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中医研究院科学殿堂说中医

    成立中医研究机构，发展中医学术，是中医界梦寐以求的梦想。中医界在建国前为成立“国医馆”，曾经奋斗了几十年。

    1930年，全国医药团体治疗总联合会执监委委员裘吉生、蒋文方、蔡济平等人，仿照“国术馆”的做法，建议设立“国医馆”，使国医馆直接隶属于行政院，或者隶属于内政部，以便管理中医中药事宜。

    1930年1月，他们将设立国医馆的提案，连同“馆章”一同上报国民政府，没有想到2月10文官处就以389号文件公函答复：“奉谕，事尚可行。”竟然意外地获得了批准。但是，行政院把这个批示交给卫生部审核时，竟然被搁置起来，没了下文。

    5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26次政治会议，行政院长谭延闿，联合胡汉民、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把成立国医馆作为提案，提交会议审议，顺利过关。因此，这个提案值得重视。

    提案说：“我国医术由轩岐至今，具有四千年的历史，迭代先哲苦心研究，兼各有其特别经验，笔之于书，以传后世，故我大中华民族代以繁衍，各遂其生，得免夭札之患。现在我国提倡西医，各省分设专门学校，又或派遣留学（生）分赴各国，所以希望西医精粹输入我国者至殷。第以我国地广民众，而西医人才骤难培养足用，又中西医互有短长，亦有中医治愈之病而西医束手者，故中医在今仍须并行提倡，以期收普遍疗效之功。惟历代著作颇繁，综计不下五千卷，其间学有心得堪为世资者固多，而附会穿凿无俾世用者亦复不少。兹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学术研究。---务祈统系秩然，便于实施，以昌明绝学，惠济民生。”

    民国时期的国医馆，于1930年10月开始筹备，1931年3月17日在南京头条巷国术馆竟武场宣告成立，300多人出席。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4月17日，以国府第813号文件，公布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国医馆坐落在南京长生祠，经费由国府76次国务会议批准，按照国术馆的比例，每月拨给国医馆5000元，但是按正常工作所需每月需要8000元，虽经交涉，到1931年8月仍没有着落。因此，设立了“筹募基金委员会”，初步定20万元的指标，每个委员至少认捐500元。各地分馆、支馆的经费也是自筹。

    国医馆的成立前后，余云岫发表《国医馆宣言匡谬》、《对于国医馆的我见》、《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等文，进行力所能及的干扰和阻挠，中医界则进行了相应的斗争。

    国医馆一方面整理中医学术，一方面在中医药管理、维护中医权益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聘请了施今墨、裘吉生、陆渊雷等中医名家为专任委员，意欲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一开始，学术整理按照蒋文方的“中国医药改进方案”划分的征集、实验、整理、革新四个阶段为基础，进行改进。蒋先生所说的征集、实验阶段，计划各用3-5年，整理用1-3年，革新期10-15年，分段进行，期有成效。学术整理委员会则将其方案缩减为三期，第一期的目标是“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计划用8个月；第二期为“统一病名草案”，计划用14个月；第三期则为“编辑中医教材与订正旧有专籍”，时间视情况而定。

    建国后，在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上，贺诚副部长，曾经指出：“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讨论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研究才对。”新中国的中医研究工作，已经有所重视，但是，这种研究也是为“中医科学化”服务的。

    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央文委遵照党中央领导的指示，提出“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其中措施之一是“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1954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

    中医研究院筹备的时候，先后接收了原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外科痔瘘小组、以及尚在筹备中的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

    同时，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的领导，积极物色人才，从全国各地调进一批著名中医和西医，作为研究院的基本骨干力量，其中有来自四川的蒲辅周、冉雪峰、杜自明、王朴诚、王文鼎、叶心清，湖南的郑守谦、徐季含，江苏的钱伯煊、葛云彬、金昭文、沈仲圭，浙江的韦文贵，陕西的黄竹斋，湖北的杨树千、黄坚白，江西的赵惕蒙，上海的唐亮臣、姚和清、时逸人、余无言、朱仁康等；另外，原接受单位还有名中医岳美中、赵锡武、朱颜、高风桐、李振三、于道济、陈慎吾、王易门、赵心波、郑毓琳、段馥亭，中药学家赵橘黄，医史学家陈邦贤、龙伯坚等，一时间国内中医药界之精粹云集于中医研究院。

    1955年，12月19日，隆重的建院典礼在北京市广安门内北线阁举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建院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党政领导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习仲勋等前往祝贺，有些领导讲了话。卫生部任命鲁之俊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党总支书记，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

    建院初期，中医研究院设有内、外、妇、儿、针灸、中药几个研究所和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西苑医院）设病床100张。附属医院主要为各研究所进行临床研究及配合教学服务。1963年3月中医研究院进行机构调整，把附属医院外科、针灸科的主要技术力量、医疗设备及90张床位的装备调往广安门医院；将广安门医院的内科，妇科，儿科的部分技术人员调来附属医院，同时把附属医院改名为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和内科研究所。

