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毛泽东定都北京内幕（纪念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60周年）
　
    随着革命形式的迅速发展，“定都”问题一直是毛泽东考虑的大事。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夕，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与王稼祥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情。毛毛泽东一直认为王稼祥是中共数得上的苏联问题专家。看到他们夫妇来了，毛泽东热情地欢迎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天我有件大事向你请教。”毛泽东接着说：“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得敌人的大城市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决就尽量和平解决．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对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情况做过一番调查，对城市的重要性有独特研究。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欣然表示赞同：“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决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作准备。”
    毛泽东此时正在考虑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于是将大手一挥，提出深一层次的问题：“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民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已实在太多了！”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80多岁的老秀才给杀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对和平解放北平抱有极大的信心：“如果全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地减少牺牲……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更好？历史上，历朝不是把京都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更好一些呢？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王稼祥对此也有所考虑。毛泽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征求自己的意见是他莫大的信任与荣幸，此时正好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来：“是不是定在北平？”王稼祥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笑着问：“噢，谈谈你的理由。”王稼祥以他丰富的学识侃侃而谈。他首先否定在蒋介石所在地的南京定都：“现在国民党的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凡建都在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了，从当前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坦然，而又言之有理，极感兴趣地点头表示赞许并又提出问题：“西安如何呢？"王稼祥说：“西安的不足是太偏西了。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适。”
    毛泽东又提到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曾经做过多朝都城的开封、洛阳都应在考虑之列。王稼祥从经济和交通角度发表意见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形势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及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毛泽东很欣赏王稼祥的学识和胆略，又兴致勃勃地问：“稼祥，你认为最合适的建都地点在哪里？”王稼祥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兴致更高，顿有江河一泻千里之势：“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之中国的重点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长而无战略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近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会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的首都应当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这么痛快淋漓的意见，觉得非常解渴，哈哈大笑：“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不过，北平现在还在傅作义之手哩。”王稼祥欢欣鼓舞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还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北平的。”
    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过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
    毛泽东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定都问题终于得到完美的解决经中共中央讨论．使定都问题终于得到完美的解决。在1949年3月5日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宣布：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
    1949年3月。大地复苏，万物更新。西柏坡，满山碧翠，杏花绽放。
    3月23日凌晨3时，紧张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才上床睡觉。临睡前，毛泽东嘱咐李银桥：“9点以前叫我起床”。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指示李银桥：“不要9时叫醒主席，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因此，到了10时许，李银桥才叫醒毛 泽 东。毛泽东不高兴了，批评李 银 桥：“为什么现在才叫醒我？！”当他得知是周 恩 来的吩咐后，便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刚吃完早饭，周恩来前来看他，问道毛泽东：“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道：“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好多了”。毛泽东接下去说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
    周恩来笑着说道：“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却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不当李自成”。
    据说，这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说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3月23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分乘11两小汽车、10两大卡车前往北平。当日天黑前到达唐县的淑闾村。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从淑闾村出发，约上午11时到达保定城，住在冀中区委所在地，吃过午饭后，约下午3时30分许，离开保定向涿州进发。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一行车队到达涿州城外时，由于没有接到首长的指示，两个哨兵硬是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卡在了城外，尽管毛 泽 东的卫士长阎长林如何解释，两个哨兵就是不肯放行。此时，毛泽东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表扬了两个哨兵：“你们做得对”。
    不一会儿，县委的同志赶到，两个哨兵这才给毛泽东等放行，住在42军军部。当晚，叶剑英和腾代远赶到42军军部，向毛 泽 东汇报进京准备工作。当汇报到准备进行隆重的入城欢迎仪式时，毛 泽 东摆了一下头，说：“不必了。声势太大了，动员的人多了，也太浪费了，况且我们党中央的住处暂还保密。”后决定，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同时进行检阅部队、接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25日凌晨2时，毛泽东一行在涿州换乘火车，上午到达北平的清华园车站。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和各界代表、民主人士见面后，入住香山。
    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井冈山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任务，实现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走完了从西柏坡到北平的“赶考”之路，踏上了新的征程。
    中央虽然在西柏坡居住了仅一年多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迎来了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