中医报刊杂志。

    这个提案如果执行，中医必死。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了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在国大会议会场静坐，绝食抗议，并因此上演了一场震惊一时的中西医擂台对抗赛。

    最终，这场擂台赛让中医度过了最为严重的危机。

    现代医学（西医）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摒弃古代西医之后，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全新的医学。而围绕西医理论建立的法律、制度、规范和标准的医疗系统，逐渐成为全世界医疗行业必须遵照执行的依据。

    现代医学（西医）传入中国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医学体系。

    建国初期，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继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50年代初，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最终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反对，卫生部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此时中医得到了发展，最典型的就是赤脚医生制度，使民间中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保障了基层人民的健康。但是中西医结构性矛盾、底层逻辑的冲突依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后，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1982年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然而对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其根本原因就是判断科学的标准是以西医理论为底层逻辑与架构的医疗系统。

    百年以来，中医发展过程中各种尝试都在进行。尤其是遵循西医模式的规范化、科学化的实践。具体做法就是按照西医检测检验来诊断，按照西医分科，按照西药研发片剂、针剂，从中医院校教材，到行医资格证，全面西化与世界（西医）接轨。

    ——这是对中医重塑、技术性颠覆的实践，其结果并不如人所愿。

    在很多科学界人士来看，西医是唯一正确的科学体系，中医只能算是一种经验科学，虽然能够治好一些疾病，但对治病的机制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为了让中医与现代西方医学接轨，就必须用西医来解释中医，废除不科学的中医理论体系，并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然而，在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却逐渐出现“中医热”。1973年中医针灸在国际上首次取得合法地位，美国第一个中医法在内华达州诞生。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中医、使用中医、学习中医。中医文化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

    2003年，当非典疫情爆发时，广东省以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为主导的中医团队，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探索出的中医治疗方案取得了显著成绩：WHO统计全球死亡率为百分之11，中国大陆为百分之7，其中广东为百分之3.8，这一数字在全球是最低的，而且中医治疗没有后遗症。

    2018年，中医被WHO纳入全球医学纲要《国际疾病分类》。

    2020年，在对抗新冠肺炎的“战疫”中，中医表现独树一帜，总有效率达百分之90以上，为处于疫情中的民众带来希望，受到世卫组织点赞，赢得世界关注。

    与此同时，日本疫情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致使奥运会一直延期。日本中药产业远比中国发达，为什么却在防疫中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答案就是“废医存药”的政策——没有中医，那来中药？

    百年沧桑，中医走过风雨依然屹立，更在关键时刻救民于水火，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令世人开始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医。人们终于意识到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它们有不同的底层逻辑，分属不同的科学领域。以现有的西医科学还不能完全解读中医理论——如同经典物理解释不了量子力学一样。

    十八大提出“大健康国家战略”以来，“大健康”发展迅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另一方面关于大健康的概念众说风云。回望走过的路，从气功热到保健品再到养生热，我们一次次失去复兴传统医药学的机遇，究其原因：没有建立起“行业系统”是根本。以至于不能够有效的运行和管理，最终劣币驱逐良币发展到无序和混乱，进而导致失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正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以预防为主”则是实现全民健康的原则要求。客观是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根本上都是为全民健康服务的。

    目前我国国民健康保障分为三个部分，即：医疗系统、防疫系统、大健康领域。需要完善的就是《大健康：全民健康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建设，以期构建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中国方案，进而从根本上破解国民健康的难题。

    如上图所示：整体上医疗系统和防疫系统已经很成熟，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全民健康的重心在于补短板——设计与建设以预防为主的《大健康：全民健康管理系统》，而不是继续壮大和强化以治疗为主的医疗系统。另一方面，跨部委、跨行业发展迅猛的大健康产业正向着百万亿计壮大，已经成为“内循环、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适合于大健康运行与管理的行业系统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