    在1955年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上，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代表中央领导讲话，他说：“中医研究院成立和中医研究班开学，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情。为什么要成立中医研究院？一句话答复就是：为了发扬我国医学遗产，继续为我国人民服务，以至于为世界人民服务。”张副部长开宗明义，把成立中医研究院的目的一语道破。

    成立中医学院优秀人才滚滚来

    创建中医学院，把中医教育纳入国家正规教育系列，也是中医界梦寐以求的理想，建国前中医界为此奋斗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取得有成效的结果。中医教育萎缩，不能吸引有志青年加盟中医队伍，中医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是一句空话。

    中医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于1913年颁布“大学规程”，把高等教育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工科、农科、医科七门，建立了现代教育的学术体系。

    医科里边，只有西医的内容，没有中医的课程。中医教育被排斥于现代教育体系之外，这就是“漏列中医教育案”。当时，主管教育的官员，不断撤换，虽然有极少数人像汪大燮那样主张取消中医教育，但是，内务部或者教育部的不少官员，并不主张取消中医教育。只是因为，现代医学教育，分科很细，而且科目很规范，不象中医学都是用一本书、一本书地做教材科目。因此，很多人借口中医教育需要现代形式，应当规范科目，所以“暂时未列”中医教育。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法规颁布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未曾想，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他于1913年12月29日，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

    中医争取教育权的第一次请愿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医界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时隔不久，在丁甘仁等中医学者的努力下，竟然获得成功。其斗争手段之高妙，今天看来仍然不能不令人击股叫绝。

    艰难之中开创的中医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受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

    根据邓铁涛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医史》的不完全统计，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停办的中医学校还有：

    创建于1917年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17年的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27年的天津国医函授学校；
    创建于1931年的福州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1年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
    创建于1931年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3年的仙游国医专科学校；
    创建于1934年的武进国医专科学校；
    创建于1934年的南京国医传习所；
    创建于1936年的宁波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6年的华南国医学院；

    此外还有很多中医教育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或前或后地关闭了。到解放初期还存在的中医教育机构，已经为数甚少了。

    1954年上半年，随着对卫生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的批判运动的展开，长沙易南坡，江西江云铁、姚荷生，上海洪贯之，南京时逸人等中医名流，先后分别致函卫生部，建议普设中医进修学校，改变中药剂型，编辑中医统一用书，重点试办中医学校等，并未奢望成立高等中医学院。

    1956年1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卫生事业12年规划。

    《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提出：要“以带徒弟的方式，在今后七年内培养新的中医48万名”。

    1956年3月卫生部给“总理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中医进修教育工作，从1955年起，全国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中，过去完全不教中医课或很少教中医课的现象已经改变，平均中医课已占百分之40至百分之60。目前准备着重研究解决中医进修校班中关于教学方针、教材、师资，以及关于学制、学员条件、教学方法等问题。”

    1956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社论，把带徒和中医学院招生两项措施，看成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社论说：“现在卫生部已经决定要努力培养新的中医，以壮大中医工作队伍。根据卫生部的规划，除了由中医学院和中医学校培养一部分中医以外，还要用中医带徒弟的方式来大量培养中医。因此，组织中医带徒弟就成为卫生部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把师带徒与学院教育相结合，的确是在当时条件下培养中医人才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缓解中医队伍锐减和后继无人问题，是一项有力的措施。

    1956年6月8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迎接中医学院的诞生”，记述了中医学院初创时期的情况。

    社论说：“几千年来，祖国医学除了依靠师传、祖传和个人自修等方式，一代一代传授下来以外，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类似学校的太医局等机构，到清朝末年，出现了中医学馆等具备学校雏形的机构，但采取办学校培养新的中医后备力量，还只是近数十年的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热心祖国医学教育的人，曾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广州、成都、太原等地，以私人力量举办过国医院校，培养了一些人才。但由于处处遭受反动统治的歧视与摧残，使这一有益于人民健康与幸福的正当事业，一直处于苟延残喘的局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同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由国家筹备成立四所中医学院，这是我国医学教育上的重大发展。”

    中医学院和中医带徒弟培养中医人才的方式不一样，中医学院是正规的专业学校。在师资、设备、学习内容、学生入学条件等方面，都要严格得多，它所培养出来的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现代科学水平的高级人才。“所以办中医学院是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省市卫生厅局选调当地有实学的中医老师，来担任中医课的教学。要随时整理、提供解放前那些热心办学的中医们，他们所取得的办学经验；现代医学基础课，暂时需就近的高等医药院校教师兼任；教学大纲及教材，需要中医研究院等单位来共同配合编订；开学当年的校址，也暂时需向其他单位借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目前迫切要求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的。

    1956年12月27日，卫生部给中央的《关于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从最近的情况看来，由于事先几乎完全缺乏准备，学校虽已开学，存在的问题却很多。以北京中医学院为例，教学方针、学校规模、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该校至今尚无一位相当于教授水平的专职教员，其他如干部、教材、设备、房设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教学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引起学校干部和学生的很大不满。这一问题应很快解决，否则将在学生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很大的损失。”

    著名中医专家路志正先生1952年来到卫生部工作，先在医政司，后在中医司，他经历和见证了许多别人难以遇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